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簡介
智者運動與雅典社會政治生活
智者運動同雅典的社會政治生活是密切相關的。一方面，智者運動實為雅典社會政治生活之需要的產物；另一方面，智者運動本身又對雅典的社會政治生活進而對雅典的文化繁榮發生很大影響。
1、 智者運動的起源、
在第二章關於啟蒙運動的背景的討論中，已經從社會背景、文化背景、哲學前提幾方面對啟蒙運動的背景作了一般原則性討論。智者運動正是這些背景的具體化的產物。
公元前五世紀，隨著希波戰爭的勝利，希臘的奴隸制度經濟進入繁榮時期，尤其是雅典的奴隸民主集中制，人在自然和神靈面前的地位已不像公元前8-6世紀的古典哲學時期，人類已逐步認識到了自身的力量，而擁有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技藝的人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而且，技藝的範圍也從農業、畜牧業等方面擴大到社會、政治、文化方面，比如講演、寫作、詠唱、治國、治家、訴訟等。這樣，早期哲學家面對變幻莫測的天體、自然界的驚慌被對法律和制度的完善、道德規範的制定等的注意所代替，人們感到社會和人的本身有許多驚異的現象需要加以探討。
與此同時，商業和航海業的發展，人們的眼界也擴大了。從前人們曾將斯巴達的萊喀土法和雅典的梭倫法視為神所授，人們的行為規範也是神定的、不變的，祖宗王法、道德風尚也是天定的，隨著同異城異族的交往，他們逐步發現很多東西都是相對的。比如，希臘人燒掉父母的遺體，在印度有的民族吃掉父母的遺體；兄妹聯姻在希臘是不允許的，可在埃及是天經地義的；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於是，傳統的觀念動搖了，人們需要重新認真探討人類社會的形成，國家的產生，倫理道德規範等問題。
這種注意力的轉移必然導致人們認識的改變。因為人類社會是人們自己活動的結果，而參與活動的每一個人又帶著各人的動機和目的。社會問題是不同於自然界的，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標準。從現象上看，社會上的一切都是人為的、相對的，沒有什麼共同承認的固定的東西。打官司，辯得贏就算勝；發表演說，能吸引人就得到支持；法律和制度，各個城邦公民愛怎么定就怎么定。於是乎，國家人、法律和道德等究竟是人為約定還是自然的，便成了爭論不休的問題。智者們就是從這些問題出發開始他們的活動的。
與智者的活動聯繫更為密切的，則是當時的社會政治和教育的發展。隨著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傳統的教育內容、教育方式已不能滿足需要，這在雅典尤為明顯。由於它的民主政體更有利於文化的發展，它也便成為智者運動的中心。廣大公民在政治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發言權，在有關國家大事、法律訴訟官員的任免上可以發揮一定影響，在文化上可以參與各種競賽、演講和表演。因此，不僅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而且所有公民的治國才能都得到較充分的發揮。正如柏拉圖所記述的：雅典人是有理智的人，當事情涉及建築、造船等具體事務時，他們便召集有關的工匠討論，但是，當問題涉及到國家事務時，每一個人，不管是工匠、修理工、皮匠、水手、無才幹的人，也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高貴人還是低賤的人，都可以參加，誰也不會指責他們。特別是在伯里克利執政時，凡有公民權的自由民，都可以上台演說，參與政事；都可能抽籤擔任某種職務。這樣，誰想在公共事務有更大的作用，在訴訟中打贏官司，就不僅要有傳統的教育和知識，而且要在思維、語言、修辭、論點以及行為舉止、演講姿勢等方面得到特殊的訓練。於是，智者運動應運而生。
正如文德爾班所說的：“這是世界史中最偉大的時期，這個時期帶來了種種理智力量的火熱競爭，而在這種競爭中有一種思想得到普遍承認：在各行各業中，有知識的人最有能力，最有用，最成功。在實際生活上，每個部門中獨立思考和個人判斷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取代了被習俗控制的舊生活。人民民眾懷著熾熱的欲望，想把科學成果據為己有。但是，特別在當時，對於一個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人說來，家庭傳統、習俗、個人的品格的優越和才幹的優越已不像從前那樣頂用了。形勢變化多端和隨之而來的種種困難以及他必然共處、必然共事的人們的智力水平，使得政治生活的理論修養變成必不可少的事。需求招徠供應，智者走出校門參加社會生活，將自己學到的或發現的東西教給人們。”
2、 智者
智者一詞古已有之。在荷馬時代，其含義是指某種精神方面的能力和技巧，以及擁有這種能力技巧的人。在那個時代，“智者”就是聰明的人，靈巧的人，有技藝的人。後來，詩人，音樂家，醫生，自然哲學家，各行各業有專門知識和技藝的人，都被人們稱為“智者”。隨著其含義的引伸和發展，有治國能力的人也稱為智者。
