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孤兒從軍
徐永昌徐永昌上將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生於山西省崞縣沿溝村的貧寒農家。母親趙氏，父親徐慶四十四歲獲此麟兒，心勁兒大增，決意攜家帶口出雁門關，到大同求生，到鼓樓西街糧店當了磨倌。此時永昌尚在襁褓中。全家三口的溫馨日子不到一年，趙氏就病死了。朋友給徐慶介紹了寡婦張氏，還帶來與前夫所生二女一子，大哥、二姐改姓徐，長女已嫁，曾乳哺永昌，有“姐姐媽媽”之稱。大哥吉昌長永昌十歲，彼此十分親熱。永昌七歲入塾，讀完四書，家遭變故，五經未讀遍就輟學了。二姐病死，大哥在城上做工，墜城身亡，大姐病死，繼母經不起打擊，在光緒二十六年夏天去世。本來病弱的父親不能正常出工，生活大成問題。秋天，父親買回幾袋山藥蛋，命永昌往屋裡搬，說：“這就是我們父子倆一冬的口糧啊！”不料到十月，父親也撒手歸天，他受刺激一度昏厥。鄰居幫他掩埋了父親，他揀了塊赭色石頭埋在父親墓前，作為標記。
這年慈禧扶植拳亂，招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西逃。毅軍總統（軍長）兼武衛左軍總統宋慶，率部護駕，十二月到大同。一個營底（營本部）駐曹叔店內。師爺（書記官）徐椿齡老先生是營口人，很愛喝茶。因士兵初到此地，貪著出玩，加之老先生年近五十，尚乏子嗣，呼茶喚水，往往無人應聲。永昌不忍，常為老先生提水泡茶。老先生喜其誠實勤謹，又憐他身服重孝，向店東打聽清他的身世後，就問永昌：“你願意跟我走嗎？”永昌回答：“願意。”於是在營部給他補了個名字，幼不成兵，也無力作夫，只是在徐師爺身邊執勤而已。永昌隨營底移陽高，到崞縣，過韓侯嶺，渡黃河茅津渡，走懷慶，經彰德、趙州、保定，宋慶部於鑾駕回京後，即駐通州。永昌一年多間，走三省數十州縣數千里。到通州後，他補了一名夫，照顧馬匹。常於夏天午休時到四野無人的溪邊將衣褲解下洗淨，在石板上晾乾。官長常示範說：“徐永昌是發一套服裝的夫，卻比你們發兩套服裝的兵整潔得多！”年底補為兵。20歲時，文案何毓淮，為他買了匹私馬，加入馬衛隊，到哈爾濱剿匪。他第一次參加作戰，所在部隊就將六七十人的一股土匪剿滅，擒獲十餘人。
軍中求學
三十四年，直隸提督馬玉昆奏準，開辦武衛左軍隨營學堂，錄取的160人中，以倒數第二名入學，發憤苦讀，“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修完普通科，又修步科，最喜歡戰術、代數、三角、歷史四課，考試每名列第一。因他在講堂上常向教習發問，有幾位教員誤以為有意為難，學校總辦因此在宣統三年畢業考試時，罰扣他若干學分，將他拉到第二名畢業，授副軍校（中尉），見習後正式派在武衛左軍左路前營左哨（連）作副哨長。九月初八，閻錫山在太原回響武昌起義，被推為山西都督。清廷命武衛左軍左路規復大同。永昌傾向革命，不願回家鄉打槍，請求上級當了新兵營哨長留在原駐地。
國民三軍
民國5年元旦袁世凱稱帝，春末，永昌與同學孫岳等，同謀倒袁，離京赴滬赴浙，袁死後，又返魯，為吳大洲籌組參謀廳，7月返校。崞縣續西峰辛亥革命中招募勇壯，直下大同，遭閻錫山疑忌，流亡京津，是北方始終不渝支持孫中山的志士。永昌本可應江西都督李純之請，分發赴贛，因與西峰深相結納，自願任陸軍訓練總監部編輯官。6年7月張勛復辟，赴保定遊說曹錕顧問孫岳；又約晉南李岐山赴天津與續西峰商對策。前陝西都督陸建章，讓他帶一萬元，遊說資助缺餉的通州張錫元旅進京討張勛。張旅占領朝陽門，被王士珍勸出。後段祺瑞馬廠誓師，曹錕回響，閻錫山派晉北鎮守使由京綏路出兵討張，張勛遁入荷蘭使館，鬧劇收場。自倒袁相交以來，徐永昌與孫岳已成莫逆，一直以兄弟相稱。6年12月，直督曹錕命孫岳在廊坊辦軍官教育團，孫任團長，孫又邀永昌任教育長，此後直軍下級軍官多由此征補，也成為後來國民三軍幹部的搖籃。孫中山見北方民黨同志勢孤，任於右任為陝西靖國軍總司令，與陝督陳樹藩對抗。為經營西北革命根據地，7年5月續西峰約永昌等5人赴粵謁中山，中山已轉日本。