基本信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頁碼：235 頁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9787508613635
裝幀：平裝
開本：16
中文：中文
定價：38.00
內容簡介
2007年7月全面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愈演愈烈，最終變成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與任何危機一樣，這次危機也有先知先覺者，理察·布克斯塔伯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這《我們自己製造的魔鬼》於危機爆發前的三個月，即2007年4月出版。
《我們自己製造的魔鬼》中詳細回顧了美國歷史上的多次危機，包括1987年的金融危機和1998年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深入分析了現代金融市場，特別是金融創新工具的複雜性和緊耦合性，正是這兩個特點形成的機制導致了經濟中任何微小的意外事件，哪怕一點點計算錯誤，都有可能引發市場震盪。《我們自己製造的魔鬼》的分析並不完全訴諸於華爾街金融家們的貪婪和陰謀，而是揭示了整個金融監管體制和金融市場所固有的本質特徵，以及這些特徵如何讓華爾街的金融家們走上了一條引發金融動盪的不歸之路。
《我們自己製造的魔鬼》還細緻入微地展示了華爾街的業務細節和行為模式，為我們理清了危機發生的機制和原理。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基於傳統會計準則和透明度要求的監管模式增加了複雜性和緊耦合性，惡化了危機，作者建議採取開放原代碼式的監管模式，減弱複雜性和緊耦合性。
作者簡介
理察·布克斯塔伯(Richard Bookstaber)擁有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一直在學術界安身立命，1984年被說服加入不斷湧向金融界的學者潮，先後就職於摩根史坦利、所羅門兄弟、所羅門美邦、花旗集團、摩爾資本管理公司和齊夫兄弟投資公司，負責風險管理和投資組合管理。如果說華爾街是一個經濟發電站，那么布克斯塔伯絕對是其中的操控者之一。
媒體推薦
《我們自己製造的魔鬼》一書，以一個局內人的視角，深刻搗示了過去二十多年來華爾街歷次危機中不為外人知的微觀機制。作者從專業人士的角度分析了歷次金融危機的技術基礎，認為金融產品的複雜性和緊耦合性難逃其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出於救世之心，進一步對金融監管提出了忠告。他認為，從技術角度看，現有的監管框架會加劇複雜性，因而不僅於事無補，反而增大了危機的可能性。鑒於此，金融監管的改革方向是提高透明度，向投資者開放原代碼信息。在全球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的今天，閱讀此書，會給人恍然大悟的愉悅。
李揚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
股災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發生？風險管理為什麼在最應起作用的時刻失效？政府監管為什麼總是滯後？金融創新為什麼常常以災難告終？理察·布克斯塔伯以其在諸大投行及對沖基金負責風險管理的一線經歷賦予讀者窺視金融市場風險運作機制的前排座位。作者在書中一再強調：金融市場的風險水平超出我們的想像，因為最大的風險正是那些“不可測度”的風險。此書著於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全面展開之前，相信讀者會讚嘆作者的先知先覺。
姜緯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金融學教授
在過去25年中，理察·布克斯塔伯多次身處金融危機的旋渦中心。他對各類金融市場、其中發生的種種災難以及這些災難的始作俑者所做的生動回顧和睿智剖析就像一部引人入勝的小說，令人無法釋手。
伊曼紐爾·德曼
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工程中心教授、《寬客人生》作者
編輯推薦
我們努力改善金融市場設計，卻導致了市場崩潰
我們試圖提高金融市場效率。卻引入了市場的結構性風險
我們設法推行貌似公正的監管改革。卻使投資風險倍增我們採取諸多措施來滿足眾多的投資欲望。卻加劇了市場的複雜性
複雜性下潛伏著大災難！
危機爆發不可避免！華爾街的驚世預言。三個月後就變成了現實！
目錄
導言 市場風險的矛盾性 ／V
第1章 1987年的魔鬼們 ／1
第2章 城裡的新治安官 ／25
第3章 所羅門兄弟的興衰 ／41
第4章 所羅門兄弟，收而毀之 ／65
第5章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在槓桿循環中毀滅 ／83