公元前五世紀後半葉，智者一詞獲得了特殊的含義，成了以收費授徒為職業的一批巡迴教師的專有名稱，也就是這裡所說的智者運動的主體。他們活躍在各個城市及奧林匹亞賽會、泛雅典娜廟會，在大庭廣眾之下施展雄辯的才能，教授青年們如何辯駁、訴訟、演說、參政、處理公務和家庭事務。其首批代表人物有普羅太哥拉、高爾吉亞、普羅迪科、希比亞等。這批職業家不占有生產資料，不執掌政權，他們靠自己的知識為奴隸和公民服務，取得經濟報酬。他們各處巡迴傳授，或是在公共場所發表長篇演說、示範表演，開展討論，請聽眾出題以解答；或者是小範圍內傳授和討論。遇有盛大節日，高爾吉亞、希比亞等到人往往穿上紫袍，乘機把自己的新作公諸於眾。
智者的活動中心是雅典，而名門望族加尼亞（伯里克利的兒子）的住所則是他們進行小範圍活動的場所。柏拉圖的《普普羅太哥拉》中對此作了繪聲繪色的描繪：加尼亞家住滿了智者及其門徒，主人只得將倉庫改為客房，那裡住著普羅迪科，體弱多病的普羅迪科穿著睡衣，披著羊皮襖，躺在床上，周圍坐著聚精會神聽講的青年。走廊對面坐著希比亞，一批雅典青年和外邦人以及從母邦埃里斯跟著來到雅典的人，把他團團圍住，聆聽希比亞解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最引人注目是漫步在走廊的邊走邊講的普羅太哥拉，聽眾們分成左右兩排，一邊是主人加尼亞，另一邊是伯里克利的另一個兒子及普羅泰哥拉的得意門生，此外，還有許多從各個城邦帶來的外地人。可見，當時智者是相當活躍而且有相當民眾基礎的。
智者並不是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學派，在學術思想和政治見解上有的甚至是對立的，但是，他們都拋棄以往的自然哲學`，注重於社會和人類自身的問題；都重視修辭和論辯，擅長邏輯和修辭，講究實用價值，而不管什麼事實和真理，而且那些交費求學的學生也是著眼於現實的目的，對純理論並無興趣；他們在討論和爭論中多採取對立和批判態度；他們熟悉天文、地理、歷史、物理、算術、邏輯等，善辯能言，出口成章；他們講演和教授的題材廣泛，有一般哲學和政治內容，或者去歌頌一個城邦，替一個死去的英雄辯護，在葬禮中去詠讀一篇感人的悼詞，甚至不惜在關於孔雀、老鼠、鹽巴等一些細小的題材上施展自己的才智；他們在法律、宗教、道德風尚等問題上大多持人為約定的觀點，而哲學上則有感覺主義、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傾向。
在普羅泰哥拉時代，做個智者是光彩的，備受尊敬的。但是到後來，智者人數激增，其中一批人醉心於詭辯、文字遊戲和表演，成了詭辯家和江湖騙子，於是晚期智者便成了一個恥辱的稱號，變成了詭辯家的同義詞，以至柏拉圖稱他們為“批發或者零售靈魂糧食的商人”，“他們帶著知識的商品週遊各地，把它批發或零售給需要它的顧客。”
3、作為啟蒙運動的智者運動
智者運動由於其後期的極端發展，遭到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其多德的反對，而且也由此弄得聲名狼藉，亞里斯多德甚至說：“智者的技術就是無實在內容的、似是而非的智慧，智者就是靠似是而非的智慧賺錢的人”，“智者的學說是一種貌似哲學，其實並不是哲學的東西。”這裡不能排除學者和歷史的偏見。但是在這裡，我要把智者運動作為啟蒙運動來研究，正如黑格爾說的：“我們現在要進一步從它的積極的方面，嚴格地說，即是從科學的方面，來考察智者們在希臘究竟居什麼地位。”
（1）雅典人的教師。智者是適應雅典社會政治的民主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它的目的和責任就是教育雅典人，“將自己學到的或發現的東西教給人們”，以滿足人們在日常生活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需要。“智者們就是希臘的教師，通過他們，文化才開始在希臘出現，他們代替了從前的公眾老師，即詩人和史詩朗誦者。智者們以智慧、科學、音樂、數學等等教育人，這是他們的主要任務。他們以教育為職業。他們週遊各個城市，青年跟隨著他們，受到他們的教導。”智者們給了希臘人以知識和教養，使他們知道如何對每一個對象都有話可說以及如何找出對於每個對象的各種論點。“希臘人得到這種教養應當感謝智者們，智者們教人向對他們有權威的東西去運用思想。”黑格爾評論到。當然，智者們更教會了雅典人演說的藝術，柏拉圖在《普羅泰哥拉》中就記載到，當蘇格拉底問希波克拉底，他希望學習的智者們的智慧究竟是什麼時，希波克拉底答到：“是演說術；因為智者是善於使人說話有力”的人。柏拉圖自己也承認，“智者們在各個城市中漫遊，於是，有許多青年人拋棄了父母和朋友，追隨著他們，深信與他們交遊可以使自己變得更好更聰明，”甚至還因此“給自己招來了許多猜忌和妒忌”。