他們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貴州畢節、重慶，與唐繼堯會議，又與熊克武會於成都，策劃援助於右任。因滇黔川各系軍均無遠出心，與陝督軍戰鬥不利，數萬里遠行無功而返。9年直皖戰後，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參謀長。11年直奉戰爭中，永昌接替帶病的孫岳負責西路指揮，戰爭酷烈，雙方傷亡慘重，堅守住陣地。戰後，孫岳兼冀南鎮守使、右翼巡防統領，徐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團團長。
直奉戰後，張作霖暗地與孫中山、段祺瑞聯絡，組織三角聯盟，謀倒占領北京的曹錕、吳佩孚。續西峰等憑三寸不爛之舌，作通了馮玉祥、孫岳等人的工作。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親督東路往關外打，一直打到山海關。可是負責西路熱河的馮玉祥以修路名義行緩兵之計。10月23拂曉，馮軍入城。事前與守衛各城門的孫岳部第二團約好，互相以統一製作的內鑲白月標幟的黑旗為信，徑圍總統府，幽曹錕於延慶樓。馮自稱此次行動為“首都革命”，史稱此事為“北京政變”。永昌事前不贊成此舉，（認為曹吳政治雖然不好，尚有國家人民，可以促其整頓改善。還有縱兵糟害百姓的人，我們卻不問，反要先倒曹吳，這實在不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仍與孫岳保持一致的行動。事後孫岳部編為國民第三軍，擁有一個師、六個旅的兵力，徐永昌堅辭師長不就，出任第三軍第一混成旅旅長，駐防保定，負責平津沿線北段治安。1925年初，孫岳就任豫陝甘三省剿匪總司令，“入陝督陝，入甘治甘”，徐永昌兼任第三軍第一路總指揮，由保定開拔，經河南西進。是年8月，孫岳奉命兼任陝西省督辦，任徐永昌為第三軍第一師師長兼陝西警備司令，準備向甘肅進發。不料，段祺瑞又任命馮玉祥為甘肅督辦，第三軍在入甘不能，留陝不足自給的局面下，引兵東進，出河南，北上京津。1925年秋，國民第三軍入甘不能，轉而出潼關，到河南。這時，續西峰等正在策動河南人樊鍾秀進攻山西。續鼓動樊說，山西軍之軟弱，我知之甚稔，可謂靜如處女，動亦如處女，一聞槍聲便會逃跑。又說，祁（縣）、太（谷）、平（遙）之富，也是你想像不到的。民元閻錫山派人去借軍餉，祁縣渠家拆了一堵牆，就取出白銀五十萬兩。你如入晉，還愁軍餉無著嗎？樊鍾秀深受鼓舞，積極準備攻晉。續西峰則試圖拉攏甫至河南的孫岳部一起對付山西。
徐永昌身為山西人，不願桑梓塗炭，且對閻錫山的“模範省政”素有好感，又與晉軍將領周玳、孫楚等有舊好，亦極力阻撓攻晉軍事。在國民第二軍胡景翼防區鄭州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徐永昌發言說，山西一貫奉行“保境安民”，攻打山西師出無名，動則必敗。不如先打直隸，繼取山東，趕走奉軍後，再做計畫。之後，徐永昌率部北上。在石家莊，他見到原定協同樊鍾秀攻晉的弓富魁、胡德夫。徐永昌明確說，我前奉督辦（孫岳）命與岳（維竣，國民第二軍軍長）會議，決定合力攻奉，你們如何行動我不能管。弓、胡皆系山西人，亦不想與晉軍作戰。聽了徐永昌一席話，遂放棄攻晉計畫北上。這樣，續西峰精心策劃的攻晉之戰，最後只剩下樊鍾秀一支孤軍。徐永昌恐山西方面事先不知情，遭受突然襲擊，又在率部北上之前，遣人通過周玳向閻錫山通報了信息。閻錫山聞訊，迅速調兵遣將，由於樊鍾秀力量自先不足，山西方面又早有防備，攻到遼縣即被晉軍打敗，倉促之下由竣極關退出。
1926年春，國民軍在天津失利，第二軍潰散於豫西，第一軍撤至五原，馮玉祥下野出走蘇聯，徐永昌率領所部（第一師）及第三軍之願撤西北者退集包頭（其時孫岳因病休養，徐永昌受命代理第三軍軍長）。四五月間，苦無出路的國民軍第一軍準備以借道入綏為名從雁北攻入山西，徐永昌再一次明確表示不同意打山西。接著，國民第一軍六路攻晉，晉軍傾全力應戰。8月，國民軍不支，退出晉境；晉軍乘勝追擊，一鼓作氣打到歸綏。
