崮子村

前面已經說過，我們初到村里時，得到的信息是曲氏沒有族譜。 來到崮子村後，所聽到的關於侯氏家族的情況，引起了我特別的興趣。 崮子村的老土地廟建在村子的西南邊，在附近幾個村莊中，這個土地廟是比較大的一個。

村 史：追 溯 與 建 構
──崮子村民俗調查與研究之一
一、緣起
費縣屬於沂蒙山區，過去以老區和貧困區而聞名。選擇費縣作為我的調查基地，首先是因為我出生在費縣，我的父母在費縣從事中學教學工作20多年，在當地可以稱得上是“桃李滿天下”，而且我的中、國小學習也都是在費縣完成的，因此，選擇費縣作為調查基地，在人際關係方面我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崮子村進入我的調查視野則主要是基於以下的三個條件：村莊的規模和傳統產業結構，村莊的經濟發展狀況，村莊的家族狀況。
崮子村的規模在北方地區屬於中等偏下的村莊，其不足900口的人數，200多戶的住戶，有利於在調查時做比較全面的了解。調查時如果需要，甚至可以對全村每一戶人家都進行統計，這是選擇大村莊調查所難以做到的。崮子村歷來以農業為主，近幾年才有部分農戶在上級的要求下開始種煙和養蠶（這部分農戶只占全村農戶總數的20%左右）。崮子村歷史上只辦過一件屬於工業的事情──由部分村民承包開辦過一個窯廠，矗立在村子東南角麥田裡的數十米高的大煙囪，就是這個窯廠留下的唯一成果，窯廠因經營不善，僅承包了兩年就宣告了破產。因此，農業是崮子村傳統的也是現在的最主要的產業，這為我們調查中國傳統鄉村民俗提供了難得的條件。
村莊的經濟發展狀況成為我選擇村莊的理由，這主要是基於近二十年來山東經濟發展的速度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廣大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即使如比較落後的沂蒙山區，在民眾的生活、生產方面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而我這次調查的重點是想對中國傳統鄉村民俗進行了解，尤其是希望對農耕方面的民俗事象進行調查。崮子村的發展水平在費縣屬於中等偏下的地位，農業收入是村民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村莊的面貌近年來雖然發生了變化，村民的經濟狀況已經有了明顯改觀，但歷史留下的痕跡仍然十分明顯，我們從村民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依舊可以看出沂蒙山區人民淳樸的鄉情及其時代變化的特徵。
至於考慮家族的因素，則是因為家族問題是深入了解中國農村的最好的切入點。崮子村人口雖然不多，但家族特點十分突出，既有在全村中人數占據絕對優勢的家族，也有一些人數雖然不多、但家族特色顯著的小家族。過去我們進行家族調查時比較注意單姓村，對於占中國農村村莊構成較大比例的雜姓村注意不夠，崮子村屬於中國北方比較典型的雜姓村，這種狀況為我們進行村落家族習俗的調查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對崮子村進行的民俗調查，是我和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松岡正子教授聯合研究課題的一部分。自1999年元旦至今我已經三次來到崮子村，對崮子村的民俗進行了比較全面的了解。當春節期間我和松岡正子教授一起在崮子村開始我們的調查時，首先困擾我的是原來根本沒有預料到的問題：村莊的確切起源時間及其發展脈絡。對於這個問題的疑惑貫穿了我這三次調查的始終。
二、文獻中的村落歷史
在開始對崮子村進行調查之前，我先翻閱了手頭現有的資料：《費縣誌》、《費縣舊志資料彙編》和《費縣地名志》。
