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英雄時代

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經常提到英雄時代。在第1章論述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時，恩格斯寫道：
高級階段。從鐵礦的冶煉開始，並由於文字的發明及其套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英雄時代的希臘人、羅馬建立前不久的各義大利部落、塔西陀時代的德意志人、海盜時代的諾曼人，都屬於這個階段……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的全盛時期，我們在荷馬的詩中，特別是在《伊利亞特》中可以看到。[1]
在探討“希臘人的氏族”和“雅典國家的產生”等問題時，恩格斯多次使用了英雄時代一詞。例如：
希臘人，在他們出現在歷史舞台的時候，已經站在文明時代的門檻上了，他們與上述美洲部落之間，橫著差不多整整兩個很大的發展時期，亦即英雄時代的希臘人超過易洛魁人兩個時期。”[2]
又如：
這樣，我們看到，在英雄時代的希臘社會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組織還是很有活力的，不過我們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經開始……一句話，財富被當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讚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濫用來替暴力掠奪財富的行為辯護……所缺少的只是這樣一個機關，它不僅可以使正在開始的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現象永久化，而且可以使有產階級剝削無產者的權利以及前者對後者的統治永久化。
而這樣的機關也就出現了。國家被發明出來了。[3]
具體到雅典歷史上的英雄時代。恩格斯寫道：
在英雄時代，雅典人的四個部落，還分居在阿提卡的各個地區；甚至組成這四個部落的十二個胞族，看來也還有自己單獨的居住地，即凱克羅普斯的十二個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時代的制度：人民大會，人民議事會和巴賽勒斯……這就擾亂了氏族制度機關的正常活動，以致在英雄時代就需要設法補救。於是實行了提修斯所規定的制度。 [4]
恩格斯在談論“羅馬的氏族和國家”時，再度提到英雄時代的希臘人說：
象英雄時代的希臘人一樣，羅馬人在所謂王時代也生活在一種以氏族、 胞族和部落為基礎，並從它們當中發展起來的軍事民主制之下。[5]
在概括德意志人的氏族制度時，恩格斯進一步指出：
由此可見，一般說來，在聯合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有過象英雄時代的希臘人和所謂王政時代的羅馬人那樣的制度，即人民大會、氏族首長議事會和企圖獲得真正王權的軍事首長。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達到的最發達的制度；這是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的模範制度。只要社會一越出這一制度所適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來到了，它就被炸毀，由國家來代替了。[6]
最後，恩格斯在總結由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過渡的歷史過程中明確地說明：