智者們不僅傳授希臘人演講術和具體的知識，而且他還“給人以精神教育”。他們將教導人們道德秩序、沉著精神的等作為自己教育的目的。青年們要求智者：“我們要成為有教養的人，請教導我們，使我們成為這樣。”於是智者們便教導他們“培養出一種正確的見解，來對自己家庭的利益作最好的考慮；也同樣在於政治生活，要使人成為最有才幹的人，一方面對各種國家的事務發表意見，一方面要盡其全力為國家服務。”所以，柏拉圖在《高爾吉亞》篇中說到：“智者們的藝術是一種比一切藝術都更偉大的才能；它能說服人民、議員、法官，使他們相信智者們所願意的事。”
（2）傳統習俗的挑戰者。當希臘人還關著門時，他們認為自己的一切都是既定的，神授的，也是最好的；但是，當大門外的東西湧進來時，他們便有些吃驚了。比如雅典，梭倫法被看作神授的，人們以服從法律為最高職責。他們只知道服從命令，而不問命令從何而來，命令是否正當。“法律存在，擺在那兒，有道德的法律也有法庭的法律；它們既存在也就永遠存在，個人只能服從。在智者學派以前，無一人曾想到來檢驗一下法律，問一問法律自稱的合法權力究竟是什麼。”智者們則從他們的基本命題出發，對傳統習俗發起了挑戰，“廣泛而深入地對現實進行批評，直到對社會政治生活進行深刻而徹底的改革。”普羅泰戈拉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響亮的口號，要求人們從自己的感覺知識出發對一切現存的東西進行評判。這樣，一切東西都變成相對的了，因為一切都相對於個人的感覺而言的，法律的合理性，道德律的合理性，貴族制的合法性，神的地位的不可動搖性，都遭到了破壞。普羅泰戈拉甚至說：“至於神，我既不能說他們存在，也不能說他們不存在，因為阻礙我認識這一點的事情很多，例如問題晦澀，人壽短促”。而高爾吉亞則提出了懷疑主義的準則：“第一，無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無法認識它；第三，即使可以認識它，也無法把它告訴別人。”智者們就是以這種相對主義、感覺主義和懷疑主義來向一切既定的神聖的東西挑戰的。
由於這種挑戰，一切都變成了相對的，那么每一個人在每一件事面前也就變得是平等的了。這無疑是對奴隸主貴族的當頭一棒。因為傳統希臘思想認為，只有奴隸主貴族才具有美德，而且他們的美德是天賦的，而智者們則認為，通過教育人人都可形成這種美德。這從普羅泰戈拉同蘇格拉底對政治藝術是否可以教授的問題的著名爭論中可以明白地看到。他引用神話強調，宙斯要求把廉恥和公正“分給所有的人，因為假若只有少數人分享那些品質，就不能有任何社會組合存在了。”
（3）理性精神的倡導者。在上一章我們已經在阿那克薩拉那裡發現了理性精神的萌芽，但是，阿那克薩哥拉作為理性的“努斯”還只有一個空的外殼，只是一種如柏拉圖所說的形式，努斯只是一個不包含任何東西的自同一的原始的啟動者。智者則給這個空的形式賦予了“我的”、“主觀的”內容（蘇格拉底賦予它以“自在自為”的內容）。智者們將知識運用到社會對象上去，並且使它深入到一切人事關係，去影響那不是思想的特定事物。這樣，在智者那裡，“自身同一的思想把自己的否定的力量指向理論和實踐的各種規定，指向自然意識和各項真理與其他各種自明的法則和原則。”於是，“思想探索著一般的原則，用這原則來判斷一切對我們有價值的東西，凡是不符合這些原則的，就對我們沒有價值。”其結果便是，“凡是自由思想所能獲得的，都必須來自自由思想本身，都必須是自己的信念。它不再是信仰的對象而是研究的對象。”智者們就這樣以提倡自由思想來宣傳理性精神，以批判宗教和習俗。
黑格爾甚至把智者們稱為“思辨哲學家”。因為他們總是希望讓人知道，究競是什麼東西在道德世界起決定作用，是什麼東西使人滿足。宗教把人置於諸神之下，傳統法律則將人看作只是執行法律的動物，但是智者派則要求人們重新思考，通過對這些東西的反思，就象普羅泰戈拉說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人不再滿足於把法律和神當作權威和外在必然來服從了，而是在自身中獲得了滿足。人通過思考，使自己相信什麼是約束他自己的東西，什麼是他的目的，和什麼是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自己所必須做的事。這就是智者們所倡導的。
（4）哲學領域的開拓者。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他們通過觀察思考和講授提出了一些新的哲學原理，促進了哲學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關心，對修辭、邏輯的重視，拓寬了哲學研究的領域。普羅泰戈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主張反對神學權威，樹立人的權威，充分體現了強調人的主體性的人本主義精神。在此之前，哲學家只是把自己的眼睛投放到那令人驚異的自然現象上，借用常識觀念和神的權威來解釋自然萬物的存在與流變。在早期自然哲學家那裡，為知識而知識乃是哲學的本質所在，而有關人的問題則只不過是在“宇宙萬物一份子”的角度來看待罷了，即使阿那克薩哥拉比他們的先輩前進了一步，努斯也只是一個最初的活動者而已。這種思想方式的結果是人本身的物化，而物化的結果乃是根本喪失人作為人的特殊地位。智者尤其是普羅泰戈拉將人的視野從天國拉回人間，宣稱人是萬物的尺度，人文主義精神便就此確立。當然，由於這一命運所包含的相對主義成份，已使得他在拓展哲學人本主義時顯得有些矯枉過正。