《費縣誌》第450頁中提到崮子村的是一個十分久遠的商代文化遺址：
崮子商代遺址
位於城北鄉崮子後，南北長60米，東西寬40米，文化層厚4米餘，歷年出土文物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500餘件，多為龍山文化至商周時期文化遺物。1981年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這個商代遺址我今年元旦以後去村里時，專門到村子北面去看過，當時有一塊石碑，在叢生的雜草之中歪著躺放在那兒，石碑的內容是費縣人民政府命名崮子商代遺址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後來我和松岡教授春節去村里時，石碑已經樹了起來，而且還新添了一個用水泥壘成的底座。
在《費縣地名志》131頁上，對崮子是這樣記載的：
崮子大隊
轄兩個自然村，909人，1163畝地。屬山區，農業大隊。
崮子
位於城北東南6.5公里，是崮子大隊駐地，708人，903畝耕地。
建於明代萬曆年間，因該村位於萬松山（亦稱崮山）前，故得名崮子。
孟家山頭
位於城北東南6.6公里，屬崮子大隊，201人，260畝耕地。建於清代鹹豐年間，因位於神山北側，故以姓氏取名孟家山頭。
《費縣地名志》的資料顯然太陳舊了（資料截止時間為1982年），因為其中提到的隸屬於崮子村的孟家山頭村（崮子村的村民習慣上稱之為“山頭”），早在1984年就從崮子村分離出去，如今是單獨的行政村。不過，《費縣地名志》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崮子村建村於明代萬曆年間（公元1573年至1619年），村名得自於地理位置（位於萬松山即崮山之前）。
這裡提到的萬松山（即崮山）在當地非常有名，崮子村的人也以萬松山上曾經建過皇帝的行宮而津津樂道。修建在萬松山上的行宮是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時駐蹕的，清代光緒年間修的《費縣誌》（見《費縣舊志資料彙編》）中收有一幅線描的萬松山圖（縣誌上又稱行宮圖，並特別註明：“在縣治東北萬松山上，謹依南巡盛典恭繪”），上面所繪行宮為東西相連的兩個套院，都是三進的建築，東院有大宮門、二宮門、前殿、寢殿、望河亭等建築，西院有軍機房、宮門、值事房、前殿、兩個寢殿、花亭等，東院外還有值事房。當時在山嶺之上修造這樣一片宮殿式建築，規模也是頗為壯觀的。光緒年間的《費縣誌》卷首“巡幸”中記錄了康熙、乾隆南巡路過費縣的情況，並收錄有乾隆在費縣駐蹕時所寫的詩。乾隆南巡曾六次駐蹕費縣，其中三次在萬松山停駐，並留有寫萬松山行宮的詩句。
如今，萬松山上已經見不到一棵松樹了，乾隆帝的行宮也早已經片瓦不存，只是在村子方位的稱呼中還依稀可見行宮的影子（如宮門內外等），當年行宮的青磚、條石也都被村民們用作自己房屋的牆基或修路時鋪在路上成了鋪路石。但是，皇帝在此建行宮的影響至今還深深地留在村民的記憶里，還流傳在人們的口頭中。
與人們津津樂道的清代皇帝建行宮相比，當我向村民問起地名志中所說崮子建村於明代萬曆年間一事，他們的反應多是茫然的，而專業人員的回答也令我愕然。當我向縣史志辦和地名辦的同志詢問崮子建村於萬曆年間的依據時，得到的回答是含糊的，他們也拿不出確切的依據來。為此，我還曾專門向鄉里的領導和村裡的老人詢問，也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越是如此，越增加了我對搞清村莊起源時間來歷的興趣。不過，再對村莊起源問題做正面探討似乎難以有什麼結果，於是，我便先放下這個問題，而從村莊裡的家族調查起步，試圖尋找出破解村莊起源歷史的路徑。
