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張仲超，又名根泉，陝西三原縣西張堡人，1904年11月16日生。1910年至1919年在本縣國小和省立三中上學，1920年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做插班生。在南開中學期間，他同堂兄張寶泉及同學武止戈、鄒均、屈武、張乃華等成立了“天津南開學校陝西同鄉會”。
1922年，張仲超加入了陝西旅京、津進步青年組織“共進社”。1924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同年先後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他入黨後更加積極地從事革命鬥爭，經常為《共進》雜誌撰寫文章，熱情宣傳馬列主義和進步思想。在所寫的《推翻軍閥與帝國主義》一文中，他科學地論證了軍閥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帝國主義借軍閥以肆其侵略，軍閥借帝國主義以固其位置……各國侵略中國，不得不宰割中國經濟之命脈，不能不利用軍閥來擾亂中國。”進而得出結論：“軍閥我們固然要推翻，帝國主義我們尤不能不反抗，後者一經解決，前者即可迎刃而解。”
1924年以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勢，使中國廣東一時間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在國民革命和孫中山先生新三民主義旗幟下，聚集了一大批中華民族的優秀青年。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張仲超，為這種革命形勢所吸引，決心放棄在北京大學的讀書生活，投身到實際的革命工作中去。
1925年，張仲超受黨組織的派遣曾短時間回陝工作，在澄城縣立初級中學任教，講授數、理、化和英語，他講課深入淺出、生動活潑，深受同學歡迎。他還在學生中熱情宣傳馬列主義，講解國內外形勢，引導學生走革命道路。他先是組織學生會，繼而創建澄城青年社，社員曾經發展到70餘人。同年，在王超北的協助下，建立了陝西澄城地區第一個團組織——共青團澄城特支，張仲超任團支部書記，隸屬北方區委，從而使澄城中學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革命培養了許多人才。不久，他又回到北京。1926年3月初，就在張仲超打點好行裝，準備前往廣東入中央政治軍事學校前夕，發生了三·一八慘案。
3月8日，在日、英等國軍艦的掩護下，山東軍閥張宗昌和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海軍，聯合炮擊國民軍的所在地——天津大沽港。國民軍為了自衛，遂在塘沽海口一帶布設水雷，封鎖港口，檢查一切進出口商輪。9日，各帝國主義列強，以國民軍此舉違反1901年《辛丑條約》為由，向天津國民軍鹿鍾麟提出了無理抗議。中國人民早就對《辛丑條約》不滿，聞此後無比憤怒，各界人士的抗議書紛紛投向各國。
但是帝國主義無視中國人民的反對，繼續擴大事態，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竟於12日派出戰艦2艘，硬闖入大沽口，逆流而上，炮轟兩岸國民軍。國民軍猝不及防，受傷者有十數人之多。隨後，英、意、日、美等共20多艘炮艦雲集大沽海面，準備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
面對帝國主義的武裝威脅，天津各界4萬餘人集會，強烈抗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並作出“通電全國一致興起督促段祺瑞政府嚴重抗議別國侵略”、“抵制英貨、日貨”等決議。這時，舉國輿論鼎沸，群情更加激昂。帝國主義見此情況，遂對段政府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為了給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海軍鋪平進攻道路，3月16日下午4時，在日本的鼓動下，8個《辛丑條約》的參加國向段執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勒令國民軍在44小時之內，即到3月18日下午為止，必須“除卻水雷、地雷及其他一切障礙物”，否則他們將採取一切“所認為必要之手段”。
為了給段政府施加壓力，督促其嚴正駁斥八國無理通牒，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北京地委立即召集各學校負責人、學聯負責人和國民黨北京市黨部代表等在翠花胡同8號舉行緊急會議。會議由共青團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劉伯莊主持，李大釗作政治報告，參加會議的還有趙世炎、陳喬年、陳毅、蕭三、陳為人、鄧浩等。會議決定以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名義，召集北京各界，於3月18日八國通牒限期未到之前，舉行一次大示威運動，督促段政府駁回八國通牒。
3月17日，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在《世界日報》登出緊急通知，要求“吾黨同志應全體動員，與帝國主義作最後奮鬥。仰各區分部立即組織講演隊，舉行廢除《辛丑條約》全城大講演。18日下午1時天安門國民大會，各同志務須一致參加為要”。共產黨、共青團組織也通知黨團員全體參加。
身為國民黨員、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的張仲超異常興奮，他為能在去廣東之前，在北京再一次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而激動不已。他知道，這是一次大的行動。他一定帶頭參加。
3月18日上午，張仲超隨北大的學生隊伍出發，早早來到天安門前，一時間，這裡匯集了北京各校約1萬餘名學生。10時，大會開始，各團體代表紛紛上台，聲討諸帝國主義的暴行和段執政府的卑劣行徑。
會後，約2000名學生高呼口號，列隊遊行，在王一飛、陳喬年、陳毅的帶領下，前往執政府國務院請願。張仲超緊跟在王一飛的後面，他看著王一飛高舉著“廣東省外交後援會北上請願代表團”的旗幟，由衷地佩服這位黃埔軍校畢業的青年共產黨員。在陳毅的帶領下，張仲超手執小旗，和遊行隊伍一起高呼口號：“駁回列強無理通牒!”“廢除《辛丑條約》!”並一面前後聯絡，一面向沿途民眾散發傳單。下午1時半，遊行隊伍到達鐵獅子胡同國務院門前。只見荷槍實彈的衛隊，環立廣場四周，殺氣騰騰。共青團北方區委宣傳部長、全國學生總會北方特派員楊善南看到這種情況，警惕地讓身邊的同志向後傳話：“今天有執政府衛隊，可能要流血，放機靈點。”張仲超等一些黨團員，一邊向同學們傳話，一邊自己卻擠到了遊行隊伍的前列，他要把可能遇到的危險，儘量留給自己，使戰友們儘可能地避免流血。
遊行民眾推選王樂平、丁惟汾、安體誠、陳公翊、譚季緘五人為代表，攜帶大會決議要進國務院，當即遭到阻攔，說院裡沒人接見。王樂平等五人回頭向民眾報告，民眾不答應，並高呼：“非派代表入內不可。”正在此時，只聽槍聲大作，民眾四面奔逃，而埋伏衛隊從四面叢起，刀槍木棍，分途追殺。一時間，血肉橫飛，鐵獅子胡同成了段祺瑞屠殺愛國民眾的屠場。張仲超同志被槍擊中頭部，壯烈犧牲。同時犧牲的共46人，多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國民黨員。
“三·一八慘案“後北大學生推選北大陝籍學生陳雨皋（也是張的中學校友）為張仲超烈士的死難控訴人，同學們一道，四處舉行集會和演說，宣傳張仲超烈士的鬥爭事跡，控訴段祺瑞政府鎮壓人民、賣國求榮的罪惡行徑，強烈要求當局懲辦殺人兇手。
張仲超等三烈士碑於1929年5月立於北大三院(沙灘)，1982年遷於燕園中心的靜園草坪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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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其兄張寶泉被國民黨新軍閥殺害於上海龍華，時年22歲。13年後，其父張景秋在重慶遭日本飛機轟炸罹難。周恩來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一次談話中深情地說，他們一家是“父子國殤”。1926年3月18日參加在天安門舉行的反對八國通牒的國民大會，於會後示威遊行中，被反動軍警殺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