1926年9月，馮玉祥從蘇聯歸來，召集舊部於五原，策劃重振旗鼓。同時，在對晉作戰問題上的超然做法，更加拉近了徐永昌與晉閻的距離，為擴大實力網羅人材計，閻錫山有意拉攏徐永昌。
徐永昌到太原後，閻錫山將此和盤托出，請求配合，徐永昌對山西的處境表示同情。雙方商定國民第三軍渡河進駐山西，閻錫山“自然用客軍入境推諉奉張”，並月助第三軍軍餉三萬元。1927年3月間，按照事先約定，徐永昌的第三軍步兵兩個師、騎兵一個師、炮兵一個團及一個獨立炮兵團，沿黃河西岸南下，由臨縣磧口渡河入晉，分駐汾陽一帶。後因張作霖壓迫閻錫山就副總司令職越來越緊，徐部又進一步東移到榆次一帶。於是，閻錫山更以客軍深入作為延宕張作霖壓迫的藉口。儘管國民第三軍只是以客軍的身份入晉，起先並沒有加入晉軍序列，但是一經踏上山西的土地，接受了閻錫山的津貼，也就在事實上成為晉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徐永昌本人則自當時起，即與閻錫山合作共事，為閻錫山出謀劃策，與趙戴文並稱為閻錫山的左右手。
晉綏主將
1927年6月6日，閻錫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易幟擁蔣。與此同時，軍事形勢發生變化——奉系張學良部在河南將吳佩孚的勢力擊潰，馮玉祥部由西安向潼關以外活動，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由湖北向河南推進，張學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閻錫山面臨兩難選擇，不得不對奉張虛與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發制人，主動出擊就成為必要的了。有鑒於此，徐永昌力主當機立斷，向奉軍出擊。9月29日，閻錫山發表討奉通電，晉軍（稱為“北方國民革命軍”）各部從指定位置向奉軍發起進攻，晉軍楊愛源部三師出獲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徑出平山，合為一路，向北攻擊。討奉軍事起初進展順利，不到一周時間，左路軍前鋒王靖國師輕取張家口、萬全，李生達師占領宣化；右路的國民第三軍與晉軍聯合部隊在掃除滹沱河敵方前進陣地後，分別進至行唐和東長壽之線，再經過一次突破攻擊，占領望都、定州。與此同時，馮玉祥所屬各部在隴海、津浦兩線也發起進攻，奉軍陷入兩線作戰的境地。10月10日，張作霖調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勢，集中優勢兵力於西線。晉軍深入敵後，腹背受敵，優勢變為劣勢，不得不全線後撤。這時閻錫山尚在東長壽前線指揮。
正當晉軍開始全線後撤之際，徐永昌因見楊效歐師後部正向西行，說是向曲陽龍泉關去，又知楊愛源、周玳、楊效歐等其時業已西去，急令參謀追截。閻錫山感佩徐永昌的軍事才能，特電約徐永昌到井陘晤，委之以東路指揮大權，第三軍仍以客軍待遇。徐永昌在推辭不掉的情況下，正式接受三晉軍符，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東路總指揮。
1928年1月4日，蔣介石於下野四個月後，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2月28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一北伐軍序列，準備繼續北伐。