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建陽建本文化遺產名稱：建陽雕版印刷
所屬地區： 福建 · 南平 · 建陽市
遺產編號：Ⅷ-10
遺產類別：傳統手工技藝
申報日期：2006
申報人/申報單位：福建省建陽市
遺產級別： 省
歷史溯源
在閩北歷史上，最具世界性影響力的文化現象有兩樣：從人物方面來講是出了個朱熹，“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從事物方面來講，是出現了建本圖書。朱熹的研究成果浩繁卷帙，難以車載斗量，而對建本的挖掘和傳承還有待進一步深入與提高。
當代學者、著名古籍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說：“建陽書林之業自宋迄明六百年間，獨居其盛。”從數量上看，建本超過了浙本、蜀本，建陽在歷史上是名副其實的“圖書之府”。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統計，歷代建本古籍被列為國家級古籍善本的，經部書171種，史部書480種，子部書505種，集部書304種，叢部書8種，合計近1500種，對祖國文化的保存與傳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有不少建本圖書為日、英、法等國國家級圖書館所珍藏。
歷史上，“建本”的發祥地在麻沙、崇化里，即今麻沙鎮和書坊鄉。
文字流傳
文字的流傳在歷史上經歷過漫長的時期。人類最早從結繩記事開始，殷商時期有了刻在龜甲獸骨之上的甲骨文，隨後有了鐫刻在青銅器上的西周銘文，有書寫和刻印在木板和竹片上的木牘文字和竹簡文字；有漢魏時期的碑文石經，還有書寫在帛、絹、紙上的文字，但傳播範圍十分有限。到了唐朝，將文字雕刻在木板上，大批量印在紙上裝成書冊，這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它使文化的廣泛傳播和更多的人受教育成為可能。
唐朝從8世紀初唐玄宗時代創建麗正書院、集賢書院，作為中央級的學術文化機構，其中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徵集古今經籍，加以整理，重新點校、抄錄，傳播後世。從所設職事“書直”、“寫御書手”和所損耗的材料可以判斷，當時出書還是靠手抄而無印刷技術。據《新唐書》載：集賢院所用的紙、筆、墨均由太府供應：“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郡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唐會要》載：“集賢院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後至年終，寫完貯庫及填缺書籍三百六十五卷，計用小麻紙一萬一千七百七張。”數據相當精細。無一不顯現出古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和高超的雕刻技藝。
最早的刻書
根據版本學家研究，中國雕版印刷最早見於中唐時期而並非始於隋朝。《全唐文》卷六二四有劍南東川節度使馮宿於公元826年（大和九年）所上的《請禁印時憲書疏》，疏中寫道：“準敕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來奏頒下新曆，其印歷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舊唐書·文宗紀》亦載有：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版”，二者可互為參證。可見刻印本的兆始起於日曆。日曆雖非普及讀物，亦不如典籍重要，但它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因為事涉四時農事和祭祀活動等，在百姓眼裡實比經史書籍更有實用價值。且日曆篇幅小，刻印容易，需求量大，銷售市場大，於是民間私印日曆便應運而生。中國雕版印刷始於中唐，約在8世紀末，這是大多數學者所認可的。