第6章 金融巨頭 ／109
第7章 複雜性、緊耦合和正常事故 ／123
第8章 對沖基金的美麗新世界／141
第9章 蟑螂和對沖基金 ／181
第10章 對沖基金的存在主義 ／211
結語 創造是為了毀滅？ ／221
注釋／227
致謝 ／237
序言
市場風險的矛盾性
有人說，是我引發了20世紀晚期兩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機——1987年的美國股市大崩盤，以及11年後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IXCM)對沖基金大崩潰。其實，這一說法不完全正確，我只是與這兩次危機密切相關。如果說華爾街是一個經濟發電站，那么我絕對是其中的操控者之一。那個時候，我做了什麼，在整個市場環境中無關緊要，而我所引起的後果也絕對不是故意的，就好比你不會故意損失投資者成千上萬億的資金。這正是本書的核心——這種現象將會再次發生。如今，我們構建的這一金融市場是如此複雜，交易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於明顯是孤立的行為，甚至看似微小的事件都可能引發災難性的後果。
我遭遇這些金融災難的經歷，或多或少純屬偶然。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我默默地安身於學術界。之後不久，我所感興趣的領域——期權理論——成為華爾街的革命中心，華爾街變得傾心於“寬客”(即數量金融師)。寬客可以藉助數學模型和大規模計算機處理能力，開發金融產品和交易模型。1984年，我被說服加入不斷湧向金融界的學者大潮，前往紐約，滿足金融界對數量金融人才的需求。在華爾街，我最初也是主要研究金融產品。然而，隨著金融衍生品——一種有著無窮變體的金融構想的出現，我從數據資料中走出來，開始開發和交易這些被設計用來沖銷風險的新產品。之後，我先後在摩根史坦利和所羅門兄弟管理全公司的風險。1987年10月，在摩根史坦利，我參與了市場低迷期的恢復行動；1998年，在所羅門兄弟，我協助啟動對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危機管理。
我遭遇的首次危機，即1987年的股市大崩盤，造成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以下簡稱“道指”)下跌逾20％，它在一天內摧毀的市場價值超過整個世界經濟在過去兩年創造的價值總和。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對沖基金的崩潰，使外匯互換市場和信貸市場變得相當不穩定，而這兩個市場恰恰是世界金融體系的支柱。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些金融機構。雖然這些危機令人愕然，但我們認為，它們是不可避免的。畢竟，市場有風險，而且我們也是自擔風險進入這個市場的。讓我們聊以自慰的是，人們會把這些不可思議的損失歸咎於自然力量和不可避免的經濟不確定性。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更多時候，危機並非由突如其來的經濟衰退或自然災害造成。實際上，過去幾十年內發生的所有不幸都可以在金融市場本身的複雜結構中找到根源。
我們只要看看促成許多經濟崩潰事件的市場環境，便可略見一斑。1987年股市大崩盤前，幾乎很難看出市場有什麼異常之處。華盛頓那邊傳出少許負面評論，也出現了一些合併套利交易困難。合併套利交易就是交易員通過猜想未來公司合並事件進行市場投機的交易行為。此外還有什麼新鮮訊息呢？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的引爆點僅僅是非常遙遠的一起事件，即俄羅斯違約事件。我們可以將這些情況與市場對震撼全美的事件做出的反應進行比較。“9·11”事件後，股市關閉一周，重新開市時道指下跌了10％。這一跌幅相當大，然而三周后，道指就恢復到“9·11”之前的水平。我們還可以回想一下1963年甘迺迪總統遇刺事件或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雖然這些事件的影響深遠，而市場的反應卻只不過像是打了一聲嗝。
現代市場危機還面臨另一麻煩：持續惡化。20世紀出現的兩次最大規模的市場泡沫發生於過去20年。第一次是日本的股市泡沫，即1986—1990年早期，日經指數漲至股市泡沫破滅前的3倍，卻在接下來的9個月中被腰斬。第二次是美國的網際網路泡沫，納斯達克指數在一年多一點兒的時間內上漲了4倍，卻在此後一年內以同樣的速度下跌，最終暴跌近75％。 。
