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音
zhì shì rén rén出處
《論語·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解釋：
“志士仁人，沒有為乞求苟全生命而損害仁德的，只有犧牲自己的生命來實現仁道。”
示例
清 黃宗羲《吳山益然大師塔銘》：志士仁人，興亡之數，鴻纖億剎，常如視諸掌。 ★清·黃宗羲《吳山益然大師塔銘》漢 東方朔 《非有先生論》：“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喣喣，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
宋 陸游 《秋雨嘆》詩：“志士仁人萬行淚，孤臣孽子無窮憂。”
清 鄒容 《革命軍》第六章：“濫用名器，致貴賤貧富之格大相懸殊，既失保民之道，而又賦歛無度，此 法國 志士仁人所以不辭暴舉逆亂之名，而出於革命之原因也。”
袁鷹 《悲歡·飛》：“多少憂國憂民的 中華兒女，志士仁人，懷著滿腹豪情，都在嚮往、找尋和探索使國家民族騰飛的道路。”
涵義
孔子釋涵義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國家民族之所以能夠鼎立於世界，往往繫於少數志士仁人的奮鬥獻身。《韓詩外傳卷一》與《說苑·立節》：“荊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軾，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軾，今陳之修門者眾矣，夫子不為軾，何也？’
孔子曰：‘國亡而不知，不智也；智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眾，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軾也。’”
上述二書記載孔子師生的車隊路過陳國，看到進攻陳國的荊國軍隊驅使陳國的降民們修築在攻城戰中被摧毀的城牆，降民們向孔子行禮，但孔子不還禮，示意直接通過，子貢抓著韁繩問：“依照禮節，見到三個相識的人就要下車行禮，看到兩個人就手扶橫木欠身行禮，現在陳國修門的人那樣多了，老師您不向他們行禮，為什麼？”孔子說：“國家滅亡了卻不知道，是沒有智慧；智慧卻不不抗爭，是不忠誠；國家淪亡卻不死戰殉難，是沒有勇氣。修門的國人雖然多，不能夠有一個人為國家盡忠盡節，所以我不為他們行禮。”
約四十年代，一位軍人面對記者的採訪堅定地表示抗戰必勝的決心，當記者問及抗戰勝利後他打算做些什麼時，這位沒有留下姓名的普通軍人平靜地說，那時我已經死了，在這場戰爭中，軍人大概都要死的罷!這位在國難當頭之際穿上軍裝的普通國民不算是什麼“賢人”，他沒有任何的高談闊論與豪言壯語，但在平淡無奇的片言之間顯示為國犧牲的信念，這位無名軍人的品質遠勝於汪精衛之類身受正統教育卻在國難當頭之際腆顏無恥地向侵略者賣身投靠的某些“賢達聞人”們。
孟子釋涵義
孟子對於生命與仁義的分析是最為徹底的。他在《孟子·告子上》中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孟子說：“魚是我所喜愛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愛的；兩樣不可能同時得到，就捨棄魚而選擇熊掌。生存是我所喜愛的，義也是我所喜愛的；兩樣不能同時兼顧，就放棄生存而選擇義。生存是我所喜愛的，但所喜愛的有超過生存的，所以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憎惡的，但我所憎惡的有超過死亡的，所以有些禍患我不躲避。假使人們所喜愛的沒有什麼超過生存的了，那么凡是可以保命的手段，哪樣不採用呢？假使人們所憎惡的沒有什麼超過死亡的了，那么凡是可以躲避禍患的事，哪樣不去乾呢？按這么做就能生存，然而有人卻不去做，按這么做就能避開禍患，然而有人卻不乾，由此可見，所喜愛的有超過生存的，所憎惡的有超過死亡的。不僅僅是賢人有這樣的思想，人人都是有的，只是賢人能不喪失它罷了。……”
黑暗時代
1966年開始至1976年結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段漫長的政治高壓和精神恐怖的黑暗時代。具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雖然遭受無盡的摧殘，然而他們仍然守護自己天性中的正直品質，稟承先聖先賢之精神道統，絲毫沒有捨棄對於真理、良知、正義與社會公正的追求，儘管氣若遊絲，卻不絕如縷，仍然可以聽到林昭、顧準、遇羅克、張志新等思想志士穿透鐵幕的吶喊……他們面對殘暴邪惡而正氣凜然，懷抱死志，求仁得仁。披著革命外套的反革命勢力奪去他們如流光一瞬的年輕生命，但他們的生命光輝必將指引中華民族，他們的事跡也一定會照耀於中華民族之史冊。可謂“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太史公司馬遷作《報任少卿書》中說：“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文天祥《過零丁洋》中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固有一死，人活著要有意義，與其泯滅良知，蒙蔽羞惡是非之心而屈辱苟活，不如為正義為人民更為自己的良心而死，死得其所，問心無愧！