在中晚唐，與日曆同樣受歡迎和重視的印刷品還有佛經。唐代上自皇親國戚、文人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都好佛，時尚使然，國內外所流傳下來的雕版實物多為唐末、五代時期刻印的佛經和曆書。從地點來說，雕版刻書始於吳（淮）、蜀兩地，即今浙江、江蘇、四川，這是中國刻書業的發祥地。這裡地方富庶、人口稠密，文化水準較高，為刻印書籍提供了客觀條件。後唐大臣馮道曾上奏章刊刻五經，說是“嘗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無經典”，可見兩地刻書已具備一定規模。
建本圖書起源
建陽文史專家劉建在《大潭書》中認為建本起於唐末，建本研究專家方彥壽在《建陽刻書史》一書中認為建陽刻書萌芽於五代。遺憾的是，迄今國內外還沒有發現一件唐末或五代建本圖書的實物。對於建本圖書，大致可以使用這樣的表述：興於宋、盛於明、亡於清。其中以宋代建本成就最高、影響最大。
北宋開國承五代亂離之後，書籍刊刻甚少。又歷經戰火洗劫，經史典籍了無孑遺。刻書之事至宋真宗時才興盛起來。北宋朝廷曾在公元966年（乾德四年）和公元978（太平興國三年）兩次下詔在全國範圍內徵集亡逸書籍。通過給官給錢等各種辦法鼓勵民間獻書，結果十分奏效。至公元1005（景德二年）五月，真宗到國子監視察閱書庫，曾問祭酒邢昺：現存多少書版？邢昺回答：開國之初不到4000，有十多萬，“經史正義皆具，書版大備”。宋開國於960年，40多年間書版增加二三十倍。
北宋初期的刻書主要限於官方刻書，且精於校讎，往往要經三、四道校勘才能成書，由國子監直管，刻書周期長不言自明。在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之前，朝廷對擅自鐫刻圖書是嚴加禁止的，民間刻書要向國子監申請才行。到1068年（熙寧元年）之後擅刻之禁鬆弛，私刻坊刻大量興起，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建陽刻書業的興起也應當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其後全國形成了三大刻書中心：杭州刻的稱為浙本，四川刻印的稱蜀本，建陽刻書主要集中在麻沙、崇化兩地，稱“建本”，又稱“麻沙本”。
輝煌歷史
朱熹弟子、著名地理學家祝穆在《方輿勝覽》一書中把建版圖書列為建陽一大土產，位列建茶、建盞這兩大貢品之前。說“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為圖書之府”。
南宋江湖派詩人劉克莊於公元1225年（寶慶元年）到建陽任縣令，他盛讚麻沙、崇化兩坊墳籍大備，比屋弦誦。嘉靖版的《建陽縣誌》則稱：“書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書籍，天下客商販者如織，每月以一、六日集。”十日兩墟，且專門以書籍為主要交易對象，這樣的文化集市景觀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它比今日名揚海內的義烏小商品市場有詩意得多了。
《中國印刷史》記載，宋代建陽麻沙、崇化兩地共有刻坊37家。而據方彥壽先生考證，至少在50家以上。宋代刻書分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種，建本亦然。官刻的特點是以公帑刻印書籍，最早有“公使庫”本。公使庫如今日政府招待所，由地方政府出資招待往來的官吏，經費有節餘的則用於刻書。庫內往往設有印書局。除了公使庫，各路茶鹽司、漕司、提刑司和州軍學、郡縣學以及各處書院也曾從事刻書，這些統稱為官刻。官刻雖不是建陽刻書的主流，但兩宋時期官刻仍代不乏人。甚至連福州、泉州、莆田、汀州等地官方也都有在建陽刻書的。私刻指私人刻書，由私宅、家塾或個人出資刻印書籍，有別於以盈利為目的的坊刻。兩宋時期，閩北學者游酢、胡安國、羅從彥、朱熹及門人蔡元定、祝穆、劉爚等都刻過書。此外，以私宅、家塾等形式的刻書也有20多家。兩宋時期私家刻書已很流行，據《天祿琳琅書目》載，當時全國以“趙韓陳岳廖余汪”七家為最。“余”即建陽的勤有堂余氏。清代著名藏書家葉德輝在《書林清話》列出有名私刻32家，其中有10家在麻沙、崇化，尤以黃善夫、魏仲舉為著。坊刻是指書肆、書鋪、書堂等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的書商刻書，它是建陽刻書業的主流，當時已呈家族化、商業化、規模化傾向。據方彥壽先生考證，宋代建陽坊刻有29家之多。如果說私家刻書以麻沙為主，內容上偏重正統的經史子集，那么坊刻則以崇化為主，內容上四部皆備，且比麻沙刻書更趨向通俗化、大眾化。