下一步把我們引向野蠻時代高級階段，—切文化民族都在這個時期經歷了自己的英雄時代：鐵劍時代，但同時也是鐵犁和鐵斧的時代。[7]
總括前列引文，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初步認識：
第一、一般說來，恩格斯都將英雄時代與希臘人連在一起；但也曾指出各民族都經歷過自己的英雄時代。因此，英雄時代的概念有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狹義的英雄時代專套用於古希臘史，即指荷馬史詩所反映的時代；而廣義的英雄時代則推廣套用於各個民族的歷史，泛指其歷史上相當於荷馬時代的那個發展階段。
第二、英雄時代屬於野蠻時代高級階段，是鐵劍、鐵犁和鐵斧的時代，也是軍事民主制時代。當時，存在著氏族、胞族和部落等制度，但氏族制度已出現了裂口，父權制被確定，人民大會、氏族首長議事會和軍事首長等管理機構已建立起來。荷馬史詩所反映的英雄時代的希臘人，正處於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的全盛時期，已站在文明時代的門檻上。雅典的提修斯改革建立了“剛剛萌芽的國家”；而國家的建立，標誌著英雄時代的終結和文明時代的開端，亦即原始社會的結束和階級社會的開始。
二
英雄時代的概念正式形成於公元前8至7世紀之間古希臘彼阿提亞詩人希西阿德。他在《田功農時》長詩中，認為人類的發展經歷了5代人種，即黃金時代人種、白銀時代人種、青銅時代人種、英雄時代人種和黑鐵時代人種。英雄時代的人類是一些半神的英雄，他們進行了進攻底比斯和遠征特洛耶的戰爭。希西阿德寫道：“當大地也覆蓋了這—代（指青銅時代人種—一筆者）時，克洛諾斯之子宙斯在富饒的大地上又創造了另一代即第4代人，這代人更高貴、更正直，乃是神一般的稱為半神的英雄人種，他們在廣闊無垠的大地上是我們這一代人之前的人種。殘酷的戰爭和可怕的戰鬥消滅了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一些人為了爭奪俄狄浦斯的羊群，在卡德摩斯的土地上陣亡於有7個城門的底比斯；而另一些人，為了美發的海倫而駕船越過大海灣來到特洛耶，在那裡死亡的結局吞沒了其中的一部分。”[8]在英雄時代之後，遠見的宙斯又創造了另一代即第5代人，這是“真正的黑鐵人種，人們永遠得不到安寧，不能在白天擺脫勞累和悲愁，在黑夜免除滅亡”，希西阿德哀嘆： “但願我不生在第5代人當中，要不在此之前死去，要不在此之後出生。”[9]
當然，“英雄”和“英雄世代”諸詞及有關傳說，早在希西阿德之前已經流傳。在古代希臘最有權威和創造最早的作品是荷馬的史詩。眾所周知，《伊利亞特》的主題就是敘述英雄遠征特洛耶的故事。該書曾稱特洛耶戰爭的時代為 “英雄世代”。[10]荷馬史詩通過年高德劭的福尼克斯和涅斯托耳之口，敘述了關於卡呂冬城英雄墨勒阿格海斯，以及涅琉斯時代派羅斯人同阿卡狄亞人、埃里斯的厄珀俄人和英雄赫拉克勒斯作戰的故事。[11]此外，還通過俄底修斯游地府和宙斯對往事的追述，提到了傳說中其他一些英雄和他們的母親的名字。 [12]僅此數例，就可說明在荷馬史詩形成時期，各種英雄傳說已在希臘世界廣泛流傳，且為史詩的聽眾所熟悉。[13]不過史詩中的“英雄”一詞當時作“品格高尚的人”解，尚未成為超人，將英雄當作神來崇拜的信仰大概還沒有形成。[14]
在古典時代。“英雄”日益神化，有關英雄的各種傳說更加豐富和系統化起來，“英雄時代”一詞也常被使用。如亞里士多德在論述君主政體時，曾特別舉出其中有一類是“史詩（英雄）時代的王制”。[15]就希西阿德所提英雄時代的兩大業績而言，古典史家對特洛耶戰爭的真實性深信不疑。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之首，就提到了特洛耶戰爭，說“可是希臘人卻僅僅為了拉凱戴孟的一個婦女而糾合了一個大軍，侵入亞細亞並打垮了普利亞莫斯的政權”[16]。