智者派將哲學的注意力由自然轉移到了人類，這大大拓寬了哲學的研究領域。以前的哲學只是研究自然，偶爾涉及人的認識問題；而自智者始，哲學不僅研究自然，研究人對自然的認識，也研究人對自身的認識，同時還考察人的道德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人的思維方式。在這各個方面，智者們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比如他們在邏輯中對同一律和矛盾律的發現，對範疇、定義的規定等等。這樣，哲學就不再只是包括物理學和狹義心理學的學科了，而是包括倫理學、政治學、邏輯學等在內的綜合性學科。這是亞里斯多德式“哲學乃百科全書”體系的先聲。
總之，智者運動並不是在哲學史上和希臘社會生活中可有可無的運動。他們認為社會政治制度是人為約定的這一點並沒有什麼自然的依據，因此貴族統治秩序是可以改變的。民主制可以代替貴族制；他們認為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教育而形成美德；他們教人怎樣具有美德，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怎么樣具有能言善辯的本領，在政治活動中出人頭地；他們講究實際，可能知識必須服務於人生，服務於社會，有的更認為奴隸本身也不是自然的，“奴隸與自由人的區別只是因法律而存在，並不是自然的”。他們的根本精神是啟蒙的。也正因為此，黑格爾甚至認為近代歐洲的“啟蒙運動，不但在形式方面和智者們採取完全相同的立場，就是從內容方面說，也是如此。”
智者運動的含義。
公元前5-4世紀，古希臘的城邦中出現了一批以教授演講、雄辯和政治知識的職業人群。他們被稱作智者。由他們倡導而引起思想和社會認識的巨大變革稱之為智者運動。這場運動馬克思.韋伯稱之為“哲學的突破”“它對構成人類處境的本身及其意義有了新的理解。○1”智者活躍於希臘的各個城邦，尤其以希臘雅典城邦最為著名。智者們在城邦中發表演講，教授城邦中的青年各種知識，教會人們如何應對訴訟，如何辯駁，幫助人們打官司並收取一定的費用。智者關心的問題大多涉及當時的政治，倫理道德和法律問題。
智者運動——作為一股思潮，在思想史上被認為是自然哲學和柏拉圖哲學之間的過渡階段。與自然哲學相比，智者運動在思想上有很大的不同。思想史的研究發現，從公元前6世紀起到公元前5世紀初，對“本原”問題的思考（不論以什麼形式）一直在思想中處於主流地位。然而在此之後，對本原的思考被拋棄了，以智者運動為代表的新思潮取代了自然哲學的地位，哲學家們探討的核心問題不再是“本原”而是人的行為與社會生活的秩序○2。那么為何在公元前5世紀會產生智者運動？本文試圖從兩個大的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第一，把智者運動同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和歷史發展結合起來，以此來分析智者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第二，結合古希臘哲學思想發展變化和人類認識規律來分析智者運動的內在原因。也就是堅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來對智者運動進行一個全面的探討。
二，智者運動與雅典城邦。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念，意識形態領域的任何一次變化都必須與生產力，生產關係的發展相適應。也就是說，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變化是有其經濟變化的基礎的。智者運動是產生在具有民主政治的雅典城邦之內的。毫無疑問，分析智者運動的產生原因，必須從雅典城邦入手。
智者運動和智者職業的出現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原因無疑是得益於希臘城邦的民主政治制度（最主要的是體現在雅典城邦之中）。同時期的斯巴達無論在其強盛程度還是愛國精神都不遜於雅典，而正是因為雅典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不同於斯巴達的專制，才使得雅典的智者活動最為活躍。
任何東西的產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考察希臘民主制度和智者運動的關係之前，有必要描述一下當時希臘城邦的歷史社會背景，認識這些基本的問題更有利於我們探求事物的內在聯繫。
希臘是一個善於航海的民族，公元前4-6世紀，希臘本島開始擺脫原始氏族關係的束縛建立起了奴隸制的城邦國家，希臘通過和鄰邦的各個文明（波斯，巴比倫， 埃及）的交流和學習，把一些現進的東西引入了希臘。這其中最重要的是接受了東方的商品經濟和小亞細亞半島的金屬鑄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金屬貨幣的廣泛使用促使希臘城邦殘餘的原始氏族生產關係進一步瓦解。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部落制遭受破壞，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在奴隸主階級的內部產生了新的階層，即從事工商業的富人○3。希臘民族成了商品貨幣處於支配地位的“商業民族”○4。
