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安事變

，亦稱格桑澤仁事件，是對康藏歷史有重要影響的事件。 藏人格桑澤仁 1932年1月，格桑澤仁抵達巴安，開始籌備黨務工作。

巴安事變，亦稱格桑澤仁事件，是對康藏歷史有重要影響的事件。
格桑澤仁事件是康區多種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一次交鋒，康區的實際統治者、當時的川康邊防總指揮劉文輝以及直接受命於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格桑澤仁是事件的主角，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參與該事件的當事者是事件的配角。
軍閥劉文輝1927年入主西康，南京方面有猜忌劉非嫡系，桀驁不馴，其行為言語常與中央相抵悟。時巴安(今巴塘)藏人格桑澤仁(漢名王天華)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兼藏事處長。為削弱其勢力，加強對西康的統理，國民黨中央黨部任命格桑澤仁為黨務特派員，命其返回康區開展黨務工作。他隨即帶領中央政治學校西康班畢業的巴安籍學員十餘人，經昆明回巴安，同時派楊仲華等數位康定籍的學員經四川去康定，籌建西康黨務特派員駐康定辦事處。格桑澤仁在昆明受到雲南省主席龍雲熱情接待，並授為“滇邊宣慰使”，獲贈滇造單筒步槍100枝、長波電台一部。當格桑澤仁一行達到鹽井縣時，鹽並權勢較大的貢噶喇嘛和巴安東南區六玉十五村的總保茨郎羅絨等，紛紛組織僧俗民眾盛情接待，並派人馬沿途護送格桑澤仁至巴安。
1932年1月，格桑澤仁抵達巴安，開始籌備黨務工作。格桑澤仁聲勢浩大的回鄉，引起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的深嫉，於是以格桑澤仁冒充“康藏全權代表”為由，在康定組織“反對格桑澤仁冒充康藏全權代表大同盟”，上街遊行，並以該組織名義致電國民政府各部委，請求支持，同時選派馬澤昭、丁子沛二人為“真正的民眾代表”赴京告狀。國民政府未予理睬，益重用格桑澤仁，並任命其為國民政府參議。與此同時，劉文輝所屬24軍駐巴安的軍政軍官，對格桑澤仁的到來及其煊赫的聲勢，也表示了強烈不滿和猜忌，散布流言蜚語，對其進行惡意中傷。格桑澤仁佯裝不知，暗中卻加強聯繫民眾的活動，西康內斗形勢加劇。
格桑澤仁上恃南京中央支持，外有龍雲後盾；下依地方勢力為基礎，大膽地提出了“康人治康”的口號，宣布五項政綱：實行地方自治；主張民族平等；廢除烏拉制度；改進耕作技術；發展文教事業。並且果斷採取行動，乘軍閥仍在混戰，占據甘孜、瞻化（新龍）等地的藏軍尚未撤走，劉文輝腹背受敵之機，於2月26日強行收繳了駐軍馬成龍四十二團二個連的槍械，組織“西康建省委員會”和“西康省防軍司令部”，自任司令，下設一個民眾武裝司令部，由其姐夫吉村群批任總指揮，聯絡本縣及四鄉土頭武裝，另建一武裝團，以楊朝宗為團長，趙躍中為團參謀，曾伯麟為團副，任命他的私人秘書黃子翼為巴安縣長。接著，他將巴安縣的街名更名為中山街、博愛街、自由街、平等街等，加之任命了巴安、得榮等縣的縣長，由此爆發了近代康藏歷史上轟動一時的“巴安事變”。
不僅如此，格桑澤仁還命鹽井貢嘎喇嘛提繳42團駐鹽井部隊的武器。可是，貢嘎喇嘛卻拒絕將武器運往巴安。格桑澤仁遂帶兵征討，貢噶喇嘛感到自己勢力單薄，難以對付，投靠了西藏噶廈地方政府，與藏軍聯合，進攻巴安民軍，進而包圍縣城。巴安民眾在格桑澤仁的指揮下，進行了艱苦的保衛戰，雙方長期兵戎對峙，藏軍始終未能攻被城池。
格桑澤仁與藏軍戰鬥正酣之際，劉文輝對格桑澤仁提出的“康人治康”口號及收繳其屬部武器的行為不滿，調該軍馬成龍團赴巴安彈壓。馬團到後，先與藏軍作戰，對手不敵，星夜敗逃。馬成龍團重新控制巴安以後，軟硬兼施，逼迫巴安民軍繳槍，即對格派進行屠殺、鎮壓，，將楊朝宗、吉村曲批、趙躍中、曾伯麟4人殺。格桑澤仁幸有察覺，此前即潛伏鄉下，聞訊殺戮慘案後悲慟萬分，無奈取道雲南返南京。
至此，歷時“三個月，大小戰二十一次，敵我傷亡總在四百以上”的“巴安事變”——即在格桑澤仁領導下的巴安地方武裝同當地軍閥駐軍與西藏噶廈地方政府所屬藏軍發生的一場武裝衝突事件，最後以格桑澤仁失敗、藏軍潰回金沙江以西、西康軍閥繼續統治巴安宣告結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