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原因
1社會資源分配不公，長期以來戶口，教育以及各種或明或暗的規章制度限定了人口的橫向縱向流動，造成一部分人接觸不到可以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
嚴格的中國計畫生育政策造成城鄉生育率的高度對比，城市居民平均子女只有農村的一半，在削減城市居民人口的同時，不可避免的造成城市居民子女在獲得教育，父母關心等層次上的優勢，更進一步加深了社會財富橫溝。
地理環境原因，某些地區如沿海城市，內陸資源型城市，對財富積累有優勢。
受封建官僚傳統影響，改革開放後官僚資本主義逐漸形成，在職官員掌握大量經濟權力極易形成私有灰色資本及嚴重的腐敗問題。
隱性世襲制，高幹子弟憑父母權力占據國家政商要職並掌握社會大部分資本動向或直接隨本人流入海外。
稅制因素，中國的稅收來源長期以工薪階層為主體，而高收入者則可以通過各種手段轉嫁或逃避稅收（與東漢末年相似）。
相關數據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一直屬於一個社會財富分配平均的社會，社會基尼係數長期在0.2左右。
此後各種財富分配指標長期攀升，到2006年，基尼係數已超過0.497。
在2009年6月份舉行的中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會議上，蔡繼明委員說：“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於美國。”2010年世界銀行公布的調查數據，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在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程度遠大於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09年年底超過日本。與此同時，中國貧富分化差距越發巨大，行業間收入差距或已達10倍，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496。顯然，這種貧富分化的現象會影響到和諧社會的建設，也容易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單純的經濟成長不一定意味著社會的成熟發展和有效進步。因此，中國古人就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制及其分配製度是衍生剝削、導致兩極分化的根源，分配公平、共同富裕集中體現了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為形成示範效應，提高效率，就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由於政策滯後，市場發育不全，中國由平均主義向貧富分化極劇傾斜。
國際上通常用基尼係數來衡量居民收入差異程度，其數值在0～1之間。數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國際通常標準，基尼係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於危險狀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在經濟成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係數越過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1978年中國大陸基尼係數為0.317，2006年則升至0.496。有的統計認為，中國大陸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5，遠遠超過國際警戒線水平。
解決方法
從建國開始，中國實行了有傾斜的區域政策。那就是農村支持城市，農業輔助工業。於是，農民種了糧食交給國家，國家把大部分的財政收入拿去支持工業的發展，因為工業更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創造更多的價值，加速國家的建設。因為那個年代裡中國缺錢。這種傾斜政策加速了城市的發展，卻也使農村更加滯後。現在，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城市富了，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政府也開始把政策向農村傾斜，減免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九年義務教育也免掉了書本費和學雜費。這對農民來講是實實在在看得到的利益。剛剛過去的十七大也提出了“人均GDP翻兩番”的目標，而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農村和農民。
現行的稅法並不是很盡如人意，例如遺產稅等等，還要加強立法和監管。而且所得稅的徵收應該對富人加重一些。而且還要帶動起中國的慈善事業，從稅收上給與政策，促進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加強對民眾監督方面的立法，建立健全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保險等等，這些在富人看來簡簡單單的事情，在低收入者來說就是一座座的大山。
理性來講，貧富差距的存在是合理而且是必需的。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是必然存在的，不可能搞平均主義。有差距的存在才會產生競爭，促進社會的發展。但問題是我們不能讓差距過大。把握好“度”的問題。然後就是怎么讓大部分的人致富的問題了。當然不能限制高收入階層的收入，這樣會限制社會的發展，只能是讓低收入階層加快收入提高的步伐。就是說，高收入階層在現有基礎上收入提高一倍，低收入階層要提高兩倍甚至三倍。這樣才能在縮小差距的同時維持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十七大提出要為人民民眾創造條件致富。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