晉軍改編為第三集團軍，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國民革命軍東路軍改稱第三集團軍右翼軍，徐永昌續任該部指揮，主要作戰任務為出井陘，搶先攻占石家莊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漢路，切斷石南奉軍主力北歸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團軍逐漸北上在形勢下，三集團軍發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軍首先突破奉軍防線（二三月間奉軍發起的進攻持續了幾個回合，不能動搖晉軍陣地，雙方便呈對峙狀態），一擊之下，敵即退過滹沱河，再次進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進入保定，兵逼京畿。正當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國民第三軍的名義布告安民之際，突然接到孫岳在上海病逝的電報。同時接閻錫山命令，駐守保定。隨即，閻錫山北上亦到達保定。
1927年底，孫岳從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脫離第三軍（此前一直隨軍行動，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陽）。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線曾收到孫岳的親筆信，說：“閻公親自東出，弟將何以自處，似宜始終與之結合，否則孤立也。”對第三軍的出路預先做了交待。到了保定，孫岳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後，決定正式加入晉系。在徐永昌的主動要求下，北伐勝利後，所部國民第三軍正式加入晉軍序列，編為第三軍，徐永昌任軍長。
1928年7月，蔣馮閻李同到北京告祭孫中山，北伐戰爭結束。蔣介石鄭重其事地約永昌到一個飯店，徵求他對國家問題的意見：“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對整個國家問題，有何意見？”永昌說：“說起話來，總須關顧人心，江南常說的那套話，過河以後是應當加以糾正的，否則便會得到不良的影響。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為好。萬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應將軍事學校設在北方。閻先生與馮先生這兩大勢力，不分即合。分是國家實力的對消，合則國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決這二勢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萬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應將亦應將軍事學校設在北方。此有二點好處：其一，我們的外患在北方，訓練軍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為切實用：其二，蔣先生可藉此訓練學生，常來與閻馮在一起，感情融洽，國家力量可以團結。這是我對國家問題的意見。”蔣首肯者再。
自解兵權
徐永昌卻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動放棄獨立地位，率部歸屬閻錫山的晉系之後，又以“軍民分治”相號召，自釋兵權。1928年10月他被任命為綏遠省政府主席。他以為主席是一文職，就將所部第三軍進行整編，師、旅長全部換成閻放心的人，讓副軍長黃臚初持冊送請閻錫山接納。閻說：“綏省地方不靖，帶上兵去，較易施為。”永昌則說：“如不帶兵即無能為，那就帶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職，軍民分治，請自我始。”他決定以後，邀集全軍幹部當面宣布，反應是全體反對。
到綏後，每天策馬，走遍城外三五十里，探討民間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遼闊，民生慓悍，官民都無所憑依。比如東勝沒有城牆，縣長嫌不安全，住到離城數十里外的一家油坊內辦公。他就向閻請到三十萬元，修築城堡，武川縣城在他調任後告成。1929年9月調河北，首先遇到的是與各國公使接觸，來訪回拜，彼此宴請，忙碌了一個多月。