代表人物
蘇武、岳飛、文天祥、夏完淳等古代為國為民捨生取義的英雄人物一樣，近世為人民、為國家民族之解放而慷慨捐生的莫過於辛亥烈士林覺民（1887-1911）與台灣光復先驅羅福星(1884--1914)二君。1911年4月26日，廣州起義的前夜，林覺民寫下著名的《與妻書》，他在書中對已經懷孕的妻子說：“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 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為汝言之。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他對戰友鄭烈說：“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為救國唯一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斷絕家庭情愛耳。今試以餘論，家非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者耶，顧肯從容就死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木石有知，亦當為我墜淚，況人乎……故謂吾等死而同胞不醒者，吾絕不信也”，他還對其它戰友說：“吾輩此舉，事必敗，身必死，然吾輩身死之日距光復期必不遠矣。”次日戰鬥失敗後受傷被擒，在會審時侃侃而談，暢論世界大勢，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國家安強，則吾死瞑目矣。”參與會審的清朝總督張嗚岐與水師提督李準驚為天人，張氏說：“此人面貌如玉，心地光明如雪，也稱得上奇男子……這樣的人才留給革命黨，為虎添冀，這還了得！”遂判處林覺民死刑。
林覺民故居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楊橋路中段，故居內有一個非常優雅別致的小庭院。他出身於書香之家，他的妻子陳意映是清朝名臣陳若霖的後代。林覺民這樣的革命者不比那些逼上梁山的洪秀全、黃巢之類的無產者，憑著林覺民的家世與經濟條件，可以說是個真正的貴族，他與他的妻子感情深厚，在他赴義之前，妻子已經懷孕，他完全可以繼續過著自己舒適快樂的小日子，沒有必要象某些無產者那樣去為一口飯而戰鬥，但他沒有沉湎於自己的安樂舒適的小康生活，而是獻身於推翻暴政、拯救人民的革命鬥爭中去。因此這樣的革命精神，才是沒有夾雜私慾的真正純潔而徹底的高尚的革命精神。
羅福星烈士，別名東亞、中血、國權，1886年2月24日生於印尼雅加達，祖籍廣東省蕉嶺縣，客家人。1908年,在新加坡、巴達維亞等地任華僑學校校長。常往來於新加坡、河內、仰光等地,在華僑中宣傳革命主張, 為了台灣的光復不避艱險身入虎穴。自1912年開始先後籌劃了4次反日起義，最後失敗被捕。他在獄中慷慨陳詞：“為憂國憂民，斃而埋屍台灣，永為台民紀念…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古今英雄同此志氣”，並從容賦絕命詩：“海外煙氛突一島，吾民今日賦同仇，犧牲血肉尋常事，莫怕生平愛自由。” 1914年3月33日，羅福星從容就義，當時年僅29歲。在從容就義前，羅福星留下遺書：“余棄故山妻子，奔走東西，是為憂國愛民，斃而埋屍台灣，永為台灣紀念！” 顯示出視死如歸的英雄本色。他那憂國憂民、不畏強敵、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崇高品質，始終閃耀著光輝，為廣大台胞所懷念。
“仁德”包括孝、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道德精神品質，“仁”的信念激勵了無數仁人志士為國家民族而拋頭顱灑熱血，為社會公正挺身而出、見義勇為。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從此以後二千餘年的各階層中國人都熟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對詞組，並且歷代都不乏為著道義與信念而慷慨捐生的人物。如《五人墓碑記》中的五位出身民間的烈士，為著道義而傲然挺身承受奸宦的殺戮。
缺乏見義勇為之精神的社會一定是個道德冷漠的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夠鼎立於世界，在於這個國家與民族擁有敢於為公義而奮鬥獻身的英烈志士，而國家民族的存亡命運，也往往繫於少數志士仁人的捨命拼搏，以他們的精神感召同志共拯時艱。而他們的熱情與精神，也感召當時及後代的同志勇敢地承擔天下道義的責任而不畏犧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