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伯紙介紹
在蔡倫以後,別人又不斷把他的方法加以改進。蔡倫死後大約八十年(東漢末年)又出了一位造紙能手,名叫左伯。他造出來的紙厚薄均勻,質地細密,色澤鮮明。當時人們稱這種紙為“左伯紙”。
”趙歧(約108—201) 《三輔決錄》載:“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李斯)、(史扛) 之法,非得紋工不妄下筆。工欲畚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藝筆、左伯紙,及臣呂,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千官。”“張芝,’字伯英,是當時著名制筆者。韋誕,字仲將,是當時著名制墨者與書法家。宋蘇易簡《文房四譜)》卷四《紙譜》載:“左伯字子邑,漢末益能為之。”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件將之墨,一點如漆。”蕭子良是南北朝人,他必定看到用張芝筆、韋誕墨書寫的左伯紙實物。
唐張懷瓘《書斷二·左伯》:“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與毛弘,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 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
有的現代造紙工作者與紙史研究者認為,“研妙輝光” 是紙張表面具有光澤,說明紙面經過研光。是磨光的意思。從蔡邕(132-192 )與張芝【約192】 的時代至蕭子良(460-494) 時已經歷約300年,其墨跡仍能如漆,也說明紙面砑光而緊密,墨汁不易滲透紙內層,反光良好,故以輝光形容之。
《後漢書·蔡邕傳》 記載:“靈帝熹平四年(175 年) ,蔡邕與馬日磹等人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書寫、鐫刻與樹立熹平石經碑46枚。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纂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說明當時社會上學習書法風氣甚盛,一天有千餘輛車馬停在熹平石經前觀看與纂寫,道路為之阻塞。用紙纂寫的可能性遠遠超過笨重的簡牘與價貴的縑帛;書法的發展也與用紙數量之增加有關。更適合表現書法神韻的左伯紙的產生乃出於時代的需求。
歷史地位
後人提到紙的起源史時往往將左伯與蔡倫並列,如唐李嶠《紙》詩句:“妙跡蔡侯施,芳名左伯馳。”清乾隆帝《紙》詩句: “不知有漢蔡倫合,漫數唯萊左伯嘉。”“乾降帝《題金粟箋》 詩句:“蔡左徒曾紀傳聞。”
既然東漢後期已經生產出諸如左伯紙這種質量高的紙,而紙的產量與質量之間又有互為因果的關係,說明黃巾起義之前造紙產量本來處於 上升勢頭。三國時期簡牘使用的回升,並非因為紙不如簡牘優越,而是供應量的下降,所以當時少量的紙卻受到人們的珍惜。
簡帛長期用於書寫朝廷檔案、詔令,遲遲不能退出歷史舞台而被紙取代, 也與上層社會的習慣勢力有關。三國時期仍然認為最重要的檔案應該鑄成鐘鼎,其次則書於竹帛,才能長期保存為據。《三國志.魏.陳思、王植傳》稱:“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長沙走馬樓大批昊簡出土於地窖,初步被認為是作為檔案文書封存,其中許多是契約契約的憑據。說明當時人們仍認為紙不適於長期保存。人類對紙的優越性能經歷較長的認識過程。
前世今生
唐宋時期,因為文化復興以及用紙量的迅速攀升,南方的竹紙大行其道,因為左伯紙的原料以及工藝複雜於竹紙,不利於當時用紙量的的發展,因而成為中國手工紙裡面的一個眾小品種傳承下來。但他壽、繁、古 、韌的四大特性,也是其他普通紙不可比擬的。清中後期達鼎盛時期,全縣加工業戶近兩千家,皆仰食於斯,收入占全縣歲賦四成,足見當時產業規模之隆。是臨朐歷史上的名優土特產之一 。到建國後機製紙的迅速發展,臨朐皮紙淡出人們的視線,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手工造紙作坊基本絕跡,但在臨朐皮紙傳承人連恩平的苦心堅守下,自1986年以來一直保留左伯紙手工撈制的技藝,為這個千年技藝保留下了一份血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