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況
山西商幫、徽州商幫、陝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廣東商幫（廣府、客家、潮汕）、江右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潮商勢力最大，影響最遠的三大商幫。
十大商幫影響最遠的
晉商
晉商的興衰。我對晉商的感觀認識來自於張藝謀和鞏俐的電視《大紅燈籠高高掛》。電視裡的山西喬家大院，是一個原汁原味的明清富商城堡。它的背後，是深厚的晉商文化底蘊。透過喬家大院那古樸的院落、古樸的磚牆、古樸的陳設，氣勢恢宏的晉商發展史的畫面若隱若現地浮現出來……晉商俗稱“山西幫”，亦稱“西商”、“山賈”。在漫長的歷史中，晉商以山西富有的鹽、鐵、麥、棉、皮、毛、木材、旱菸等特產，進行長途販運，設號銷售，套換江南的絲、綢、茶、米，又轉銷西北、蒙、俄等地，其販運銷售活動遍及全國範圍，形成了成為能與南方徽幫相抗衡的最有經營實力的北方晉幫集團。晉商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晉唐時期；但真正崛起於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慶(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時期已發展到鼎盛。特別是到清朝中葉，山西商人逐步適應金融業匯兌業務的需要，由經營商業向金融業發展，鹹同(1851-1874)時期山西票號幾乎獨占全國的匯兌業務，成為執全國金融牛耳的強大商業金融資本集團。並形成山西“北號(票號)南莊(錢莊)”兩大晉商勁旅。那么，曾經輝煌的“晉商”為何最終走向了衰落？有史學專家分析了晉商的性質，我認為從他們的研究中可以推究出晉商衰落的一些枝蔓。“綜觀明清時代的晉商，具有三個明顯的特徵：一是封建政府把他們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協餉供應的工具；二是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係；三是利潤的封建化。”所謂山西商人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軍協餉供應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鹽商、洋銅商等。而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係，表現形式很多，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關於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封建化，我們知道，山西商人雖然富有，但其資本投向產業卻是個別現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並未出現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大趨勢，商業資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領域。總之，明清晉商資本的運轉方式，是與封建地主制經濟結構完全協調的，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一個環節，是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這一性質決定了“晉商”隨著封建制度在中國的消亡，其落後的封建的經營方式逐漸暴露出與時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種必然。徽商
徽商的始末。作為浙江人，對徽商有一種天生的親近感，這不但由於徽杭古道拉近了浙江人與徽商的距離。更由於紅頂商人胡雪岩的原因使徽商、浙商之間結下了不解之緣。徽商與晉商齊名，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團之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有發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漸趨衰落。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販運鹽、茶、山貨，經營文房四寶，走出一條日後教科書上才有的貿易路線：東進蘇杭無錫常，搶灘蕪湖商道，掌控長淮水運口，南達湘、蜀、雲、貴、川，往來京、晉、冀、魯、豫間，遠涉西北、東三省。最後，西進贛、湘，沿東南達閩、粵兩省，直至揚帆入海與日本進行貿易。此時的徽商達到鼎盛時期，“無徽不成商”開始叫遍天下。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儒”字。與一門心思做生意的晉商相比，追逐財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歸宿。因此，儘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卻做得三心二意。從乾隆到嘉慶十年的70年間，同樣在兩淮經營鹽業，徽商子弟有265人通過科舉入仕，而晉商僅區區22人。到19世紀末，當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經濟沒落時，正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登入中國之時。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很明顯，此時只有把大量資金投入實業，實現商業與產業的結合才能獲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卻做不到，他們已經沒有財力去投資產業了。潮商
潮商的淵源。“潮商”，是潮汕商幫與廣東商幫的共同稱號。古代潮商不如晉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後。大概在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私人海外貿易興起後，潮汕沿海居民開始大規模地投入海上商業冒險活動。到明中後期大批潮汕人以船為伴湧向海潮波濤之中。入清以來紅頭船便成為潮州商人的象徵；清代商人又稱紅頭船商人。潮商的輝煌時期，還是在近、現代。在近代，由於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晉商、徽商等因為固守傳統而日漸式微，而潮商卻伴隨著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於東南亞和香港、潮汕地區。這期間，潮商雖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度沉寂，但經過戰後若干年的苦鬥，又終於在上一世紀60-70年代崛起於香港及東南亞。