對古代傳說持批判態度的修昔底德，也宣稱“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特洛耶遠征是過去所有曾經發生過的最大一次遠征”，[17]並認為阿加美儂是“當時最有權勢的統治者”，“他之所以能夠募集遠征軍進攻特洛耶的原因，不是由於同盟者對他的忠順，而是由於同盟者對他的畏懼”。[18]至於英雄攻打底比斯的傳說，除了在公元前8世紀已出現有關的史詩外，著名悲劇家埃斯庫羅斯更於公元前 467年寫成《七雄攻底比斯》一劇，留傳至今。公元2世紀作家波桑尼阿寫道：“我認為，阿哥斯和底比斯之間的這場戰爭，是在所謂英雄時代期間希臘人內部發生的一切爭戰當中最值得令人記憶的”。[19]
古代作家和亞歷山大里亞時代的學者還進一步整理流傳的英雄故事和以英雄為遠祖的各地統治者及名門望族的系譜，從而考證和確定傳說中的英雄人物及重大事件的具體年代，希羅多德認為特洛耶或爭和英雄赫拉克斯大約分別早於他800年和900年，即相當於公元前1250年和1350年左右。[20]亞歷山大里亞著名學者埃拉托斯提尼則確定特洛耶城陷於公元前1183年；第一次和第二次底比斯戰爭分別發
生在公元前1213和1198年；赫拉克勒斯的生卒年代為1261—1209年。至於特洛耶戰爭以後的事件，多利亞人於公元前1104年南下；愛奧尼亞人移民始於公元前1044年。[21]埃拉托斯提尼所確定的年代為雅典的阿波羅多洛斯所接受，通過基督教會作家如優西比阿等人和十世紀末拜占廷的《蘇伊達斯辭書》而留傳下來，成為傳統的年代。[22]
總之，在古代作家的眼裡，所謂“英雄時代”乃是古希臘神話和傳說中英雄們生活的時代，其高峰是荷馬史詩所述，傳統定為公元前1192—1183年的特洛耶戰爭，此後即趨於衰微。其後有信史可考的年代始於柯里伯斯取得優勝的公元前776年第一屆奧林匹克賽會。存在於大約由公元前1000到776年之間的，是一個沒有英雄活動、缺乏引入注目事件的相對空白時代。
三
時至近代，學者們採取了比較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古代的神話、傳說和史詩。法國的多比那克和德國的窩爾夫對荷馬史詩的作者問題提出了疑問和探討。對於特洛耶戰爭和有關的英雄事跡，雖然有的學者如法國的羅舍特仍相信傳統的說法，但大多數學者逐漸持懷疑態度。釋讀線形文字B的文特里斯和柴德威克曾概括地指出：“但是大多數17世紀的史學家（特別在德國）傾向於略去英雄時代來縮短修昔底德的敘述，認為他如此生動描述的原始野蠻狀態仿佛首先中斷於古典城邦的發展”。[23]
以英國著名希臘史學家格羅特為例，他以公元前776年為界限，將古希臘史分為傳說時代和歷史兩個階段。格羅特覺得，“公元前776年之前希臘的大量事件無論在歷史和年代上都不能復原”；[24] 宣稱“在希臘傳說的詩歌中列出年代的特定人物和事件，都不能認為屬於真實歷史的領域。”[25]格羅特稱公元前776年以前的希臘史為“傳說時代”或“傳說中的希臘”。他有時也沿襲使用英雄時代一詞來表示史詩和傳說中英雄活動的時代，但既不考訂英雄時代的事件，也不確定其年代。格羅特實際上是把約公元前1000年之前和其後直到公元前776年之間的歷史都籠統地納入傳說時代以至英雄時代的範疇，並認為其具體史實是無法確認的。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格羅特不承認英雄時代的歷史事實，但他從研究社會制度和社會狀況的角度出發，在全書序言中宣布，“根據荷馬的描寫和提示，可以認為英雄時代的社會和生活方式一般說來是能夠認識的，對此我進行了描述和探討。”[26]格羅特明確地寫道：“然而，那些詩歌作為生活方式的圖景卻是充滿了教益的，正是那些使它們的作者失去作為歷史家的可靠性的相同的情況，使他們作為當代社會的不自覺的解說者具有極大的價值”。[27]據此，格羅特在第19章中對傳統的英雄時代各事件的年代不加肯定，但在第20章中對希臘傳說所顯示的社會生活狀況展開了較深入的分析。此外，他還在第17章中將神話的脈絡與近代歐洲各民族的神話進行了比較研究。