雪上加霜的是，同期還發生了3次重大的貨幣災難：1992年歐洲貨幣體系的貨幣危機，1994年席捲拉美的墨西哥比索危機，以及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橫掃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之後衝破亞洲區域給俄羅斯和巴西造成沉重打擊。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損失讓大部分市值蒸發，其規模相當於亞洲四小虎在此前10年繁榮增長時期積聚的財富總和。在此期間，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似乎經歷了同等劇變，但它卻在1998年冒著損失1000億美元的風險集中投資了一隻價值30億美元的對沖基金。儘管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了，但在之後發生的一些令人震驚的公司慘敗案例面前，它還是小巫見大巫，其中包括網際網路泡沫崩潰後的安然公司、世通公司以及泰科公司等案例。更有甚者，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2005年的可轉換債券崩潰了，阿馬蘭斯(Amaranth)基金在2006年9月遭受了60億美元損失。這還只是金錢的問題。
日益惡化的市場危機和金融不穩定性的一個奇異方面在於，這些事件並未反映出實體經濟的基本面。事實上，當資本市場的風險增加時，我們生活於其中的實體經濟卻在朝著相反的方向運行。近幾十年，在世界範圍內，風險逐漸減小，至少在實體經濟方面如此。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波動率穩步下降，年波動率只是50年前的一半。個人可支配收入也是如此。隨著經濟生產率和收入穩定性的提高，以及借款途徑多樣化、籌借金額規模化——想想你家住房權益的信貸額度——消費的年度波動率較之於20世紀中期下降了1／3。而且，雖然經濟衰退仍然會發生，但其影響在逐步減弱。在歐洲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其國內生產總值和消費在過去50年中日趨穩定。
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解釋經濟穩定性的提高。在美國，聯邦政府提供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障，大部分企業支持401K計畫，許多企業或公司還提供養老金。世界各國政府通過大量補貼穩定商品和農產品價格。隨著經驗的積累和研究的深入，以及不斷改善協調配合和實時獲取數據資料，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也得到了改善。
勞動力更加多樣化，其中，受僱於科技和服務這類非周期行業的人員比例比以往高出很多。經濟部門自身也更加多樣化。在20世紀早期，根本沒有科技、電信、傳媒或醫療保健部門。工業經濟完全圍繞少數高度集中、大規模的工業企業運行。煤礦工人或鋼鐵工人的一次罷工就會嚴重損害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即使到了20世紀70年代，工業化國家還如此依賴於能源，以至於一次石油危機就會造成全球經濟衰退。現在，高油價雖會讓民怨載道，卻幾乎沒有帶來實質性的痛苦。
同樣，社會進步和分工細化降低了風險，它們也理應為市場創造出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你和華爾街投資專業人士的投資回報之間的差距理應減少，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當然，誘人之處在於：更廣泛的投資者能夠更快獲取信息，對內幕交易和信息非公開披露施加了各種限制條件。交易成本是30年前的1／10。充足的流動性和金融產品的創新，使得在更多領域進行交易成為可能，這些產品包括各種各樣的互換、期權、天氣期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以及鮑伊債券(Bowie bonds)。有了這些改進，我們離完全市場的概念越來越近，所有的完全市場理應不會為一小群投資者和交易者提供任何獲取暴利的機會。
然而，那種情況看起來並未發生。市場仍然不穩定，並且各方得到的回報相當不均等。雖然經歷了40年的發展，實體經濟風險也下降了一半以上，但是在過去20年內，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平均年標準差較之50年前的水平高出許多。儘管外生的經濟風險顯著下降了，但金融市場的總風險還是增加了，對這個國家(指美國)而言，這是反映金融系統設計缺陷的關鍵症狀。風險理應降低，然而卻沒有。
其間，日益龐大的對沖基金繼續獲取大量的高額回報。在過去5年中，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從3000億美元增長6倍至超過2萬億美元。而且，這還不包括高盛或德意志銀行這類公司的交易室操作的準對沖基金資產。然而，這只是一場零和遊戲。所以，如果對沖基金能夠榨取非比尋常的高回報，那么，就一定有其他人付出相仿的金額作為代價。或許，你就是其中一員。
這並非我們料想的發展方式。在20世紀其他產品和服務的發展中，我們汲取了許多方面的教訓，從建築與橋樑的結構設計，到煉油廠或發電廠的運轉，再到汽車和飛機的安全設定。相反，金融市場在過去30年見證了結構設計的大幅改善，但結果卻導致更加頻繁而嚴重的崩潰。
