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紅紙對聯，丁酉新春書
對聯：靜與霞相近，閒將鶴最親。齋名怡和堂，出生於1954年8月。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新聞出版委員會委員、上海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書畫出版社編審、編輯室主任、《書與畫》雜誌執行主編、上海吳昌碩藝術研究會副會長、上海書畫院畫師。上海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2018年11月11日，上海市書法家協會第七次會員代表大會，張偉生當選為副主席。
主要作品
撰寫出版了《臨帖指南》、《顏真卿多寶塔碑臨習》、《宋元書法》、《上海百年文化史·書法卷》、《書法名家經典十講》、《百聯欣賞》、《楷書道德經》等，合著有《生活小百科叢書（書法）》、《篆書藝術》、《梅蘭竹菊詩書畫攬賞》，合譯有《中國書法》等專著。
獲獎記錄
1991年論文《試論郭沫若書法藝術》榮獲第二屆中國書協理論研討會二等獎；
1993年榮獲上海“謝稚柳書法藝術獎”提名。
人物評價
文人自古分南北。或如“楊柳岸曉風殘月”，或是“關西漢鐵板銅琶”，不能判孰優孰劣，只能說風味各有不同。像張偉生這樣的文人書家，毫無疑問，就應算南派文人的典型。
每每論起南北文人的風格，我總會想起魯迅先生有一篇《北人與南人》的妙文，他說：“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緊接著，先生又借用顧炎武的一句話說南北文人的狀態，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則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我覺得這“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八個字概括得非常有意思，它將南方文人的澹然隨意、閒雅曠達、自由散漫、機智狡獪的性格特點，通過另一種假象描繪出來。雖說是批評，但我卻從中讀出了一絲讚許。
祖籍蘇州生長於上海的書法家張偉生，可以說就是十足的南方文人。與之相識二十多年來，他的低調謙和、從容儒雅一直為圈內人所稱道。近些年來，我們時常也有一些聚會，譬如在參加市書協的一些活動中，或是圈內好友如陸康先生的召集等，但文人相聚，無非也就是東拉西扯，閒談為主，而所謂的一本正經地談藝論道，還真不多。因此，雖不至於“群居終日”，而所謂的“言不及義”，倒也屬實。在閒聊中的張偉生，通常只是微笑傾聽，就我所見，他似乎從不發豪言壯語，不論是餐前還是酒後；偶爾當然也娓娓而談，但也從不會獨占話頭。而當有的朋友豪情四溢、滔滔不絕時，他或許會一旁冷不防地給你一句，恰如其分，幽默開懷。我想，有的文人就是這樣，也許整天都沒有一句正經的，但偶爾有一句“及義”了，恰恰就點中了你的要害。
滬上一大批活躍知名的書畫家，老一輩的暫且不論，如果僅從“文革”後開始“論資排輩”的話，周慧珺、韓天衡等應是第一代，而像張偉生這樣的就算是第二代了。這第二代書家，如今都應是“奔六”的年華，若要放在民國以前，都應屬“老翁”級的書法家了，但就今天來說，這年齡段正是書藝的成熟期，創作的黃金期。所以說“奔六”年華，基本也就等於是藝術家的“花樣年華”，這一時期創作的作品，往往會有前所未有的體悟與老到，也會有後所不及的自然與暢達。應該說，張偉生在這一輩的書家中也是一位佼佼者了。他的書法，氣格清新，章法雅逸，楷書從晉唐入手，筆致緊密，氣韻生動，骨豐肉勻如綿里裹鐵；而其隸書則主要學石門頌，線條生拙，朴茂蒼靄，在書寫節奏上從容不迫，平淡中見生氣。當然，最為強項的，還是他的行草書，其行草雖脫胎於二王，但於宋元明清的一些文人尺牘中，也汲取相當的養分，從而形成他恬淡靜穆、溫文爾雅一路的個人面目。面對行草書的創作，無論是八尺中堂還是盈幅扇面，或是對聯、手卷等，他都能瀟灑落筆，輕鬆駕馭。或輕圓流潤、姿榮秀出；或跳躍奔騰、自然超逸。然而，偉生書法即便是酒酣耳熱的任意揮灑，總也有他雅逸一路的書卷氣在，即所謂“書如其人”也。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們是看不到那種奪人眼球的筆墨和誇張變形的線條，因為一件藝術作品，如果僅僅以刻意的外在表現為首要目的，那一定會趨於單薄而膚淺。對此張偉生不以為然，他講究的藝術是作者心靈本色的自然流露，是心手合契的產物，是作者文化修養和才藝審美的綜合體現。因此他所崇尚的肯定不是作品外在的招式，而是作品整體的氣度，書法內在的厚度以及外在所看不見的深度。
眼下許多書法家，在筆墨的創作上往往當仁不讓、一騎絕塵，而在書學理論的學習上卻漠不關心、不聞不問，此實乃治藝之大忌。莫不知書畫之道，若沒有學問書卷的底氣，創作上哪怕再怎樣的“一騎絕塵”，終歸還是走不遠。長期身處書畫出版工作的張偉生深諳箇中道理，所以，在書畫創作的同時，他始終致力於傳統文化的研習，並不斷地埋首著述，幾年來，他撰寫出版了《宋元書法》、《上海百年文化史·書法卷》、《筆有千鈞任翕張》等多種書學理論著作，尤其是對宋元明以來滬瀆一帶的的書法人物及書法發展史，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探究考察，爬梳整理，寫下了數十篇專題論文，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理論空白。說起探究書學理論的興趣，張偉生常常回憶起當年和業師韓天衡先生的一段故事：那時韓先生為了編撰《歷代中國篆刻論文選》而暫住杭州西泠印社，而偉生每到雙休日一早，便獨自乘著火車趕到西泠印社，陪著老師或查閱資料或抄寫卡片，閒時聊聊天，而星期天的晚上，再乘火車返回，因第二天還要上班。如此堅持了多時，既培養了自己注重理論學習的觀念，也從老師的身上，學到了一套平時難以學得的治學經驗。
張偉生在一篇《治藝斷想》的文中，將書法藝術分為兩個層面：第一是基礎學習乃至筆墨技法；第二則是自我風格的創作和完善。他寫道：“如果說前者還只是囿於字內功夫的話，那么後者則是致力於字外功夫，它要靠藝術家的觀念、性情、胸次和功力等去化古為今、化人為己。這是一個何等漫長而艱苦的過程！”誠然，這過程雖是漫長而艱苦，但我想，相對於偉生這樣長期注重書學理論和書卷學養的書法家而言，其實這段“漫長的艱苦”已經過去，這正如王靜安先生所謂的“衣帶漸寬”這一境已經過了，接下的境界就是等待你“驀然回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