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成就
左海學派專為漢儒之學。陳壽祺以《尚書大傳》自宋以後刻本率多偽漏,因撰《尚書大傳定本》三卷、《序錄》一卷、《訂誤》一卷,並附錄《洪範五行傳論》三卷於後,力圖再現《尚書大傳》本來面目。又撰《五經異義疏證》三卷,《五經異義》系許鎮校訂《五經》經文之作,此書宋代即失傳,經壽祺疏證,幾將其恢復原狀。又著有《左海經辨》二卷、《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東觀存稿》一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二卷等。在其文集中,有《義利辨》篇,謂古者義與利合,故六經莫不善言利;春秋之時,利始與義分,故《論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子罕言利;戰國之時,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孟子屏絕利,曰“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古之仁義未嘗不利,但後世知有利而不知有害,利己必至於害人,害人者未有不害己,“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然則所謂利者,皆□之□耳”。
他主張“去利而返之義”,指出:“仁義忠信積於身,故位祿聞譽輕於世;道德問學崇其實,故膏梁文繡絀其華;廉恥名節愛其榮,故腥臊垢濁畏其浼。雖有以利□之者,莫由而奪志焉?是故學者之於義利辨之不可不早辨也。”在其主鱉峰書院時,以為士子奔兢成俗,宜嚴加別擇,以品行賢否為去留,主張先察學行而後考文藝。“耳為規約,教以正心術,廣學問,慎交遊,肅禮儀”。
陳壽祺子喬樅,字朴園,“少承家學,於《詩》、《書》、《禮》致力尤勤”。壽模晚年,嘗以鄭注《禮記》多所改讀,又魯、齊、韓三家詩佚文佚義與毛氏亦多異同,又《今文尚書》共二十九篇,其傳者有伏氏、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除《大傳》外,余皆失傳,每欲鉤考成書,未竟而卒。
喬檄乃搜討群籍,旁徵博引,撰《禮記鄭讀考》六卷,《魯詩遺說考》二十卷、《敘錄》一卷,《劉詩遺說考》十二卷、《敘錄》一卷、《朝詩遺說考》,十八卷《敘錄》一卷、附《韓詩內外傳補逸》一卷,《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十四卷、《敘錄》一卷,《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一卷,從而完成其父未竟之志。他著有《齊詩翼氏學疏證》、《詩緯集證》、《詩經四家異文考》、《毛詩鄭箋改字說》、《禮堂經說》等,“亦皆實事求是,恪守師承”。
壽祺弟子林昌彝,博學多通,尤邃於三禮,著《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因禮書制度儀文諸儒所辨證者,參合比引,究其旨歸,書例略依陳氏《禮書》,而持論各別,為圖者五十卷,兼取宋以來圖說,使與經相考訂,於清代諸儒所著錄,凡於《禮》有發明,廣為采振,一以鄭學為義,參考諸儒之說,糾正其失,歷三十年始成”。他還留心時務,兼諸韜略,著有《破夷志》、《平夷十六策》、《平賊論》、《軍務備采十六篇》等。
孫經世“少喜讀《近思錄》,後沈研經義,謂不通經學無以為理學,不明訓詁無以通經,不知聲音文字之原無以明訓詁”。著有《說文會通》、《爾雅音疏》、《釋文辨證》、《韻學淵源》、《十三經正讀定本》、《經傳釋詞續編》、《周義本義發明》、《四書集解》、《春秋例辨》、《孝經說》、《夏小正說》、《詩韻訂》、《惕齋經說》、《讀經校語》等。
王捷南治《詩》、《禮》、《春秋》諸經,嘗“採取經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諾書及近儒辨論,而以己意參訂貫通,成《疏證》三卷”。
影響
左海學派影響較大,徐世昌《清儒學案》云:“閩中諸儒,承李文貞、蔡文勤之後,多宗宋儒,服膺程、朱,自左海始兼精研漢學,治經重家法,辨古今文,朴園繼志述事,父子並為大師,世以比元和惠氏、高郵王氏,洵無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