19 世紀中葉以後，德國最著名的希臘史學者是恩斯特·柯修斯。他對待古希臘神話和傳說的態度，與格羅特有所不同。“蒙森曾拒絕羅馬史上的神話，格羅特則不接受希臘神話作為歷史證據”；但柯修斯認為，“可以從傳說中引出大量歷史，因為傳說遠不是某一單個人的捏造，而是整個民族的回憶”。[28]但是，他認為荷馬史詩所說的以阿伽門農為統帥的特洛耶戰爭純屬杜撰，建立在這一事件之上的傳統年代學則是不可靠的。在柯修斯看來，只存在多利亞人南下後掀起的希臘人向小亞細亞遷徙的浪潮。正是在征服伊奧利斯的移民戰爭中，“一向愛好詩歌的阿卡亞人，為了在緩慢進展的鬥爭中支持自己，就用關於他們古代軍事貴族阿特柔斯王朝事跡的讚歌來加強自己的力量，通過回憶神一樣的阿喀琉斯的英雄威力來培育勇敢精神”。[29]這樣，終於形成了荷馬史詩，歷史被拉長和顛倒過來：出現了“對特洛耶地區的兩次征服，具有相同事件並由相同部落及家族進行的兩次戰爭”，[30]編造出了英雄們返回希臘的情節，多利亞人南下則被插入到兩次戰爭之間， “除史詩所說外毫無根據或基礎”的那第一次特洛耶戰爭竟成了“希臘人由之開始其全部年代學的固定起點”。[31]然而，柯修斯與格羅特在使用史詩來說明英雄時代的社會面貌上是一致的。他認為，荷馬史詩是“關於直到大移民時期希臘人整個生活的唯一傳統原始資料”。[32]
正是在史學家逐漸否定英雄時代具體事件的歷史可靠性，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史詩、傳說所反映英雄時代社會狀況的真實性的趨向下，摩爾根對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長期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發表了《古代社會》一書。摩爾根對格羅特頗為推崇，認為他“鑑別能力之高，使我們除了引用他的原文以外，別無其他更為可取的途徑”。[33]他採用格羅特關於傳說時代和英雄時代的說法及研究方法，不深究其事實和年代，而著重探討英雄時代希臘人的社會制度。他說：“瑟秀斯（即提修斯——筆者）的時代不能確知”；[34]但明確指出：“傳說的世系和故事，神話和零散的詩歌，終之以荷馬和希西阿德的詩篇，構成了這個時期的文學遺產”，並認為可以根據這些知識來源，“把組織成政治社會以前不久所出現的氏族社會的主要面貌重新恢復起來”。[35]
摩爾根的偉大貢獻，就在於通過實際調查，發現和研究了原始社會的基本細胞——氏族組織，從而“找到了一把解開古代希臘、羅馬和德意志歷史上那些極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決的啞謎的鑰匙”。[36]他把人類的文化發展分為蒙昧社會、野蠻社會和文明社會；而蒙昧社會和野蠻社會又各分為低級、中級和高級三個階段。在社會組織的發展上，摩爾根認為古代社會即原始社會幾乎普遍存在氏族、胞族、部落和民族四個階段，“在蒙昧社會即已出現其中的一部分，到了低級、中級、高級野蠻社會而臻於完備”。[37]在管理機構的發展上，摩爾根主張：“在低級野蠻社會，是一權政府，即酋長會議；在中級野蠻社會，是兩權政府，即酋長會議和軍事指揮官；在高級野蠻社會，是三權政府，即酋長會議、人民大會和軍事指揮官”。[38]
摩爾根運用他的偉大發現和理論，結合古代希臘的有關神話、傳說和史詩，認為荷馬史詩所反映的英雄時代希臘人的社會組織，正處於“在一個氏族社會中合併成為民族”的階段。[39]他指出：“英雄時代的雅典民族在其政府方面有三個不同的部或權力機構，這三者在某種意義上是平等的：第一是酋長會議；第二是阿哥臘，即人民大會；第三是巴賽勒斯，即軍事總指揮官。”[40]摩爾根特別批駁格羅特關於“原始的希臘政府基本上是君主政府”的說法。[41]他強調，巴賽勒斯不是國王，而是軍事指揮官。巴賽勒斯的政府——巴賽勒亞，不是王國，而是軍事民主制。摩爾根宣稱：“我們可以給巴賽勒亞下一定義，視之為軍事民主制……巴賽勒斯是他們的最高司令官……與巴賽勒斯並立者則有酋長會議和阿哥臘，如果對這種政府形式需要下一個更加專門的定義，那么，用軍事民主制來表達它至少具有合理的正確性，而使用王國這一名詞及其所必然包含的意義是錯誤的”。[42]總之，摩爾根認為希臘遠古歷史的發展，同其他民族一樣從低級到高級，經歷了蒙昧社會和野蠻社會，而英雄時代的希臘則處於實行軍事民主制的野蠻社會的高級階段。