與此同時希臘通各邦的交流之中也吸收了東方世界先進的制度和思想文化，接受了東方的先進的生產工具。奴隸制的社會生產和經濟在早期就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繁榮。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催生政治和制度方面的變革。新興的工商奴隸主階級為了保障和發展經濟，必然要求參與國家政權。舊的部落氏族貴族的統治顯然大大阻礙了新興勢力階層的發展，他們倡導民主政治，積極地參與國家的各種事務。梭倫改革到雅典僭主政治到克利斯提尼政治.改革，這一系列的政治變革之後，希臘的雅典城邦成了一個典型的奴隸制民主制國家。一個比較理想的城邦制度形成了。首先，城邦制度意味著話語具有壓倒其他一切權力手段的地位。針鋒相對的論辯成為重要的政治工具。一切涉及全體利益的問題，現在都要提交給論辯的藝術，通過論戰來解決○5。這就涉及到了城邦的第二個特點，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都被賦予了完全的公開性。這是一個涉及民主化與公開化的雙重過程。希臘文化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而思想在傳播的過程中，在變為公共文化的組成部分的同時，也被帶到公共廣場上去進行論辯，接受公眾的評判○6。論辯從一開始就是思想與政治的必要手段。城邦制度的第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公民的平等性，而不論其出身、地位和職務有多么不同。這樣，在城邦的範圍內，人與人的關係（當然只是限於“公民”即城邦奴隸主）便表現為一種相互對等的形式，取代了服從和統治的等級關係。這樣的人類社會圖景在公元前6世紀的一個概念中得到嚴謹的表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這一理想正是從城邦建立之初人們就一直在追求○7。希波戰爭後在希臘的一些城邦理奴隸制民主政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時希臘半島上的佛西斯，底比亞，亞各斯和伊利斯都推翻了貴族政治，確立了奴隸主政治。希臘打敗了波斯，雅典的奴隸主民主政治發展顯得更為顯著。從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的伯里克利連選連任首席將軍的這十多年間，雅典的政治經濟文化呈現出繁盛的局面。馬克思說：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是伯里克利時代，在伯里克利時代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獲得了高度的發展。這時執政官及其他的幾乎所有的官職都對每個等級的公民開放…….公民大會是最高的權力機關，每隔十天召開一次，凡是年齡達二十歲的男性公民都有權參加。公民可以在會上提出任何建議和批評公職人員，討論一切的對內對外政策並做出決議○8。 雅典更因為其制度完善和實力強大而成為各個城邦中最富於吸引力的一個。從此，雅典成為了希臘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的中心
在民主政治之下，城邦自由公民成為對社會負責的公民，他們關心城邦的命運，努力促進城邦的經濟發展並努力的維護城邦的秩序。他們關心政治，關心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正是這種民主政治和民主生活才激發了城邦公民的積極性，他們對各個方面都表現出極大的熱忱和興趣。
與此同時，人們便需要應對城邦之中的選舉，訴訟，競選等活動。演說，辯論和治國之術成為最主要和最急需的東西。智者應運而生，他們擁有淵博的知識，伶俐的口才，尤其擅長雄辯。他們教會人們如何套用自己的知識為自己在城邦中更好的參與管理，應對日常的事務。現實的政治需求迫使人們需要知識，而那批具有淵博知識的“愛智之人”就成為人們的教師。伴隨著伯里克利時代民主政治的繁榮和雅典的興盛，智者的作用也大放異彩。
與希臘民主政治並行的事希臘社會上興起的學術自由，為了探求真理，必須破除禁錮和束縛。“民主制保護思想自由和表達自由的權力，對於無論是學術上還是政治上德批評言論都予以容忍。這就為希臘社會思想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自由的學術環境和寬鬆的政治環境。○9” 的人們用理性去觀察這個社會，各種價值觀和世界觀都能得到包容，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智者才能夠在城邦中興起。智者學派提倡相對主義，奉行的“人是萬物的尺度”才能為人們所接受。
