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爾那博科夫

弗拉基米爾那博科夫是一個作家。他的人生就像他在《優秀讀者和優秀作家》一文中這樣的說法：一個作家，他可以是講故事的人，可以是教育家，也可以是魔法師。但大作家總歸是大魔法師，因為只有從這點出發才能領悟他的天才之作的神妙魅力。我們如果將此看成是夫子自道，也許是最恰當不過了。時間會流逝，許多事情會消退，但對於納博科夫的“魔法”，也許仍然會有人在津津樂道。

納博科夫在《優秀讀者和優秀作家》一文中有過這樣的說法：一個作家，他可以是講故事的人，可以是教育家，也可以是魔法師。但大作家總歸是大魔法師，因為只有從這點出發才能領悟他的天才之作的神妙魅力。我們如果將此看成是夫子自道，也許是最恰當不過了。時間會流逝，許多事情會消退，但對於納博科夫的“魔法”，也許仍然會有人在津津樂道。對於1936年發表的長篇《絕望》，三十年以後，納博科夫在修訂版的前言裡寫道，對於那只是青春年少時的笨拙練習，他並不多加思考，而只是聳一聳肩而已。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體會到納博科夫作為作為一位精妙的魔法師，在其中留下神奇的魔力。
我們也許會在《絕望》中欣喜地找到了，驚險小說中經典的情節模式。在這一類型的小說中，一個人看到了與自己相似的人之後，因為某種原因——比如，對赫爾曼而言，就是藉此潛逃到迢遠的地方。在那裡有著純粹的快樂，寧靜和自由。——他通過種種巧妙的設計，殺害了對方，而自己也因此從困境中解脫出來。但在納博科夫營造的世界裡，我們也許會猜到了因，但很少會因此而看到了果。也許納博科夫一度給了我們這樣的幻覺。他告訴我們赫爾曼逃離到法國的小鎮裡，以被謀害者的身份和他健忘、忠實的愛著他的妻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那幻覺，如此短暫而脆弱，輕輕一擊便碎了。事情很快便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謀殺案敗露了，因為在別人看來，這兩人，中產階級赫爾曼和流浪漢菲利克斯之間，根本毫無相似之處。我們也只是在事後猜想，所謂的相似性，只是一個神經官能症病患者的想像而已。這讓我們感到既惱怒有興奮。但那惱怒也是不純粹的，因為它沾染著閱讀的快樂。納博科夫的筆觸，總會把我們引向意外的分叉小徑中去。
不僅如此，我們甚至在小說可以看到納博科夫對陀斯妥耶夫斯基，對屠格涅夫的戲仿——我該怎樣給我的書起名字呢？《雙重人格》？《罪惡與雙關語》？——喔，再見，老屠格涅夫！——我們可以看到在後現代主義主義者那裡非常時興的“元小說”，納博科夫在三十年代已經運用得如火純青了。赫爾曼既是故事中的主角，又成了故事敘述者。作為敘述者的赫爾曼如同暗夜中顯現的幽靈一樣，不時地冒出來打斷故事的進程，評論故事，發表對上帝、對偵探故事的看法，或是把我們引向歧途，並且總是迴轉過身，對我們的輕信嘲笑一番。而在這之上，納博科夫也許正微笑著，揮動著他的魔法棒。因為正是他，而不是別的人，讓這個嘲笑讀者的人，最終也因輕信自己的智力，而受到了命運的嘲弄。
對於詞句愛好者，對於詭辯術的愛好者，他們有福了。他們永遠可以滿懷信心，準備好採擷花朵的籃子，走入這本小說里。雖然譯文並稍稍有些差強人意，但並不妨礙我們去體驗，在閱讀的歷程中，那一次又一次的，從脊椎骨上升起的快意。即使在小說的最後，納博科夫也不忘帶給我們一次嬉戲。那篇即興的，小小的演講，使得整個小說開始變得如夢如幻，荒誕不經：“法國人，這僅僅是一場操練而已。擋住這些警察，一位著名的電影演員馬上就會從這樓里衝出來。他是一個主犯，他必須逃亡。請你們別讓他們逮住他。這是整個情節中的一個情節。法國的觀眾，我希望你們能為他從門口到汽車之間留出一條道兒來。把那車裡的駕駛員趕走！啟動汽車！擋住那些警察，把他們擊倒，坐在他們身上——我們會為此付錢的。這是一家德國公司，所以請原諒我的法語。……”我們可以想像，如果赫爾曼真的從他的視窗探出頭來，對著梧桐樹下的人群，發表這樣的言說，那會是多么滑稽而又精彩絕倫的一幕。對於一個作家而言，沒有什麼能比寫出這樣的結尾，更激動人心的了。也許很多人，即使在歷經了一番煞費苦心的尋覓之後，仍然不得不去求助於像婚姻或是死亡，這樣傳統而乏味的套路。但對於納博科夫似乎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