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
天津塘沽爆炸事件現場由來
感動模式20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是市場化報紙興盛的階段。表現在災難報導上，多有與黨報迥異的地方。主要的做法是深挖災難背後的體制原因，以問題意識而不是宣傳意識重新組織災難的報導框架和認識結構。在市場化這種衝擊下，黨報通訊體的感動模式瀕臨崩潰。
在這個二十年，災難報導的問責模式取代感動模式，成為報導的主要模式，當然，也是理解政府的主要模式。市場化媒體將其鞏固為專業主義的報導方法，以此與黨報媒體抗衡。譴責與批評，成為這段時間的主流，感動模式龜縮，但是並沒有完全消失。
汶川地震，是感動模式與問責模式以最大規模交集的歷史時刻。這是感動模式起死回生、問責模式轉向衰落的標誌，兩種模式交錯、較量，埋下了許多伏筆。在宣傳指導方針上，用正確的輿論鼓舞人，可看做是用感動模式來引導輿論的關鍵功能。感動模式的緊迫性有了，需求有了，原理甚至是維護條件也都具備。隨著維穩體制深入發力，輿論陣地說再次被提上優先日程，市場化媒體同時遇上了經濟與政治雙重緊縮，問責模式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與專業主義的上層理念受到嚴重削弱，問責模式隨之式微。
反思
2015年8月12日晚11：20左右，天津港國際物流中心區域內瑞海公司所屬危險品倉庫發生爆炸。根據中國國家地震台網的記錄，滅火過程中共發生兩次爆炸，間隔約30秒。第二次震級更高，相當於21噸TNT。現場曾有蘑菇雲升起。
新浪專欄作者王石川在《天津爆炸事故沒到感動的時候》一文中提到：在這個沉痛而又沉重的節點，我們又看到了“災難無情，愛滿津城”，又聽到“大愛無疆、心繫一方”，又有人讚嘆“最帥的逆行，最美的人”，以及“滿滿的正能量，為天津人點讚，為塘沽祈福”。熟悉的煽情套路，廉價的感動“彩排”，又來了。每個人都有表達的自由和權力，這本無可厚非。我想說的是，當這種情緒演變成一種“公眾情緒”之後，它似乎就不再那么簡單，每個人都被裹挾在其中，發聲已經不再是個人行為，而成為某種存在感的象徵。而這，真的好么，真的有用么？
建議
8·12天津塘沽爆炸事件現在國人的困惑是，永遠不知道“下一波”熱點是什麼。今天的熱點、焦點到了明天就會過期，一波新聞出來之後，立刻就會有另一波信息洶湧而來。“如今，你還記得MH370嗎？還記得穹頂之下嗎？還記得東方之星沉船事故嗎？”在一波接一波的密集信息轟炸下，我們往往很難對一件事有持續的關注。然而對於公眾來說，過速消費信息會帶來更多的負面影響，人們對一件事剛有了探索的欲望，立馬會被新的訊息所淹沒。
王石川稱之為“新聞速食症”，媒體往往熱衷於追逐新的熱點，對以往的訊息則容易“健忘”，這種“喜新厭舊”背後透露的除了新聞專業主義的缺失外，更多的則是責任感的缺乏。而一個沒有責任感的民族，是可悲的。
2、多一些總結提高，少一些悲劇重演
天災難料，人禍可防。儘管這次爆炸事件的真實原因還在調查當中，是否“人禍”仍未可知，但我真的希望這是“最後一次”。
“中國式災難”有個基本套路：首先是領導高度重視、第一時間趕赴現場、作出重要批示——“新聞聯播”，然後是啟動應急預案、全力救治傷員、現場指揮調度、搜救基本結束——“感動中國”，最後是原因正在調查、工作有序進行——“焦點時刻”。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讓人遺憾的是，安全事故年年都報，卻還在一次次發生。追查、問責可不僅僅是媒體的責任，更是政府主管部門的責任，這責任與生命有關，重於泰山。如果不能在災害中總結提高，那么今天的悲劇還有可能在明天重演。我們或許沒有權利查明真相，但至少可以拒絕謠言；我們或許沒有辦法搶險救災，但至少可以防患未然；我們或許沒有精力參與調查，但至少可以呼籲持續報導……災難面前，我們能做的不多，除了廉價的感動，還可以有更多的實際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