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徐益藩從小接受良好的家教，沒有富家子弟的壞習氣，為人敦厚，天資很高。吳興朱午亭和崇德孫鏡岩兩位老秀才先後做過他的啟蒙老師，幫他夯實了深厚的古文功底。1929年，徐益藩15歲，其父徐受鹹病故。益藩沒有兄弟，只有徐敏、徐敬兩個妹妹，他成為一個豪富家庭的財產繼承者。徐益藩的家在崇德橫街與廟弄的轉角處（現崇福鎮橫街140號），這座號稱承志堂的老宅是益藩的祖父徐多紳從民國初年起足足化了十年時間陸續建造而成。
徐益藩國小畢業後，就讀杭州之江中學，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當時的中央大學擁有文、理、法、教育、農、工、醫7個學院34個系，益藩所在的中國文學系聚集著國內一流的國學大師級人物如黃侃、吳梅、胡翔冬等，益藩入學後就參加了學生文學社團潛社。潛社成立於1926年，先後活動11年，參加達70餘人，日後風雲中國詞壇的唐圭璋、王季思、程千帆、沈祖棻等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學者，當年都曾先後是潛社的骨幹社員。徐益藩與潛社社友、同班同學福建人梁璆建立了戀愛關係。
1937年底，日寇侵華戰火逼近南京，梁璆隨校西遷四川，1939年畢業後，擔任四川蜀光中學教師。徐益藩則因家累未西行，他帶著母親和兩個妹妹到上海租界租了住房安頓下來。益藩進入某私立大學繼續學習，畢業後在上海大夏中學、大光中學等校任教。
1941年，徐益藩與梁璆結為夫妻，在上海法租界陝西南路186弄15號租房安家，他給小家取了個挺別致的名字叫“珏巢”。珏者，兩塊美玉合在一起的意思。姑媽徐小淑賦詩道賀：“一角紅樓避俗氛，雙棲道韞與參軍。光陰蜜樣休輕度，打疊溫存慰細君。” 第二年，徐益藩喜得貴子，取名積竑（後改為宏）。此後八年間，家中又添徐班、徐福、徐琴三位千金。
1950年秋，徐益藩辭去上海南屏女中的教職，舉家遷往南京。經友人介紹，徐益藩供職南京圖書館任編輯。梁璆則先後執教於華東水利專科學校、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徐益藩患有肺病，身體狀況一直欠佳，到南京後感到身心疲憊，情緒變得有些消沉。1955年末，徐益藩去北京訪友，次年2月，不幸病逝於北京某招待所。梁璆因執教在身又拖帶著四個子女無法脫身，全權委託北京好友代辦喪事。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作為朋友主持為徐益藩料理了後事，骨灰存放於北京某公墓，後骨灰竟不知去向。
有關徐益藩的一些記載
徐益藩少年離家外出求學，長期生活在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其人其事故鄉人反而知之不詳。翻開《崇福鎮志》和《桐鄉縣誌》，沒有徐益藩的傳記資料；查看二十多年來陸續刊發的20多期《桐鄉文史資料》，收錄有數百個近現代桐鄉名人的簡歷，也沒有徐益藩的記載。筆者起初得到的關於徐益藩的信息幾乎都來自外地知名人士的記載。吳梅1936年曾為《潛社詞續刊》作序，序中寫道：“丙子之春，上庠諸生徐益藩等庚續潛社，余欣喜無量。既集若干次，匯而刊之，亦盍各言志也。”
陸維釗寫過一闋《滿江紅》，詞前有小序云：“瞿庵師病歿大姚，徐益藩、梁璆及諸同門遙祭海上，詞以誌哀。”
柳亞子1947年撰《懺慧詞人復葬孤山第二碑》，其中也提到徐益藩：“懺慧詞人既歿，……頃者詞人猶子益藩以箋來，乞撰復葬第二碑，書此貽之，並系以銘。”
馬敘倫的《石屋續瀋》兩次提到徐益藩：“陽湖趙惠甫先生烈文，餘外祖鄒蓉閣先生之友也。其《春雨巢日記》，蔚為大觀，惜不得盡讀，徐益藩摘錄一卷，宓逸群以示余。” “余父執吳伯滔先生擅繪事，頃從徐益藩見其於聚首扇上所繪，似任伯年、胡公壽而較雅。”
徐小淑1962年在《記懺慧詞人徐寄塵》一文中說：“益藩嗜古詩文，卒業中大後，從事著作，與柳先生、冒鶴亭、李拔可諸老訂忘年交，不幸1956年早逝。”
