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愛德華·賽義德（Edward·Said，1935-），美國當代重要的批評理論家,後殖民批評理論代表人物。生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早年曾在耶路撒冷和開羅就學，中學畢業後來到美國繼續深造，先後於1957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之後長期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現任哥倫比亞大學英文和比較文學大學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並擔任《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疆界2》等刊物的編委或顧問。哥倫比亞大學曾舉行關於他的專題研討會，並由《疆界2》(boundary2)雜誌出了專集，後又由杜克大學出版擴充後的精裝本；哈佛大學也將他的論文再度結集出版，作為對他一生從事文學和文化批評事業的總結；他被選為在學術界享有極高聲譽的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1999年度主席。他在自己的學術道路上所受到這些前輩大師的影響：維科、弗洛伊德、盧卡契、葛蘭西、阿多爾諾、法農、福柯、威廉斯等。年輕時曾醉心於現象學日內瓦學派的批評策略，後又介入圍繞《疆界2》的一批批評家們關於後現代主義問題的討論，最後終於在後殖民批評中樹起了自己的旗幟。
著作
《康拉德與自傳小說》（Joseph Conrad and 0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1966)
《開始：意圖與方法》（Beginnings:Intention and Method,1975)
《東方學：西方對於東方的觀念》(Orientalism: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1978)
《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of Palestine,1979)
《巴勒斯坦問題與美國語境》（The Palestine Questio and American Context，1979）
《報導伊斯蘭：媒體與專家如何決定我們看待世界其他地方》(CoueringIslam:How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of the World,1981)
《世界·文本·批評家》（The World,theText,and the Critic,1983)
《美國知識分子與中東政治：薩伊德訪談錄》（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Middle East Politics:An InterviewwithEdwardW·Said,1988)
《認同·權威·自由：君主與旅人》（Identity,Authoritya nd Freedom:The Potentate and theTraueller,1991)
《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
《流離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自決的奮鬥，1969--1994》（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Self-Determinatinon,1949-1994.1994)
《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1994）
《和平及其不滿：中東和平過程中的巴勒斯坦》（Peaceand Discontents:Essays on Palestine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1995)等。
成果及思想簡介
賽義德的理論則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的鋒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其明顯的理論基石就是“東方主義”(Orientalism)。按照賽義德的定義，“東方主義不只是由文化、學術或機構被動地反映出來的一個政治主題或研究領域；它也並非只是由一些關於東方的文本所組成的結構龐大而又擴散的結合體；也並非只是反映並表現了某些企圖制約‘東方’世界的‘西方’帝國主義的險惡陰謀……確實，我的確切論點是，東方主義是——但不只是表現了現代政治—知識(political-intellectual)文化的某個方面，而且它本身與其說與東方有關倒不如說與‘我們’的這個世界有關。”
顯然，按照賽義德的定義，“東方主義”至少包括這樣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指的是一種基於對“東方”(Orient)與“西方”(Occident)的本體論與認識論之差異的思維方式，在這方面，東西方在地理上分別居於地球的東西半球，在其他諸方面也處於長期的對立狀態，其原因不外乎雙方在政治上、經濟上、乃至語言文化上存在著難以彌合的巨大差異。第二層含義則指處於強勢地位的西方對處於弱勢地位的東方的長期以來的主宰、重構和話語權力壓迫的方式，西方與東方的關係往往表現為純粹的影響與被影響、制約與受制約、施與與接受的關係。