智者運動的興起可以看成是希臘社會從王權制度向城邦民主制度的轉變的一個產物，它是希臘城邦發展歷史的一個產物。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發展，使得新的階級階層的出現。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都要相應的發生轉變。民主政治的興起催生了智者的出現。
三，智者運動在哲學發展上的實質
智者運動並不是一場簡單的學術運動或者機械的政治經濟上的反應。智者運動的興起有其深刻的歷史內涵和人類認知史上的意義。正如馬克思。韋伯所言，這場運動是“哲學上的突破”他對構成人類處境之宇宙的本質發生了一種理性的認識…….與這種認識隨而俱來的是對人類的處境本身及其基本意義有了新的解釋○10。智者運動的興起開啟了一個時代。
單純的對希臘雅典的歷史社會和經濟進行分析進行歸納是不夠的。智者運動，正如馬克思韋伯所言“哲學上的突破”雖然不是純粹的哲學上的轉變，但是作為人類認識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轉變，是由其哲學上的實質的。
恩格斯曾經寫到：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並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此關於思維的科學同其他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通過對歷史上的不同時代的理論思維的不同形式和內容的研究，從中找出人類思維發展的規律性…..○11 所以，對於智者運動的產生，必須通過考察人類認識（認知）史上的發展，同時根據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原則，方可作出科學的解釋。人類從原初社會發展到文明社會必然伴隨著對事物（包括自然物和自身）認識的飛躍。古希臘早期的哲學超出了原始直觀的認識，反對過去流傳的種種神話創世說，認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質性的元素，如水、氣、火等；或者說構成世界的是一些抽象的原則（比如“數”，“是者”等）。他們最早用自然本身來解釋世界的生成從而形成了關於世界的最一般的抽象概念。在對本原思考中早期的哲學家主要是圍繞著一和多及變和不變著兩條線索。但是在一與多，變與不變得關係的思想框架中思考本原問題，早期的自然哲學家已經窮盡了一切的可能性，它的發展不可避免的終止了 。智者運動提供了這一轉變的契機。○12
哲學實質上是關於思維的科學。是關於人的思維歷史發展的科學……..歷史中的哲學思維都是表明該歷史時期中人類對世界的認識水平○13。智者以前的時代，希臘各邦剛建立起奴隸制國家。傳統的氏族貴族統治占著統治地位。此時的社會關係比較簡單。由於擺脫了對神靈崇拜的束縛，希臘的先賢們-開始了對世界本原，自然存在的的這些問題進行了探討。長足的自然探求結果給希臘留下了大量的知識源泉。就當時的情形來說，希臘的哲學家對自然的探索幾乎到了他們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手工經濟工商業的發達。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變得日益的複雜。原先的簡單的單一的社會變成了一個複雜的多元的社會。各種國家機器建立的完善，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也因為利益的各異而變得繁雜。戰爭的過程使得希臘同自身以外的國家也都有了不少廣泛的接觸和深刻的了解。“哲學起源於驚異”---一剎那間，人們發現自己原先的知識已經不夠用，許多新的東西需要認識。對於此時的“愛智者”來說，變幻莫測的天體自然已經不能像城邦社會本身那樣讓他們感到驚異。自然的探索已經積聚了足夠的知識，他們的認識興趣轉向了人類自身和其所處的社會。人類社會的形成，國家的產生，和倫理道德規範的形成等成了智者及蘇格拉底，柏拉圖共同關注的主題。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在人類認識的歷史發展過程當中，存在著客體—主體—主體和客體統一的認識過程和邏輯規律。希臘的智者運動正是邁出了從客體到主體認識轉變的重要的一步○14。但人們把注意力轉移到社會問題上來時一個不可避免的對社會現象的認識過程就發生了。社會問題本身就異於自然界，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家用解釋自世界的方法來解釋社會，他們沒有將人類社會和自身所處的環境區分開來而是試圖在整個人類社會和宇宙的大環境中找到一個“本原”來解釋囊括所的萬事萬物。解釋出發點的單一性和解釋對象的多樣性複雜性，往往使得他們難以自圓其說。很顯然，自然哲學的分析方法在複雜紛繁的城邦社會中陷入了困境，這個時候智者應運而生。