建本在南宋時即已流傳到朝鮮、日本等國。南宋建陽學者熊禾在一篇文章中說：“文公之文如日麗天，書坊之書猶水行地。”他在為重修的同文書院作的《上樑文》中有“書籍高麗日本通”、“萬里車書通上國”等句，這是宋代建本遠銷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真實記錄。
及至元代，建陽書堂書鋪及刻本數量都大大超過宋代。在全國現存的元刻本中，建本幾乎占了一半，且以坊刻為主。到明代，刻書機構眾多，官刻、坊刻數量又遠勝前代，建陽麻沙、崇化書坊多達220多家，大都世代相傳，以刻書為業。刻本內容經、史、子、集、叢五部俱備，還有許多通俗普及讀物行世。許多有名書肆集編校、刻印銷售於一體，書價低廉、行銷四方。尤其在嘉靖、萬曆時達到鼎盛的高峰，僅建本小說雜書類刊刻就達千餘種。家喻戶曉的歷史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都是在崇化書坊首先付梓的。
從現存的崇化書坊圖可以看出，當年崇化書坊有書林門，門外有接官亭。書林門西邊山麓建有文廟，文廟西接長達數里直通狀元府長街，主街有前街、后街、上街、下街和新街五條街道。橫貫書林的書坊溪上，建有步雲橋、雲衢橋、同文橋、一家橋、八達橋、狀元橋，六橋連線兩岸，寺廟亭閣點綴其間，書林文筆、仙亭暖翠、南山修竹等書林十景環列周遭，儼然一座繁華都市的模樣。史志記載明朝書林人口超過三萬，居民多“以刀以鋤、為版為田”，還流傳著崇化里當年有100家刻坊、100口井、100座廟的傳說。刻坊印書的墨水沿坡南流，匯集在雲衢橋北的灘地上，日積月累，成了“積墨池”。
據王先謙《續東華錄》乾隆八十一卷載：乾隆一次在讀米芾墨跡印本時見到“勤有”二字的標記，繼而又在幾本其它書見到“勤有堂”字樣，激發了無限好奇，問閩人在朝為官者，知之甚少，只好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建地方官，查問“建寧府余氏子孫現是否尚習刊書之業？勤有堂建於何代、何年，今尚存否？其家在宋曾否造紙、有無印記？”要求逐一查明遇便復奏。查的結果是建陽余氏後人余廷襄力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遷建陽之書林，即以刊書為業，印有“勤有”二字，紙板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
宋元時期，麻沙崇化兩坊刻書規模難分軒輊，元朝至1363年（正二十三年），麻沙書坊毀於兵火，刻書重心向崇化轉移。公元1628年（崇禎元年），麻沙書坊又遭大火，此後元氣大傷，每況愈下。崇化書坊在明末天啟、崇禎朝也開始走向衰弱；明末清初因戰火波及，加上1857年（清末鹹豐七年）再遭兵火，書肆從此風光不在。19世紀西方石印技術傳入，雕版印刷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落後保守的意識使此間人士一直不肯更新設備和技術，淘汰也就在所難免。及至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崇化書坊再遭火災，370多間房屋、店面毀於一旦，倖存雕版、書籍悉數被大火吞噬。至此，延續900年之久的建陽刻書業最後宣告結束使命。
建本特色
江西估客建陽來，不載蘭花與藥材。
妝點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販書歸。