馬克思仔細閱讀了摩爾根的著作，並寫了詳細摘要。他基本接受摩爾根關於希臘英雄時代的論述，寫道：“在英雄時代的雅典人中，有三個協調的權力機關：（1）酋長會議；（2）人民大會；（3）主要軍事酋長，或巴賽勒斯”。[43]馬克思也指出：“‘巴賽勒亞’——希臘作家用來表示荷馬時代王權（因為它的主要特徵就是軍事統帥）這個字，在酋長會議和人民大會存在的條件下，只不過是軍事民主制的變形而已。”[44]恩格斯高度評價摩爾根的著作，吸取其精華，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寫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他有關英雄時代的觀點，不贅述。
四
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希臘的史前考古有了巨大發展。史詩中的特洛耶古城的發現，琳琅滿目的豎井墓圈A與B的先後發掘，撲朔迷離的“米諾迷宮”的重見天日，蹤跡難辨的派羅斯原址的確認，眾說紛紜的線形文字B的釋讀，深埋於火山灰下的錫拉島上建築物及其壁畫的復原，對大西島之謎的新推測——這一系列成就把輝煌燦爛的愛琴文明展現在人們的眼前。史學家對希臘傳說時代所掌握的知識和材料，遠遠超過了格羅特和摩爾根的時代。
如何看待古希臘的神話、傳說和史詩？其歷史真實性究竟如何？這個老問題又有了新內容，尖銳地擺在每一個古希臘文化愛好者的面前。史學家應當予以回答，必須結合考古發現的大量材料，提出新的解釋和看法。與過去一樣，答案基本上仍可分為兩類：或傾向於承認神話的真實性，或傾向於否認。“開始於施里曼在特洛耶和邁錫尼的考古家們發現，給那些願將荷馬史詩看作邁錫尼時代的反映的人們以巨大的滿足，有些學者把神話中的阿提卡和伯羅奔尼撒的統治者接受為歷史人物。另一些則拒絕將神話作為史料，並認為荷馬的證據更清楚地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時代，雖然普遍同意史詩中有些材料能回溯到邁錫尼時期。”[45]
我們還是將注意力集中於希西阿德所說的特洛耶戰爭和英雄攻底比斯的傳說上。
考古發掘證明，相傳的特洛耶古城確實存在，而且有9層遺址。特洛耶城Ⅵ約建立於公元前1900年，經濟文化比較發達，遺址中發現大量屬於希臘半島文化的陶器，顯然兩地之間有較密切的貿易往來。約公元前1300年稍後，特洛耶城Ⅵ毀於地震。再建的特洛耶城Ⅶ a，直接承襲特洛耶城Ⅵ文化和城址；但邁錫尼文明的陶器發現較少，看來希臘半島與特洛耶之間的貿易聯繫大為削弱。特洛耶VIIa城內房屋擁擠，各家大多備有大瓮，埋於地下，僅瓮口露出地面,以便充分利用空間貯備大量生活必需品。這種景象表明，當時特洛耶可能在作戰爭準備，或甚至遭到圍困。時間不長，特洛耶城Ⅶa毀於大火，有遺骸發現。學者們認為該城此次大概遭到嚴重的戰爭破壞，但對城陷的具體年代有不同意見，大致在公元前1250到1200年之間。 [46]
從歷史背景來看，公元前13世紀中葉是希臘半島上邁錫尼文明的繁榮時期：邁錫尼臻於極盛，梯林斯、派羅斯興旺發達，雅典方興未艾。在西亞方面，西臺是公元前14—13世紀時期地中海東岸地區最強國家。據西臺文書，其西南方有一較強國家稱阿希亞瓦（Ahhiyawa），可能位於海上，與西臺有較多聯繫。兩國君主書信往來，兄弟相稱。公元前13世紀以後，雙方關係逐漸緊張。有的學者認為，阿希亞瓦可能就是阿卡亞（Achaia）之對音，即指邁錫尼時代阿卡亞人（Achaioi）所建立的一個國家。