但賽義德同時又指出，東方主義可以在三個領域裡重合：長達四千年之久的歐亞文化關係史；自19世紀以來不斷培養造就東方語言文化專家的學科；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學者所形成的“東方”的“他者”的形象。由於習來已久的這種對東方的偏見，因而，在西方人眼中，東方人一方面有著“懶惰”、“愚昧”的習性，另一方面，東方本身又不無某種令人嚮往的“神秘”色彩。說到底，東方主義在本質上是西方試圖制約東方而製造的一種政治教義，它作為西方人對東方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認識體系，始終充當著歐美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支柱。
在賽義德看來，西方人所建構的“東方主義”也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有著多重含義和多重取向的，因此他歸納道：“曾經有過（現在依然有）語言學意義上的東方，有弗洛伊德主義的東方，斯本格勒主義的東方，達爾文主義的東方，種族主義的東方，等等。”
評價
賽義德的富有挑戰意味的專著《東方主義》確實為我們的跨學科學術研究開闢了一個嶄新的理論視野，即將研究 的觸角指向歷來被西方主流學術界所忽視、並且故意邊緣化了的一個領地：東方或第三世界，它在地理環境上與西方世界分別處於地球的兩個部分，但這個“東方”並非僅指涉其地理位置，同時它本身還具有著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內涵。作為東方人的後裔，賽義德無時無刻不緬懷歷史上曾有過的那個令人神往的強大的東方盛世，並為那一時代的一去不復返而感傷和惆悵；另一方面，作為一位在西方高等學府身居高位的大學教授，他又為自己有資格以一個“他者”的身份來研究與自己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東方”而不無某種優越感。出於對西方帝國主義霸權的痛恨和厭惡，賽義德首先將批判的觸角直指西方帝國，而與其相比較，東方則是一個與之相距甚遠的“他者”，只是當西方進入衰落之時東方才偶爾被用來反觀西方文化自身。因而，在這方面，賽義德的著作使西方主流學術界重新把目光轉向東方，這便是他的理論中的“反殖民主義”方面。
但賽義德的嘗試還具有強烈的“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解構”的作用，實際上是後現代主義之後的“非邊緣化”傾向的先聲。眾所周知，解構主義批評的一個重要策略就在於其從西方文化內部來衝擊並削弱“邏各斯中心主義”。作為當時的美國解構主義陣營的一位重要成員，賽義德與“耶魯學派”的不同之處恰在於，他利用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選取了一個新的批判視角：從“他者”（東方）的視角來批判習來已久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或者說從邊緣向中心運動，最後旨在消除所謂“中心”意識。應該說，這正是該書的積極意義所在。
我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對東西方的不平等關係的深刻洞悉和強烈批判，這也預示了他後來對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的抨擊。但解構主義的一個重要策略就在於其多元取向。
但是，正如不少東西方學者已經注意到的那樣，賽義德所批判和建構的“東方”和“東方主義”也不無其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具體體現在地理上、文化上和文學上，這也使我們第三世界學者和批評家有了可據以進行質疑和重新思考的理論基點。
首先，我們應當指出“東方主義”的地理學局限。這一方面受制於賽義德本人的出身背景和知識學力之局限。眾所周知，從地理上說來“東方”至少可以囊括幅員遼闊的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區，而在賽義德的書中，東方的地理學界線僅僅找到近東和中東的阿拉伯地區，而很少論及更為廣大的東南亞地區和諸如中國、印度和日本這樣一些重要的東方國家。這不能不說是該書的一大局限。其次，“東方”或“東方主義”也有著其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局限。就其意識形態和文化意義上而言，我們通常所說的“西方”觀念或“西方”文化實際上指的是基於西歐和北美諸國流行的資產階級價值準則之上的意識形態或文化觀念，而與此相悖的則被籠統地稱為“東方”的觀念。由於其地理環境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局限，賽義德的東方主義便毫無疑問地導致了他在比較文學研究方面的局限：他所討論和引證的文本大都是英語文學作品，而較少涉及非英語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學，這不僅是他本人研究的局限，同時也是整個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的歷史局限。
《東方主義》一書的出版，不僅奠定了賽義德本人的學術聲譽和地位，同時也標誌著他的後殖民理論體系建構的開始。之後，他雖然在其他場合曾對“東方主義”的內涵和外延作過一些補充和修正，但其理論核心並未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