智者運動雖然不能稱得上是一場純粹的哲學運動，但是其背後蘊含著深厚的哲學實質。普羅塔哥拉的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標誌著人類的認識開始打開了嶄新的一頁。人們開始了對自身的處境和社會生活的秩序問題驚醒思考。哲學從天上回到了人間，他經歷了一個為智慧而智慧到從為人身而智慧的轉變。在希臘自然哲學家的意識里，人身邊的所有事物--包括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自然界以及宇宙--與人共同構成了一個和諧的整體○15。這個整體就是他們眼中的世界，他們沒能將社會與環境分別。在這個整體中，變化與運動無處不在。哲學家在對世界的觀察中，發現有些運動是有規律的。因此，希臘人認為，在世界這個和諧的整體中必定有著什麼支配著一切的運動與變化，這就是“自然”。自然理論對社會已經漸漸失去解釋能力。它在本原與世界的緊張中陷入了困境，無法兼顧本原的絕對性與城邦社會的多樣性。在建立民主制的過程中，由於城邦採用了不同於以往的氏族的組織形式，在不同的組織中存在著不同的組織規則，這更使得自然哲學無法自圓其說的一面凸顯出來。可以說民主政治的興起和智者運動是一個人們對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逐漸認識，並以此將社會和自然分開的過程。即人們的認識從客體轉向了主體。
實際上，無論自然哲學還是智者運動都是以城邦為母體的。二者的目的某種程度上說都是為了解釋城邦的秩序，也反映了希臘社會的發展變革。從自然哲學向智者運動的轉變體現了希臘社會從王權制度向城邦制度的轉變以及城邦自身的成長。
結語
從哲學的發展來看，普羅塔哥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出現，標誌著古希臘舊的自然哲學的終結。從此哲學的主要對象從宇宙的起源和自然現象轉向社會起源和社會現象。開始著重探討有關自由民生活的現實和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與此相適應的是哲學的防法也起了變化，以往是尋找共同的“始基”，然後以此為根據來解釋宇宙和自然現象。現在是從人們的政治生活的經驗和事例出發通過表象和例證進行理智的推論，“從特殊過渡到普遍”○16。
總的說來智者基本上還是一些奴隸主階級的的思想家，由於政治鬥爭得需要，他們過渡的重視辯論藝術，結果對概念的研究超過了對客觀世界的研究。因此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傾向就發展起來了。在肯定智者的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所具有的批判傳統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也要看到這種思想傾向對以往的哲學成果的破壞作用早期的哲學家已追求真理為己任。懷疑主義和縣對主義卻否認確定或為以的真理標準，智者片面的誇大了感覺的現對性和主觀性，把知識歸結為因人而異的感覺○17。後期的智者甚至成了詭辯的戴名詞。然而正是因為這種產生於城邦民主制種的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極大地為公民所青睞。民主制激發的全體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智者提供了這一熱情所需要的論辯技術。因此，希臘思想中從自然哲學到智者運動的轉變，智者運動對前者的取代，是一個時代的，更是一個公眾的選擇。是公眾的政治熱情與政治需要，決定了這一思想史上的重大轉變。
智者運動——作為一股思潮——在思想史上被認為是自然哲學和柏拉圖哲學之間的過渡階段。與自然哲學相比，智者運動在思想上有很大的不同。自然哲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以“自然”為觀察和思辯的對象。當然，他們思索的“自然”並非我們現在所說的作為自然事物和現象總和的自然界，而是特指事物運動變化的本性。[1]在希臘人的意識里，人身邊的所有事物--包括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自然界以及宇宙--與人共同構成了一個和諧的整體。這個整體就是希臘人眼中的世界。在這個整體中，變化與運動無處不在。但是希臘人在對世界的觀察中，發現有些運動是有規律的。因此，希臘人認為，在世界這個和諧的整體中必定有著什麼支配著一切的運動與變化，這就是“自然”。亞里士多德將這個意義上的“自然”明確定義為“運動和變化的本原”，[2]即本質上屬於這些事物的，使它們像它們所表現的那樣行為的某種東西。[3]思想史的研究發現，從公元前6世紀起到公元前5世紀初，對“本原”問題的思考（不論以什麼形式）一直在思想中處於主流地位。然而在此之後，對本原的思考被拋棄了，以智者運動為代表的新思潮取代了自然哲學的地位，思想家們探討的核心問題不再是“本原”而是人的行為與社會生活的秩序。[4]這一轉變發生的如此迅速與徹底，思想在前後呈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面貌，以至於當後人在面對這一段歷史的時候不得不問：“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轉變呢？”這也是本文面對的問題。