湧現出李嘉誠、陳弼臣等一批世界級巨商。潮商為什麼能夠經得起歷史的考驗，自古至今地發展並在今天譜寫新的輝煌？事實上，近代潮商發揚了古代潮商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而在參與國際商業貿易的過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種開放的心態。在近代潮商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才是潮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中國商幫之興盛可上溯至明、清時期，當時商幫的活動範圍已擴及全大陸。而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階段，中國出現十大商幫，其中以晉商、徽商、潮商影響力最大。對照起五大新商幫，只有廣東商幫依然挺立。晉商崛起於明朝，清朝乾隆、嘉慶、道光年間達到顛峰。而晉商的事業版圖中以金融事業最為強大，清朝鹹豐、同治年間晉商幾乎占盡全大陸匯兌業務，所謂“北號南莊”指的就是由晉商控制的南北兩大票號、錢莊集團。徽商與晉商齊名，徽商的滲透力更幾乎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明清時期徽商控制長江、淮河水運要道，分布範圍更遍及廣東、福建、湖南、四川、雲貴、山東、河北、北京、東北，甚至遠征日本從事商貿活動。“無徽不成商”道盡了當時徽商勢力之旺盛。而潮商指的是廣東潮州商幫，潮商真正強大起來已經是近代、現代的事情了。潮商一向是以冒險性格強烈、肯吃苦耐勞著稱；潮商也積極向外拓展版圖，離鄉背井遠赴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打天下。也因為這種開放心態，使得廣東商幫在改革開放之後得以迅速發展。創富秘訣
晉商學而優則賈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歷史上，山西商人稱為晉幫。晉商是明清時國內最大的商幫，在商界活躍了500多年，足跡不僅遍及國內各地，還出現在歐洲、日本、東南亞和阿拉伯國家，完全可以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猶太商人相媲美。晉商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晉唐時期;但真正崛起於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慶、道光時期已發展到鼎盛。到清朝中葉，山西商人逐步適應金融業匯兌業務的需要，由經營商業向金融業發展，鹹同(1851-1874)時期山西票號幾乎獨占全國的匯兌業務，成為執全國金融牛耳的強大商業金融資本集團。並形成山西北號(票號)南莊(錢莊)兩大晉商勁旅。晉商規模如此之大，延綿時間如此之長，經商領域如此之廣，靠的是什麼?晉幫有自己的經商秘訣：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緣關係為紐帶，凝聚本幫商人的向心力;用傳統道德規範經商的行為;尋求政治上的靠山，庇護本幫的經商活動。另外一個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晉商家族的重要傳統之一學而優則賈。據說晉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讀書子弟去經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參加科舉考試，甚至出現過獲得功名後不做官而從商的進士。點評：晉商學而優則賈理念沒有多少文字記載，而是深深隱藏在晉商的心中，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正因為如此，使得晉商的文化程度相對於其他商幫是比較高，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是最先進的，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現代經營方式，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我們從晉商的成敗，品出了晉商的文化哲理，一個經商世家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這些晉商不僅是商人，也是有學識之人，言傳身教，治商有方，並在家族內形成重教之風。
徽商賈而好儒
徽商與晉商齊名，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無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徽州人都是經商能手，他們善於分析和判斷經濟形勢，在買賤賣貴的不等價交換中牟取厚利，大規模的長途商品販運是徽商致富的一個重要途徑，另外，囤積居奇、特權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貸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鄉，被譽為儒風獨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現賈而好儒的特點，他們的商業道德觀帶有濃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誠、信、義的道德說教作為其商業道德的根本，使他們在商界贏得了信譽，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發展，是他們經商成功的奧秘所在。點評：大凡稱之為儒商的人，理所當然是一個睿智的人。在他們身上，既充滿優秀傳統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時代發展相適應(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質。他們懂得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有駕馭市場變化的能力。他們集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於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經商第二的準則。商人的務實和精明，加之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使得他們處處體現著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總之，儒商是屬於有知識、有道德、有謀略、會賺錢的人。廣商內涵豐富