[47]公元前13世紀中葉後，西臺勢衰；對小亞細亞沿岸控制不力，有阿蘇瓦城市聯盟起來反抗西臺，其中Wilusa和Truisa兩城，有的學者推測為荷馬史詩中所述伊利翁（I1ion）和特洛耶（Troy）之對音。[48]在此期間所謂“海上民族” 活動頻繁，侵擾埃及和地中海東岸地區。據埃及銘文，公元前1232年侵入者中有Ikws人，有的學者認為可能是Ekwash或Akawasha，即阿卡亞人（Achaioi，Ahhiyawa）。[49]公元前1191年侵入者中有Denyen人，有的學者認為可能是北敘利亞的Danuna人，也可能是史詩和傳說中用作阿卡亞人和阿爾哥斯人之別稱的達納阿人（Danaoi）。[50]因此，根據以上種種材料看來，可以認為荷馬史詩所說年代在公元前1183 年的特洛耶戰爭，具有一定的歷史真實性。它大概反映了在西臺衰落、海上民族猖撅活動時期，邁錫尼時代希臘人（即阿卡亞人）於公元前1200年前後對特洛耶城Ⅶa的一次征伐和破壞。
古代底比斯的遺址現已覆蓋在近代居民點之下，因此考古發掘不易有計畫地大規模進行。儘管如此，那裡已發現了較為壯觀的宮殿遺存，有希臘半島上時間最早的大型壁畫（大約公元前1400年稍後），[51]精美的瑪瑙、寶石和象牙雕刻，記憶體油酒、外有字型的鐙形頂壇，以及希臘最大的帶有壁畫的室墓。[5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還發現了線形文字B泥版以及30多塊由公元前3000年代直至14世紀中葉、主要來自卡西特時期巴比倫的天青石東方圓柱形印章，[53]線形文字B泥版的發現說明底比斯在公元前1300年前後已使用文字，而東方印章則表明了底比斯與東方國家的經濟與文化關係，並使人聯想起有關腓尼基人卡德默斯是底比斯創建者並給希臘帶來文字的傳說。[54]宮殿遺址還表明曾先後兩次遭到破壞，時間大約在公元前十三世紀之初及末，[55]這與古代希臘廣泛流傳的兩次底比斯戰爭的傳說似非純屬巧合。有的學者認為，位於中希臘交通要道的底比斯在公元前14世紀是希臘半島上的強大國家，隔科林斯地峽與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邁錫尼漸成兩雄對峙之勢，其發展結果導致雙方大戰，以底比斯失敗告終，邁錫尼在公元前13世紀遂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英雄攻底比斯的傳說正是這一歷史形勢和過程的反映。[56]
考古材料還證明，自特洛耶戰爭後，邁錫尼文明在公元前12世紀迅即衰微，遭到破壞，人口銳減，居民點遭到廢棄。按照修昔底德的記述，特洛耶戰爭後80年，比較原始和落後的“多利亞人和赫丘利的子孫們占領了伯羅奔尼撒半島”[57]。根據邁錫尼文明的興衰和多利亞人的入侵，參照其他民族英雄文學所反映的社會歷史狀況，一些學者開始認為所謂“‘英雄時代’，發生在一個古老而豐富多彩的文明，由於野蠻的征服者而處於瓦解過程的地方”。[58]當代英國著名希臘史家哈蒙德認為，希西阿德所說的英雄時代的英雄事跡，“屬於公元前1250—1150年時期”。通過“對其他文明的英雄時代的比較”，哈蒙德覺得：“這種時代是過渡性的，只延續三或四代。它們起源於文化比較落後，但更加強壯有力的武士之進入一個發達但沒落的文明；它們以侵略掠奪的戰爭為標誌，在戰爭中貴族武士階級擺脫了向民族或部落效忠的傳統束縛。在希臘，英雄時代標誌著愛琴世界偉大青銅時代文明的最後衰落階段”。[59]另一個英國學者鮑勒進一步綜合研究各民族的英雄文學，認為一個民族形成其英雄時代觀念的途徑和原因有三：（1）受到外族的征服和統治，因而“將過去提高到特別光榮的地位，藉以安慰自己”，如1228年慘敗於蒙古人的俄羅斯人和1389年土耳其人獲勝後的塞爾維亞人的情況；（2）準備遠離家鄉、去海外開闢新天地，因而 “用傳說來美化過去，藉以保持與過去的聯繫”，如前往冰島和格陵蘭的諾斯殖民者的情況；（3）“第三個原因是當政治制度瓦解，成就和統治讓位於解體和衰亡的時刻”，如查理大帝死後對他的歌頌。[60]
五
總括上述，我們可以對希臘史上的英雄時代提出幾點嘗試性的看法。