在研讀有關思想史的著作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學者們對這個問題有著比較統一的回答。他們一般認為，自然哲學與智者運動的不同在於人們關注問題的不同，轉變是人們的思考從天上回到人間，從為智慧而智慧到為人生而智慧的過程。轉變的原因則在於：隨著希臘人的理性進一步發展，自由思考與個人主義的傾向逐漸在希臘普及起來，並最終導致對自然哲學家的近似於武斷的結論的否棄。
但是，如果將從自然哲學到智者運動的轉變與希臘社會從王權制度向城邦制度的轉變以及城邦自身的成長過程這個希臘社會的巨變進行比較，我們發現，這兩者的聯繫是如此的緊密，以至於我們無法將它們分開進行研究。而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卻似乎忽略了希臘社會這個因素，其結論也略顯流於表面。對這一思想的轉變的解釋，應該廓清兩個問題：（1）自然哲學與智者運動在思想上的不同是什麼意義上的不同；（2）為什麼在公元前5世紀智者運動會成為思想界的主流。之所以對問題（2）採用這樣的表述方式而不用“轉變”這一詞，是因為後者容易在解釋過程中引起混淆，這一點下文將有詳述。本文將把這一“思想上的轉變”置於其所處的社會轉變之中，以期給出一種可能的解釋。
運動背景
智者教育活動產生的背景
公元前5世紀，希臘社會進入古典時代。以雅典為代表的希臘城邦逐漸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呈現出繁榮的景象。許多天才人物在此降生。雅典的強盛以及自由民主的空氣，像磁石般吸引了許多傑出人物來此講學、辦學。智者運動就產生在這樣的大環境中。
首先，希臘人對自身和世界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已經認識到決定人類生活的是人類自身而不是神。“從這些人的研究工作中得出宇宙不是服從於不可解釋的上帝，預言是來自事物因果關係的分析結果。”[1]在荷馬時代，希臘人認為，神和神的意志支配戰爭乃至整個人類活動，人在自身活動中只具有從屬的地位。而在希羅多德《歷史》所描述的希波戰爭中，決定戰爭結果的主要是人的因素。神不再是戰爭的主題，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最終因素。希波戰爭以後，希臘人逐漸認識到，法律、社會的行為規範等並不是神的意志的產物，而是由人自己通過思考、選擇、討論決定的東西，因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這種思想觀念的變化是智者能夠廣泛在人民民眾中開展教育的重要條件。
其次，雅典的強盛促進了智者教育運動的產生。經過梭倫改革，雅典走上了經濟發展的道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梭倫的革命“基本是一次從自給性生產的農業改變成商品性生產的農業”[2]。公元前5世紀，雅典經濟迅速發展，到前6世紀末，阿提卡的農民和貴族都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的漩渦，達到了古典城邦經濟的最高峰。希波戰爭後，雅典利用自身的優勢把盟國變成附庸，建立了霸權地位。這一地位對於吸收東方各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加強同周邊的文化交流，促進本地區文化發展有重要作用。他為本城邦及外邦人創造了施展才華的廣闊空間。為適應這種要求，智者採取了相應的教育活動。
再次，雅典民主政治對智者教育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當時雅典城邦的民主制發展到頂峰。語言成為政治統治的工具。“所有那些原來由國王解決的屬於最高領導權範圍的涉及全體人民利益的問題，現在都應提交給論辯的藝術，通過論戰來解決。”[3]語言是國家權力的關鍵，指揮和統治他人的工具。希臘人後來甚至把話語的威力塑造成一個神，即說服力之神“皮托”(Peitho)。[4]民主化要求政治活動的公開性，而“這種公開化的要求使全部行為、程式和知識逐漸回到社會集團手中，置於全體人的目光之下”[5]。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公開性的雙重運動在思想方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它激勵公民參與政權，但是無論是誰想在公共生活中發揮作用，他都不僅要有廣泛的知識，而且還要在思維和言語方面接受過相當的訓練，而智者提供的正是這樣一種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