郭延禮教授在《徐自華詩文集·編例》中說：“（徐自華）一九〇九年之後的詩，主要據詩人侄徐益藩先生所提供的徐詩編年目錄。”
卞僧惠教授在《呂留良年譜·後記》中深情懷念尚未謀面的徐益藩：“留良籍崇德，與海鹽同屬嘉興府。乃從上海市私立合眾圖書館購得《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迨詢及該館所藏留良史料，主持人顧起潛先生廷龍見告：‘並無罕見之品，惟友人徐一帆君（崇德人），對此特有研究，茲為介紹通訊商量。’因得神交徐先生益藩。函札通問，至為融洽。方期握手盤恆，以快平生，不意魚雁沉沒，聲息闃然。至一九八〇年，再赴上海圖書館，得唔顧館長，始知一帆謝世已多年矣。不覺愴痛久之，幸於館藏中，每見一帆蹤影，一帆為不死矣。”
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程千帆教授在“文革”後寫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抗戰期間，瞿安老師流寓湘潭、桂林，我和祖棻則在長沙、重慶，一直和老師通信。老師當時的病況、生活和心情，來信都說得很清楚。可惜這些信在十年浩劫中被毀了，以致無從引證。但同門徐益藩、梁璆夫婦曾錄有副本，益藩先生雖歿，梁璆夫人還健在，希望她能將這些有關瞿安老師生平的材料公布出來，如果沒有遺失的話。”
《吳梅先生學術年表》記載：“1939年，56歲，應學生李一平之請至大姚縣李旗屯。復龍榆生、夏承燾、徐益藩、萬雲駿等人書，元月21日開始寫遺作，日書一二條，數日寫成。3月17日下午三時逝世。” （據查證，吳梅復徐益藩的信寫於3月7日。）
這些著名專家學者屢次提到徐益藩，有的還推崇備至，使筆者對這位故鄉前輩文人的身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曾登門請教對崇德鄉史頗有研究的鄒蔚文先生，鄒先生說：“益藩先生很有學問，只是他大部分時間生話在外地，故鄉人對他反而知之不多。”
筆者通過走訪或通信，設法找到了徐益藩的堂弟、表妹，找到了徐益藩當年在上海的朋友，找到了定居在江蘇連雲港的徐益藩的兒子，對徐益藩的身世生平和治學情況才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
徐益藩的學術論文和著作
徐益藩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學者，目前已經發現他的學術論文和著作主要有：1、《越絕考》。刊於1937年浙江圖書館《文瀾學報》第6期1—36頁，該文幾乎匯集了當時能見到的關於《越絕書》的所有書目及相關資料。《越絕書》，一名《越絕記》，東漢末會稽袁康所作，記吳越之事以續補《春秋》，而重點更在於越，故曰“越絕”。
2、《霜崖敘跋》。刊於1942年上海《戲曲》月刊第1卷第3輯5—38頁。吳梅（霜崖）題跋一類，散見各書，不自蒐集。任中敏（二北）嘗輯其曲跋為3卷（民國三十年中華書局新曲苑仿宋本），徐益藩進行補遺，又收錄吳梅各種序文54篇，輯成《霜崖敘跋》，補任輯本之缺。
3、《霜崖先生年譜》。吳梅弟子廬前編，徐益藩補。刊於1942年上海《戲曲》月刊第1卷第3輯54—68頁。
4、《崇德徐氏家譜》。民國三十年編，三十一年九月刊於上海。
5、《語溪徐氏三世遺詩》。民國三十年編，三十一年九月刊於上海。
6、《黃梨洲與呂晚村爭澹書堂書平議》。刊於1947年9月南京《中央圖書館館刊》第1卷第3號。
7、《孫先生〈亭林詩集〉校文後記小箋》。刊於1947年9月國立浙江大學《浙江學報》第1卷第1期31—39頁。
8、《〈亭林詩集〉原本提要》。刊於1947年10月浙江圖書館《圖書展望》復刊第5期16—21頁。本期為“孫仲容先生百歲紀念專輯”。
此外1937年春，徐益藩主持編輯《潛社詞續刊》，印刷了500冊，使吳梅大喜過望，大加讚賞。徐益藩還撰寫過《中山狼傳跋》、《天蓋樓詩集跋》、《呂晚村文集跋》等學術文章。
徐益藩對桐鄉文史的重要貢獻