屯墾戍邊
1932年閻錫山復出，就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職。同年2月，以“裁減軍隊，從事生產”相號召，由綏遠省主席（1929年8月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傅作義繼任綏遠省主席）兼第七十三師師長傅作義、第七十師師長王靖國和第七十二師師長李生達三人倡議，由各該師各撥編一個屯墾隊（相當於一個連）。各帶原薪餉和應帶之槍械服裝，開赴後套屯墾。8月，大規模屯墾開始，大約有兩團另兩營的建制部隊，參加墾荒種地。“屯墾部隊之墾地面積，約為1200餘頃，均系能耕種之熟地，如連生荒地計算在內約有4000餘頃。”綏遠屯墾初見成效，無疑為解放後新疆、內蒙、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大規模邊疆屯墾建設和鞏固邊防提供了歷史的借鑑。
中原大戰
1929年初國軍編譴會議不夠公平，不歡而散。各方軍事摩擦不斷，各方人士雲集太原。極不情願地被閻錫山拉上了中原大戰的戰車。在勸阻不能奏效之餘，接受了指揮隴海線軍事的任務（徐永昌任總指揮，楊愛源副之）。當時劃歸徐永昌指揮的部隊計有：萬選才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作戰力量很靠不住），劉桂堂數千（作戰力量尚不及萬部），劉春榮近兩萬人（軍隊尚好，其本人不堅定），孫殿英近萬人（在亳州被圍，作戰力尤差），石友三四萬餘人（軍隊很好），劉茂恩萬餘人（較萬部為佳）；確實有把握、堪委重任的只有晉綏軍孫楚、楊效歐、關福安、楊耀芳、張會詔五個軍，趙承綬騎兵軍及幾個炮兵團，總計十五萬人。
在中原戰事未起之前，徐永昌對形勢作了一個總體分析，結論仍然是，如果張漢卿出兵相助則有可能勝，反之則必敗。基於上述認識，徐永昌抱定“受命而來，全師而歸”的主意。
折衝善後
中原大戰以反蔣聯軍失敗而告結束。戰後，蔣介石將黃河以北事
交張學良料理。1930年9月27日，河北省主席易人，徐永昌徑回太原，11月，閻錫山在蔣介石中央的逼迫下，準備出走暫避。閻錫山離晉前的兩三天，特召集晉軍所有軍長以上的主官會議，宣布徐永昌以晉綏警備總司令的名義，負責晉綏兩省治安。
還在中原大戰初敗，徐永昌從前線撤回之時，汪精衛、陳公博、謝持等都在太原，馮玉祥亦到山西，住在汾陽之峪道河。不久中央軍入陝，陝甘諸馬全變，楊虎城進迫西安，宋哲元部由西安撤出，準備渡河來晉。山西方面有人以客軍入境易生事端為由，主張阻其入境。徐永昌則說“絕不可；非但不可阻撓，並且要妥為接濟。因我們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戰，現在理應收容人家，俾其共存。”
閻錫山出走大連，受命主持晉綏兩省的徐永昌面臨著的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還是乘機延攬舊部另立門戶的考驗。
閻錫山走後不幾天，徐永昌即應張學良電邀，與商震赴天津，協商晉軍整編事宜。在他的力爭下，最後確定的晉軍序列是：步兵四個軍，即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軍，分別由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任軍長；基本部隊由原來的軍改為師而組成——商震第三十二軍由馮鵬翥、楊效歐兩軍組成，徐永昌第三十三軍由李服膺、楊澄源兩軍組成，楊愛源第三十四軍由楊耀芳、王靖國兩軍組成，傅作義第三十四軍由李生達軍及傅自兼之軍組成。另：正太護路軍，司令孫楚，下轄三旅。騎兵四個旅，司令趙承綬。炮兵十團，司令周玳。其餘原有番號的關福安、豐玉璽、張會詔、秦紹觀等部均併入上述四軍一獨立師之內。如此一來，事實上，晉軍原來的一軍若干團變成了一師若干團，縮編僅是換換關防而已。
