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61年也被人稱為“散文年”，當時正處於當代文學史上散文的第二次復興。文學界進行“調整”，其中心是改善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在題材風格上提倡有限度的多樣化。此時散文的重要性也被重視，其中有老舍的《散文重要》（1月28日）和李健吾的《竹簡精神》（1月30日）等。
這個說法表達了當時一種相當盛行的文藝思想：作品的主題必須集中而明確。它體現了當時封閉而單一化的思想氛圍，所呈現的是散文審美的單一化和定型化，它對上世紀60年代散文創作狀況是一個很好的概括，如當時的散文作家楊朔的散文就有這種特點。因為這個概括說起來很方便，也確實代表了散文的一種類型，所以從此便成了概括散文特點的定義式的話語。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中學教材中，經常選用的散文有：楊朔的《荔枝蜜》、袁鷹的《井岡翠竹》、高爾基的《海燕》、朱自清的《春》和《綠》等。
相關爭議
1985年前後著名作家賈平凹首先在《文藝報》上發表文章對“形散神不散”提出批評，1986年下半年，《散文世界》也對這個觀點提出質疑，林非在1987年第3期《文學評論》上發表論文《散文創作的昨日和明日旗幟鮮明地對“形散神不散”提出尖銳的批評，在文藝評論界引起震動。》他們認為“如果只鼓勵這一種寫法，而反對主題分散或蘊含的另外寫法，意味著用單一化來排斥和窒息豐富多彩的藝術追求，這種封閉的藝術思維方式是缺乏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所致。主旨的表達應該千變萬化，有時候似乎是缺主題的很隱晦的篇章，對人們也許會產生極大或極深的思想上的啟迪，這往往是那種狹隘的藝術趣味所無法達到的。”
1988年1-2期《河北學刊》發表了四篇關於“形散神不散”的爭鳴文章，當時的《文匯報》對此作了報導，不久文學評論界即形成共識。至此，多年來曾被人們深信不疑的關於散文特點“形散神不散”的概括，終於被趕出文壇。（參見《散文“形散神不散”辨析》溫欣榮《語文教學通訊》2008年4B）
《美文》2005年6月號上發表了蕭雲儒的《“形散神不散”的當時、當下和未來》。寫道：“44年前的5月，我是大三的學生，斗膽投稿《人民日報》副刊“筆談散文”專欄，寫了那篇500字短文《形散神不散》，接著別人的意思說了幾句即興的話。在名家林立、百鳥啁啾的散文界，這幾句話是連“灰姑娘”和“醜小鴨”也夠不上的，不過就是一隻跳蚤吧，不想漸漸在文壇、課堂和社會上流布開來。”相信這也是作者在文章的開頭附上《跳蚤之歌》（俄羅斯經典作曲家莫索爾斯基，曾經給德國大詩人哥德的一首叫《跳蚤之歌》的詩譜過曲，後來成為流傳各國的世界名曲。《跳蚤之歌》意思和《皇帝的新衣》有些相近，說的是國王寵養了一隻跳蚤，讓裁縫給它做了一件大龍袍，封了宰相，掛了勳章，很得意了一陣子，最後被人捏死了。）的原因。並聲明其本意主要是針對‘形散’一類的散文來說的，提醒一下作者，形散可以，但神不能‘散’。
爭論起因
“形散神不散”在上世紀80年代引發爭議是必然的。
首先，80年代初社會思想解放和文藝思想解放的必然，是散文觀和散文寫作實踐在新的春天萌動、甦醒、要求自由空間的必然。任何一種解放，有一個前提要求，便是明確要掙脫的束縛是什麼，“形散神不散”便歷史地成為了那個時代散文寫作要掙脫的一個詞語。但為什麼它會成為60年代束縛散文寫作的標誌詞語呢？
一、因為它的確沒有跳出特定時代左的和形上學文藝思想的陰影。比如，開始我把“神不散”，形上學地理解為“中心明確，緊湊集中”，從舉的幾個魯迅的例子也能看出我對散文形、神理解的膚淺和簡單。這都有著那個時代的烙印。
二、因為它表述的明快和傳播的廣泛，使它事實上成為那個時代關於散文寫作極具代表性、因而可以作為靶子的一句話。當然又正因為它只是一句話、一篇幾百字短文，作為科學論斷遠不充分，先天地為批判留下了空間，留下了便捷。
三、因為那個很強調社會功利、政治功利的時代給它增加了一些負面的附加值，賦予它一些原文沒有的內涵，而這些內涵正是改革開放後散文寫作要衝破的一些東西。比如原文主張“散文貴散”誤傳為主張散文不能散，又將“神就是主題”強加於那篇短文。而原文強調“神不能散”又誤傳為要為政治服務，要直奔主題、圖解政治、配合中心，等等。
四、因為這個說法在當時已經客觀地和一些當局提倡的、成為當時樣板的散文作家群體，如楊朔、劉白羽們聯在了一起，成為一種理論和創作互相印證的散文現象。楊朔那種特定的創作現象補充了、也又一次朝左的方位上引申了這個簡單的論斷。
政治一類的因素使得“形散而神不散”的理論走到了散文批評、創作領域“塔尖”的位置，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確恰切的總結出了一類散文的文脈特徵。這種散文（《荔枝蜜》之類，楊朔、劉白羽之作）結構嚴整，語言規範，至今仍有相當的擁護者。在當今散文寫作的個性化和多樣化的大潮中，“形散神不散”不可能概括散文的豐富性，但它確實代表了一種類型散文的特點，“形散神不散”的主張歸納了當時散文創作的審美風貌和品格，在那個特定的社會歷史時代有其合乎規律的一面。
近年來雖不斷質疑排拒此種說法，但時至今日，沿襲這一傳統寫法的散文仍然長久不衰。當年具有“形散神不散”特點的散文至今也還有讀者，甚至有的還一版再版。有人一提到十七年文學便咬牙切齒，然而我們忘卻了的是“十七年文學”所代表的也是一種成熟的文學體式，只不過是特殊的“強人政治”時代使其“被”無限的放大，以至於遮蔽了文學的多樣性。以早期的“革命樣板戲”為例，《蘆盪火種》《紅燈記》、《杜鵑山》便是製作精良，可堪“經典”之稱謂。此外，“形”、“神”的外延和內涵是不斷變化的，而且每個人對它的理解也是不盡相同，頗類似於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形散”與林非的“散文有嚴謹的結構”並非矛盾，“神聚”與“缺乏主題很隱晦的文章也許會產生極大的或極深的思想上的啟迪”也絕非難能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