1698年清詩人查慎行遊歷建陽時寫下的這首詩說明直到17世紀末，建本圖書還暢銷四方。版本學家認為，建本多流傳於社會中下階層，不為士大夫、藏書家所看重，所以傳世較少。正因為存量少，世人珍如拱璧。南方由於氣候潮濕，加上蟲蛀等其它因素，保存圖書更難。福建省無一宋代建本保存下來。宋建本從清中葉起就一直受到藏書家的青睞。清黃丕烈為購得《春秋公年經傳解估》，“得之價白金一百二十兩”，“務在必得，惜書而不惜錢物。”藏書家曾稱讚此書“開卷展讀，楮墨精妙，神采煥然”。抗戰前夕，浙江圖書館購宋建本《名臣碑傳琬琰集》，每葉價達銀元五枚，已近乎收購古董。
建本在歷史上有哪些創新和特色，大致有如下幾點：
版式上的更新。宋建本以前的經史書都是正文與註疏分刻，不便閱讀；建本將正文與註疏刻在一起，大字刻正文，下刻小字為注釋，往往分兩小行與正文大字平行，上下對照方便了讀者。宋建本版式以半葉十行本居多，左右雙邊用細黑口，便於摺疊和裝訂，看上去也更美觀。有相當一部分採用“蝴蝶裝”，對書頁起保護作用。書頁左上角增刻“書耳”，上有篇名或章節作引子便於讀者查閱。上圖下文、圖文並茂是建本的又一大特色。建本在全國率先使用插圖，尤其在明清通俗讀物中大量增加插圖，深受中下層讀者歡迎。所形成的建本版畫在明萬曆前後達到鼎盛，成為著名的建安派小說版畫，對後期版畫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
建本多用竹紙印刷，從字型上看，主要有兩種：瘦勁者學柳、歐，秀雅挺拔；豐腴者學顏體，氣勢雄偉，筆勢生動而不笨拙。好的字型不僅需要有好的寫手，繕寫要佳，還要有好的鐫刻者，不致走樣。刻工古勁、刀法凌厲，說明建本書坊刻工有較高文化修養而不是純粹的工匠。他們對書法感悟力強，能把握字型的神韻，所以楊萬里才有“傳刻疏瘦不失真”、“字如霜雁點秋雲”這樣的評價。
建本刻書內容豐富，除了經史子集叢五部俱備外，生活日用類圖書尤多。特別在明代，通俗小說刊刻蔚然成風。當時刊印《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通俗小說獲利頗豐，加上小說書稿奇缺，建陽書坊編纂刊刻歷史小說成為熱潮。如熊大木的《全漢志傳》、《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後者是岳飛抗金題材的最早長篇小說，清代錢彩、金豐所著的《說岳全傳》就是在熊大木小說基礎上加工而成的。此後又有餘邵魚、余象斗等人編撰講史小說，將自編自刻通俗小說推向新的高潮。余邵魚的《列國志傳》是中國最早以東周列國故事為題材的長篇歷史小說，對後來《封神演義》一書產生重要影響。余象斗編撰的公案小說則對後期產生的《包公案》、《施公案》等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當然，建本也有不足之處，如雕刻不精、校讎不嚴等，特別是明萬曆以後，坊賈圖利，存在偷工減料、有意作偽等行為，留下不少遺憾。
歷史貢獻
建本作為文化遺產，在中國歷史上作出了重大貢獻。首先，它保存了典籍，使古老的民族文化瑰寶得以流傳，同時促進了文化傳播，對地方教育的勃興和閩學（理學）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也使建陽在全國的知名度得到進一度提升。
刻書業對文化教育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舉一個實例就可說明問題：宋代三大刻書中心蜀、浙、閩，加上刻書也較多的省份江西、江蘇，刻書總數占全國總量的90%，這五省中進士人數也占了全國進士人數的84%。兩宋福建進士多達6869人，占這一時期全國進士總數的20%。僅建甌、浦城、建陽三地宋代進士就多達1294人。
在麻沙鎮和書坊鄉，已難以找到多少“圖書之府”的蹤跡了。好在有關方面一直在努力：1985年，書坊鄉投入10萬元修復了“書林門”及其周邊道路；1989年投入2萬元修復了“積墨池”；2004年投入20萬元開展“書林古街”保護工程；1995年12月成立了建本研究會並開展相關學術活動。建本研究專家方彥壽已出版了《建陽刻書史》和《福建古書之最》等專著。2005年，建陽市文化體育局將建本雕版印刷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向文化部提出申請，已獲得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