與軍隊的整編相比，經濟問題更為棘手。徐永昌主政太原後，約三、四個月期間，維持晉綏局面非常困難，尤其是經濟。其先固然是兵多錢少，其後是隊伍不整編好，張學良不發餉，而入晉的龐炳勛、宋哲元、孫殿英等部糧秣雜費之支付，以及山西自己的隊伍、番號雖縮小，而餉額並未大減，該支付的除軍糧外，尚需一些副食及雜費等等，糧是實發，餉則因晉鈔跌價，無形中去了八成，而徐永昌就以財政整理處留存的三、四百萬元，一直維持到隊伍整編好，發餉為止，度過了最困苦的階段。
閻錫山傾向於與馮陳的約定，1931年春夏之間，一連幾次派人催促徐永昌出兵助石友三。徐永昌都堅持說，“不可這樣反覆。”最後，有張煦南銜閻錫山之命見到徐永昌後，千言萬語，歸為一言，仍然是要徐永昌支持石友三將奉張打出關去。徐永昌反駁道：“一個人或一個集團有無前途，在乎時勢與機會，亦在乎自己的作為，不能不擇手段，不計利害，強行亂做。我覺得現在我們一動，整個北方即將變成覆巢。第一張漢卿當然無能為力，馬上退出關外，或僅退過灤河，但我們還是十九年（指中原大戰時）之勢力，少了孫仿魯（連仲）、張維璽，加上韓復榘，即是說一旦張漢卿退走，我們的力量頂多追到灤河，此時晉軍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軒、孫殿英、龐更陳、韓復榘這些力量，遠不如我們十九年的力量。如謂尚有粵桂與孫仿魯等，其實十九年原有張（發奎）、桂（李宗仁）軍及孫仿魯，今僅添一陳伯南（因為孫仿魯與韓復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張學良。我敢斷言，張退灤東後，我們這批無識見的野心家，一定分贓不均，互相埋怨，縱與時間，不但毫無作為，或且自起事端，而張則必與中央聯合，一面分散我們的團結，一面向我們壓迫，彼時我們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這是在利害上說不可如此作。即僅就已與人家說好，兩下合作安定北方一點來說，亦不能不顧信義，無端反覆。至於閻先生出處，我自覺有機會便能出山，何可不顧成敗，亂動強出，壞大局而害自己。”這使閻錫山從此打消了助石友三之念的緣故。
也在1931年春夏之間，山西省主席商震因裁撤村政處、撤換縣長、並秘密與南京接洽，激起晉綏將領的一致反對。7月20日，石友三於河北順德（邢台）起兵反奉，華北將領無人附和。隨即，商震軍隊離晉助張（學良）。8月11日，徐永昌受命代理山西省主席。10月3日，被正式任命為山西省主席。在此期間的8月5日，閻錫山以探父疾為名由大連飛回山西大同。次日，徑返五台河邊村。閻錫山歸來事先並未通報，晉綏幹部在感覺突然之餘，自是興奮不已，全國上下則反響強烈，疑惑之中又不免擔憂，張學良尤為不安，力主閻錫山離晉，蔣介石政府在張學良的堅持下也明確表示，閻錫山非離開山西不可。徐永昌竭力為閻錫山擔保，閻錫山回晉後不幾日，張學良即電約徐永昌赴北平會議。8月24日，徐永昌抵平。
九一八事變爆發，張學良因丟失東北而成為眾矢之的，自顧不暇，閻錫山的去留問題遂不了了之。九一八事變後，徐永昌即進一步為閻錫山之復出而努力。這回問題的癥結在蔣介石中央，因此，徐永昌把著眼點放在了南京方面，仍然通過魏道明、鄭毓秀的關係，打通關節。
1931年10月3日，國民政府令：閻錫山免於通緝；1932年1月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推舉閻錫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年2月27日，閻錫山就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終於重掌晉綏軍政。徐永昌的省政，於閻錫山復出後大多延續進行，其省政總體設計的構思，更進一步演變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畫案，並進行了確有成效的實施。
參贊中樞
