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國小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這個通知發布後,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
這時,上海工具機廠的培訓經驗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1968年,為了培養工程技術人員,上海工具機廠舉辦了一次培訓。1968年7月22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人民日報》刊載了《從上海工具機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毛澤東親自寫了一段編者按。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工具機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工具機廠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學制為兩年,學生畢業後仍回廠工作。此後,“七二一工人大學”的教學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國的工廠企業推廣。
“七二一指示”的發表,構成了毛澤東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種通過相互結合的兩個方針來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構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亂場面已漸漸平息。而關於恢復大學招生的議論,也成為當時社會日益關注的焦點。5月27日,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學意見的基礎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復辦大學的思路。這個思路就是:恢復開辦的大專院校,學制要縮短,要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
一個月後,中共中央批轉了《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經具備了招生條件,計畫於本年下半年開始招生。招生辦法實行民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相結合。後來人們把這些從工農兵中選拔的學生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這種推薦制度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嘗試。那些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國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還有在單位表現特別突出的人,一經當地“革命委員會”推薦,政治審查合格後,即可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我國從1966年大學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復高考的10年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萬基於推薦制的大學生,統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弊端
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著“走後門”現象,有些地區和單位情況比較嚴重。有幹部濫用職權,違反招生規定“走後門”。
學歷問題
九十四萬工農兵大學生與以往大中專學生一樣畢業就當了幹部;對於“幹部”一詞,這裡先將其簡化概括為“國家工作人員”或“公職人員”,公務員是幹部的一部分。而“領導”可以理解為擔任職務的幹部。
但他們的起薪低於文革以前的本科生,只相當於文革前的大專生。
1970年至1976年入學的高校畢業生,即工農兵學員的學歷,1993年人事部、國家教委聯合下發教學廳字[1993]4號檔案做出了規定,對於1970-1976年進入普通高等學校的大學生,他們的學制當時規定:普通班暫為2至3年,學習期滿畢業時已由學校頒發了畢業證書,國家承認其學歷為大學普通班畢業。該時期進入高等專科學校的,自然為專科畢業。
“工農兵學員”的身份,還是在一些人的心裡,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擾於“工農兵學員”的心結。工農兵大學生這個帽子,還在心裡留下陰影。當年選拔幹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規定。
發行郵票
1976年9月6日我國發行了《工農兵上大學》郵票一套。
發行背景:文革伊始,全國高校陷入動亂之中,招生工作從1966年至1969年中斷了4年。1970年恢復招生,狠批了所謂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廢除了高考,實行推薦,名曰“工農兵上大學”,被讚美為教育革命的偉大成果,定性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當時郵票的圖稿被送往“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革命大批判組”徵求意見時,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這套郵票很好,實行開門辦學,把教育同三大革命運動緊密結合起來,有力地批判了舊學校的三脫離狀況”。
1976年的故事片《決裂》反映了與舊教育制度的鬥爭,讓工農兵直接上大學,其情其景與郵票第一枚“滿懷豪情上大學”異曲同工。第三枚“大課堂”,意識是被推薦來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大多數本來文化基礎差,上了大學後一下被派往農村“學農”,一下又安排到部隊“學軍”,還要像郵票畫面所表現的那樣深入到廠礦工地“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