儘管我們努力改善市場的設計，但市場崩潰的產生恰恰來源於此。我們試圖改善金融市場狀態，卻直接導致金融市場的結構性風險：風險的源頭正是我們通常認為的進步。我們有著眾多投資欲望，如快速交易的能力、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普遍且及時的市場信息以及大批期權等。為了使市場更符合我們的這些欲望，我們採取了許多措施，從而加大了市場活動的速度和金融衍生工具的複雜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發種種危機。複雜性下面潛伏著大災難。
在此，我的目的是為了解釋，為什麼我們似乎正確行事，卻總是事與願違。市場繼續開發著用於滿足投資者需求的新產品。監管部門必須尋求方法來確保這些進步帶來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及廣泛且同時的信息發布和價格透明度。然而，不知何故，這些改革使我們的投資更具風險。而且，諷刺的是，更多監管或許反而使風險成倍增長。看起來，市場中似乎存在一個未被制服的魔鬼，一個我們自己製造的魔鬼，它使我們所做的種種努力付諸東流。
將近10年前，我就市場危機的起源問題向金融數量研究學會做過一次演講。當時的與會人員中有一名經濟學家——彼得·伯恩斯坦，他鼓勵我根據此主題寫一本書，並為我提供了入門指導，還將我引薦給約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的編輯們。
從那時到本書完稿的路途之漫長遠遠超出我、威利父子公司或是我認識的所有人的預期。本書的進展斷斷續續，而編輯一直耐心地等待著書稿。本書在比爾·薩波里托編輯的指導下最終成稿。比爾是《時代周刊》的編輯，他協調處理我的那些瑣碎的學術小文、歷史探究小文和傳記文章，將其整理為連貫可讀的形式。我的妻子賈尼絲·霍羅威茨曾經擔任過《時代周刊》的記者，她在本書的整個寫作過程中給予我支持，並以她編輯的專業性審閱了終稿。
本書得益於那些豐富我的職業生涯的人們，而且，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以他們為主題。許多人都在書中提及，就不在此一一羅列。但是，我還是希望在此感謝那些將我引入這個令人興奮和具有挑戰的金融世界的人們，也要感謝我那些勤奮努力、正直誠實，並一起見證了市場的穩健、共渡市場危機的同事們。
文摘
那些突然湧向華爾街的寬客們的工作，就是探索收益率曲線上的相關性，並開發數學模型，用於從債券投資組合或債券交易操作中獲取高於那些思想僵化的投資者的投資回報。至20世紀80年代早期，大量其他公司都已經趕上數字運算的新浪潮。所羅門兄弟的馬蒂‘萊博維茨已經組建了一個高端的強大團隊，負責固定收益組合投資策略和收益率曲線交易。這個團隊為所羅門兄弟幾年後進軍自營固定收益證券交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摩根史坦利，普拉特想要利用固定收益研究跨越另一道障礙。身為歌劇狂熱愛好者的普拉特，想像自己是一位文人雅士，因此他不喜歡處理一大堆最基礎的債券這類瑣事。他對固定收益研究滿懷憧憬，希望將其從停滯不前的交易員手中解放出來，並推進它扮演具有聲望的投資銀行角色。普拉特曾屢次向我說明，這個想法要求在投資銀行內部創立一個投資銀行。他將開發出客戶願意花錢投資的產品。然後，作為對他們所獲得服務的補償，這些客戶將與摩根史坦利進行交易，而利潤明確歸於固定收益研究部，因此固定收益研究部將成為卓越的利潤中心。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普拉特聘請了哈佛畢業的、由物理學家轉行為保險精算師的吉姆·蒂利管理保險業務，聘請養老基金專家傑里米·戈爾德負責養老基金，以及奧爾登·托伍斯聯絡各銀行及儲蓄機構。他們每個人都領導各自的小團隊，致力於從事客戶諮詢業務和開發新業務。最初，普拉特在1984年將我引進他的部門，成為部門的分析骨幹，但一次偶然的機遇，他立即給我重新安排職位，讓我承擔利潤中心的任務。布萊克一肖爾斯公式
這個機遇來自一個名為“投資組合保險”的新型投資策略，這個新詞組不久為投資界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標誌性變化。人們之所以設計投資組合保險這種投資策略，是為了用其防止股票投資組合跌落至預設的最低價值以下。這種策略利用對沖方式進行運作，例如，做空標準普爾500期貨。如果投資組合的價值上升，並超過預設的最低值，那么，對沖將會被減少，從而使投資組合能夠獲得更多的市場收益。如果投資組合的價值下降，對沖將被增加，因此，如果投資組合的價值最終剛好跌落至最低值，它就能被完全對沖。通過這種方式，當有需要時，投資組合能夠得到對沖；而當投資組合價值和最低價值之間存有緩衝時，它又不會遭受市場風險。因為，對沖隨時間推進而增加或減少，這種對沖被稱為動態對沖。
投資組合保險的對沖方式，是以費希爾·布萊克、羅伯特·默頓和邁倫．肖爾斯的理論研究為基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