第一、他編纂了《崇德徐氏家譜》和《語溪徐氏三世遺詩》，保存了不少近代崇德的文史信息。《崇德徐氏家譜》收羅宏富，有傳系表、有墓志銘、有傳記、有家訓、有回憶錄；《語溪徐氏三世遺詩》搜錄其高祖、曾祖、祖父三世八公遺詩201首。從中可以了解晚清及民國前期一些崇德文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可以窺見崇德文人與外地文人雅士的友好交往，可以看到民國時期朱紹濂、吳待秋、沈純常、呂在廷、楊圭章、孫鏡岩、吳肖桐等崇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活動的身影。《崇德徐氏家譜》和《語溪徐氏三世遺詩》的史料價值不可小覷，對崇德鄉土史而言，可補史之缺、證史之疑、詳史之略、續史之無。
第二、徐自華的詩詞得以保存和流布，徐益藩起到了關鍵作用。
徐自華於1935年逝世，所有詩稿由徐小淑保管。不久，日寇侵華，徐小淑收藏的其祖父的《琴言室集》、父親的《醉經閣集》、胞姐徐自華的詩稿和自己的《雙韻軒詩稿》全部毀於戰亂。徐自華早期的詩曾親手編定為《聽竹樓詩稿》，幸好益藩有抄本，故不致散失。益藩對徐自華後期的詩詞廣為蒐集，作了認真的編年，用荊川毛邊紙繕寫併線裝成五六冊。然後找到在上海聖約翰大學任教的南潯人周子美，因周子美編印過《南林叢刊》初集和續集，益藩請求周子美編《南林叢刊》第三集時把徐自華的詩詞收進去。周子美收下詩稿，覺得數量過多，就交給另一位南潯旅滬的青年學子王瑜孫選錄。王瑜孫遵囑選錄成《聽竹樓詩鈔》三卷，還寫了篇序，益藩看後十分滿意，讚不絕口，再去請南社耆宿吳眉孫釐訂。《南林叢刊》第三集因戰亂不及印行，但稿件周子美一直妥善保存著，居然還躲過了多年的戰亂和“文革”劫難。1981年，周子美把《聽竹樓詩稿》的抄本寄給了秋瑾研究專家山東大學郭延禮教授，請他為其傳布，言詞愷切，令郭教授深為感動。於是，郭教授多方搜求充實，編校出版了《徐自華詩文集》。徐自華的詩文得以傳世，全仗郭延禮、周子美鼎力而為，而究根探源，徐益藩先生功不可沒。
第三、他抄錄保存了徐小淑抗戰時期的不少詩詞稿，使之得以傳世。
徐小淑原是崇德晚村國小校長，日寇戰火燒到崇德前夕，徐小淑隻身離開崇德，經武康赴杭州料理秋社事務，然後去諸暨南鄉避難。1938年5月，她準備赴重慶投奔女兒林北麗，途中遭兵亂，改道溫州至上海避難，亂中右腕跌傷骨折，生活十分拮据，幸虧得到徐益藩的照顧和資助。當時，徐小淑偶有吟詠，隨作隨棄，徐益藩和其妹徐敏不忍散佚，收集抄錄，輯成《雙燹集》，藏於匣中。20多年後，從徐益藩的遺匣中發現的《雙燹集》輾轉寄到徐小淑手中，徐小淑面對舊稿，已有隔世之感，不勝哀感。如今我們能看到的《徐蘊華詩文集》就是以《雙燹集》之編年順序為主框架的。可惜徐益藩自己的《璞齋詞》和大量詩文稿大多散佚，未能存世。
第四、開展對鄉賢呂留良史料的研究，對呂學研究有一定的推進作用。
徐益藩是一個很看重民族氣節的人，他崇拜呂留良，崇拜顧亭林（炎武），他不僅寫過幾篇與顧亭林有關的學術文章， 1947年還在上海發起過公祭顧亭林的活動，並撰文寄贈相契至交，鈐有“行已有恥”篆文印章。
徐益藩曾利用節假日借讀南潯嘉業堂，開展對鄉賢呂留良史料的研究。1942年，他閱讀了多種版本的呂留良詩集後，為嘉業堂萬卷樓抄本《天蓋樓詩集》作跋，還計畫“他日決當薈諸本之善”，編定一本較完善的《呂留良詩集》，“以備吾鄉之文獻”。可惜限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夙願。不過，從已發現的資料看，徐益藩為呂留良的詩集、文集寫過跋，也寫過呂留良事跡研究的文章，他的朋友曾任上海圖書館館長的顧廷龍也稱他對留良史料“特有研究”；呂學研究專家卞僧惠也說過：“（經顧廷龍介紹）因得神交徐先生益藩，函札通問，至為融洽。”可見徐益藩對呂留良確實進行過一番研究，對呂學研究有一定的推進作用。可惜徐益藩英年早逝，使他的呂學研究未能深入進行下去。
（本文作者：沈惠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