道光十年，英國議會對曾在中國作過商業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一次調查，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絕大多數在廣州進行貿易的人都一致聲稱，在廣州做生意幾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傳著這么一句話：太陽無時不普照粵人社會。粵商的輝煌時期，還是在近、現代。在近代，由於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晉商、徽商等因為固守傳統而日漸式微，而粵商卻伴隨著近代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廣東商人發跡於東南亞和香港、潮汕地區。二次大戰期間，廣東商人雖然曾一度沉寂，但經過戰後若干年的苦鬥，又終於在上一世紀70年代後崛起於中國南部、香港及東南亞。點評：近代粵商發揚了古代廣東商人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而在參與國際商業貿易的過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種開放的心態。在近代廣東商人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才是粵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福商亦盜亦商
福建商幫的興起，一開始就與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貢貿易和禁海政策針鋒相對。他們走私進行商業貿易，不能貿易時就進行搶劫，他們具有海盜和商人的雙重性格。內外勾結的貿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見的經商方式，他們廣泛聯絡沿海居民，建立了許多據點，利用據點收購出海貨物，囤積國外走私商品，以利銷售，他們不僅在海營商，還有許多也是陸地商，水陸兩棲，海上貿易也做，陸地貿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緊密地結合起來，努力經營，進行多種形式貿易，從而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一個很有影響的地方商幫。點評：隨著封建社會的消亡，福建商幫卻在海外南洋、台灣等地開闢出新的商業場地。福建商幫中的許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無畏地開拓海外市場，終於在福建幫這棵枯樹上開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幫的商業精神在海外華人和台灣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續。陝商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業界裡，山西與陝西商人為了對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鄰省之好，互相結合，人們通常把他們合稱為西商或是山陝商幫。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勢力很大，他們從經營鹽業中獲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們內部開始分化，陝西鹽商與山西鹽商分道揚鑣，最終陝西鹽商到了四川獨立發展，在康定一帶做“茶馬鹽”生意，民間稱為“蹚古道”，其規模越來越大，這也為陝西商幫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陝西商幫生財的行道較多，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江西商幫相似。陝西商幫是一個綜合性的商幫，他們對財富的追求與一般商幫相同：儘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陝西商幫以鹽商最為著名，經營布業、茶業和皮貨業也是陝西商幫盈利的重要途徑。點評：雖然貴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且民風習俗與山西商幫相近，但在外人看來陝西商幫見識短淺，在各個方面都無法與晉幫相比。而對於商業資本的使用上，陝西商人採取的是土財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資手工業，這與江南地區商人積極發展手工業的情況恰恰形成鮮明的對比。山東商幫全民經商
山東商幫是山東人，自然具有山東人的特點：直朴單純，豪爽誠實。正因為如此，與別的商幫相比，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顯得單純，直截了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概括起來，就是長途販賣和坐地經商的商業經營方式，講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規範的商業行為。同時，山東商幫裡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這也決定了山東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業資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雖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相對其他商幫來說實在是沒有什麼高明的地方，但他們的這些經驗和經營方式非常實在，生意做起來踏實。點評：山東人經商，是好的地區的人要經商，不好的地區的人也要經商。一個省份的人，經商的動機和條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國十大商幫的綜合縮影。這在中國是僅見的。寧波商幫後來居上
寧波商幫是中國商幫中的後起之秀。從它形成之時起，便顯露出它的見識不凡和卓爾不群。寧波商幫，是指寧波府的商人，以血緣姻親和地緣鄉誼為紐帶連線而成的商業集團。是一個盛行於國內和海外的商幫。寧波商人外出經商歷史悠久，但大規模經商，並且結成商幫則為時較晚。鴉片戰爭後，尤其是民國時期，寧波商幫中新一代商業資本家脫穎而出，把商業與金融業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使寧波商幫以新興的近代商人群體的姿態躋身於全國著名商幫之列。他們所經營的銀樓業、藥材業、成衣業、海味業以及保險業，也是名聞遐邇。點評：寧波商幫形成的時間較晚，但其發展勢頭卻非常之快。他們的活動區域不斷拓展，最終形成四出營生，商旅遍於天下的局面。寧波商幫不僅善於開拓活動地域，還善於因時制宜地開拓經營項目。他們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點，也非常實用：以傳統行業經營安身立命，以支柱行業經營為依託，新興行業經營為方向，而往往一家經營數業，互為補充，使自己的商業經營在全國商界中居於優勢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