1．近百年來的考古發掘證明，公元前兩千年代，特別是前16—12世紀初，在愛琴海地區存在著光輝燦爛的文明。宮殿，衛城，墓葬，壁畫，陶器，青銅器，金銀器皿，印章雕刻，城鎮遺址與埃及、小亞細亞、地中海東岸以及西西里、義大利半島等地區的廣泛聯繫——這一切都說明，當時的希臘世界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有了較高的發展。
文字是文明時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克里特島先後流傳著象形、線形A和線形B三種形式的文字，希臘半島至少在前14世紀也開始使用了線形文字B。派羅斯和克諾索斯遺址中發現的大量線形文字B泥版表明：當時社會上存在著大量宮廷和私人的奴隸；所謂“神奴”和“神婢”則是另一類深受剝削的下層勞動者，手工工匠有的直接依附宮廷和最高官員，有的分在各地，但與宮廷也有一定關係或負一定義務，牧民要在有關人員監督下上交羊毛和牲畜，土地分為公社所有和私人占有兩大類，通行著租佃和負有所謂“卡馬義務”的土地關係，統治集團擁有大量土地、奴隸和財富，包括國王、最高行政長官、軍事貴族、地方長官、地方首領、地方軍事統領以及上層土地所有者等人。邁錫尼時代的希臘社會是以奴隸制為主要特徵的階級社會。
2．所謂“英雄時代”，無論是顧名思義還是依據希西阿德等古代作家的傳統看法，指的是神話、傳說和史詩中所說的英雄們生活和戰鬥的時代。現在看來，有關英雄及其事跡的傳說，具有某種歷史真實性，反映了一定的歷史環境和事件。按照傳統的年代，參以考古發掘材料的印證，可以認為英雄時代大約相當於公元前14—12世紀。這個時期的希臘社會是階級社會，處於邁錫尼文明高度繁榮而後轉入衰微的階段。因此，希臘史上真正的英雄時代不是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或原始社會的末期，而是文明時代初期和帶有奴隸制特點的階級社會。
荷馬史詩以特洛耶戰爭時期的英雄為題材，在公元前12—9世紀逐漸形成。它所反映的有邁錫尼文明衰微時期（前12世紀）的狀況，更有邁錫尼文明覆亡後公元前 11一9世紀之間的狀況，甚至還有公元前800年前後小亞細亞愛奧尼亞人城市最初出現時的狀況。從前11—9世紀，是沒有英雄的時代，即只有英雄傳說流傳、但非流傳中英雄生活的時代，因此不屬於真正的英雄時代。似乎，應把荷馬時代與英雄時代劃分開來。英雄時代屬於前14—12世紀，荷馬時代屬於前11— 9世紀。
從史詩流傳和形成的地區來看，荷馬史詩主要反映愛奧尼亞人和伊奧利亞人活動範圍的社會狀況，非大量地直接反映希臘半島和克里特島多利亞人控制地區的情況。如雅典的傳統說法和考古發掘所示，雅典沒有被多利亞人征服，保持著自己的文化和制度上的連續性，因而荷馬時代的雅典可能仍有國家，還處於階級社會和文明時代。荷馬時代的希臘世界未必都處於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而英雄時代的希臘人更不屬於原始社會的瓦解時期。
3．對各個民族歷史上的英雄時代應作具體分析。前已說明，英雄時代應指英雄文學中所述英雄活動的時代。野蠻階段是每個進入文明時代民族必經的階段，但未必每個民族當時都有英雄文學，因而不見得都經過真正的英雄時代。就有英雄文學的民族而言，其英雄文學形成的時代不盡相同，所傳說的英雄及其生活的時代也不盡相同。各個民族的英雄文學的形成時期是處於原始社會末期？還是奴隸社會階段？或是封建社會初期？其起點如何？是否都處於舊文明衰亡時期？都經歷過野蠻民族的征服？是舊文明的遺民對過去的追憶？還是新來的落後民族對自己遠祖或傳說中英雄的歌頌？這一切都不會完全相同，甚至很不相同。因此，必須對各個民族的英雄文學及其所反映的英雄時代作具體的分析，不宜進行過於簡單的類比和概括，輕易作出斷語和結論。對於歷史工作者來說，更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