七七事變後，被任命為軍令部部長，與軍政部長何應欽、軍訓部長白崇禧、政治部長陳誠並稱為軍委會四大巨頭，他的日記詳細記載了8年中他參與的全部重大活動，如娘子關的丟失責任，汪精衛投日對國家無損，對汪個人大損。22次會戰的全過程（參見長衡會戰詞條的詳細記述）皖南事變爆發時蔣的驚訝，對方先覺投敵的認知。
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國，到東京灣上與美、英、蘇等9國代表簽字接受日本投降書。
1946年6月，徐永昌即因病引隱為陸軍大學校長，戰局不利時出山為何應欽內閣國防部長，後來又幫助閻錫山內閣協調戰事，1949年他還參與了傅作義北平起義後的苦肉計潛伏計畫。
1948年任國防部部長；7月，晉中戰役結束，解放軍在徐向前的率領下兵臨太原城下，7月22日，蔣介石親自飛臨太原部署保衛太原事宜，徐永昌隨同前往，這是蔣介石最後一次訪問太原，也是徐永昌最後一次回到山西。
1949年，率陸軍大學師生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至台灣後，曾任台灣當局總統府資政，其後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上將在台北市寓所內去世，終年七十二歲。9月26日台灣發布褒揚令，28日舉行公祭，蔣介石頒賜“愴懷良輔”挽額。
人物著作
主要成就
在日方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簽字完畢後。作為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簽字後，按照戰勝國的順序，第一個出場的是美國代表尼米茲上將，第二個出場的是中國代表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上將，第三個出場的是英國代表福拉塞上將，第四個出場的是蘇聯代表狄里夫揚柯中將。在同盟國四大戰勝國簽字之後，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等國高級將領依次簽字。
中國政府的代表是軍令部部長、陸軍上將徐永昌，他鄭重地在日本投降書籤下了自己的名字，並留下了一段擲地有聲受降感言：“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個在這裡有代表的國家，也可同樣回想過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人物紀念
徐永昌上將褒揚令：“總統府資政、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陸軍一級上將徐永昌，器識弘遠，志慮忠純，早裕戎韜，為國宣力。歷任師長、軍長、總指揮暨綏遠、河北、山西等省政府主席，治軍敷政，迭著勳勞，而於抗戰期間，膺任軍令部部長，運籌帷幄，動協機宜，不伐不矜，厥功尤偉，赤氛既作，亟赴時艱，戡亂建邦，方資匡贊，遽聞捐館，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從優議恤，用示政府篤念勛藎之至意。此令。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院長陳誠。”
徐永昌故居
徐永昌故居位於太原市精營東邊街12號，門口那塊落款為“太原市人民政府”的“歷史民居”牌匾。是一座典型的民國時期傳統四合院，現存的建築占地面積2420平方米，建築面積375平方米，房屋24間，方亭2座，院西還保存有28米的長廊。建國後，徐永昌故居成為太原市民主黨派的辦公場所，今天依然掛著“中國民主同盟太原市委員會”的牌子，因為長期被機關占用，這座老宅院也一直得到維護和修繕，宅院的外觀整潔如新，庭院內灌木蔥鬱，只是與昔日的景象已有不少的差別，院東的花園早已不存，已經難以尋覓到徐永昌曾經的痕跡和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