三、硬譜與軟譜
──從家族史談起
崮子村現有姓氏17個，它們是：劉、曹、郭、賈、李、魏、曲、匡、陳、支、王、姚、孫、朱、張、侯、潘。據今年83歲的李士璽回憶，在60年前村里就有的姓氏是：劉、曹、郭、賈、李 魏、曲、陳、支、王、朱、侯共12姓。姚、孫、張姓是解放以後從外面遷過來的。姓郭的在村里現在只有一戶。在這些姓中，人口最多的是曲姓和魏姓，兩姓合起來占了全村人口的一半，其中曲姓人口約245人，魏姓人口約210人。
大姓中，凡姓魏的都是一家人，現在同時在世的魏氏族人有五代（從17世到21世）。過去村子裡賈家和曹家都出過地主，按村里人的說法：賈家家業長久，曹家只是當輩子富。據說，在村子裡居住時間最長的姓是賈姓和郭姓，但兩姓人口現在居住在村裡的都比較少，各有30人左右。賈家歷史上出過舉人，在外面做過官，在縣城裡辦過學堂，教過書，解放後子弟大多都出去工作，所以現在留在村裡的人很少。
為了了解崮子村家族的情況，我們有意識的到幾個不同姓氏的家庭中進行座談。我們分別了解了曲氏、魏氏、劉氏和李氏、侯氏等村里比較大的家族。
族譜是了解家族歷史最好的資料。所以，一到村里我就打聽族譜的情況，得到的信息是只有魏氏有族譜。開始調查家族時，我們首先就選了魏姓作為調查的對象。
魏氏家族
正月初二（2月17日）這天我們來到了收藏魏氏族譜的魏如倉家中。魏如倉今年53歲，過去曾在村里擔任過村幹部（支部副書記、民兵連長），現在在縣城裡承攬建築工程，他本人會幹建築方面的技術活。魏如倉家在村南，緊靠著村子通往縣城的道路，魏家門口的一盤石碾是我們進村時首先感受到沂蒙山區特色的一個標誌。
一進魏家，首先映入我們眼帘的就是懸掛在堂屋正中後窗位置的魏氏族譜。魏氏族譜是譜表的形式，抄寫在一幅長1.5米、寬1米左右的紅布上。族譜下面有點燃著香的香爐，香爐旁還供有毛主席的泥塑像。族譜是用毛筆抄寫的。據魏如倉介紹，這個譜是他和村支書魏學平1987年從平邑縣抄來的。平邑縣縣城東關六街集中居住著姓魏的，崮子村的魏姓就是從平邑六街遷居而來。魏氏宗譜上一共記載了二十代魏氏族人，其中各代的排輩順序如下：第一代至第四代為單名，第五代繼，第六代單名“龍”、“虎”，第七代幫，第八代單名，第九代世，第十代單名，第十一代天，第十二代單名，第十三代起，第十四代永，第十五代長，第十六代化，第十七代如，第十八寶，第十九代學，第二十代綿。譜上還記有二十世以下新起行輩三十六世：遠功勤業慶明。立志從百善，懷德事呈祥。隆盛基恆旺，聲名傳萬方。育秀恪懋進，守義乃建康。
在魏氏宗譜上還抄有一段文字，是“魏氏宗譜序”。據魏如倉講，這段文字是從崮子村過去的譜碑上抄下來的，這塊記載著魏氏家族歷史的譜碑現在已經找不到了。他們把記載著家族歷史的石碑稱為“硬譜”，把記錄在紙、布、絹上的譜稱為“軟譜”。這段過去刻在譜碑上的文字非常重要，它為我們提供了魏氏家族的來源以及推測魏氏遷來崮子村的時間依據，現將其全文抄錄如下：
嘗聞根深之木葉必茂，源遠之水流自長。余竊以為物理知是，人事亦然，觀諸魏氏可見焉。魏之先祖居費西平邑，其世系俱有譜牒可可（此處譜上即如此，疑多抄一字──筆者注）考。自龍、虎二公始卜居於（原譜如此）崮前莊，迄今又歷十數傳矣。邇來家道益隆，戶口愈盛，即其子孫蕃衍可知其祖宗培植者深也，根深源遠之說不益信乎？有永發公者，以族象日繁，恐紊宗祧，欲立石以示後世。其載在平邑舊譜者茲不復敘，爰自龍、虎二公迄今十三世祥列左，庶支分派別，後之人不知昧所統承云爾。是為序。
邑庠生吉臣潘樹人選並書
讀此序我們可以得知，魏氏是在第六代龍、虎二公時從平邑遷來。據魏如倉講，平邑六街的魏氏是明初從山西洪洞大槐樹遷來的。在山東的許多地區，民間都流傳著關於明初從山西洪洞移民而來的傳說，史書上也有相關記載，對此我曾經寫過文章予以考證（《移民·山東人·山東民俗》，載《東嶽論叢》1997年第6期）。依譜上所記載的時間來推算，從明初洪武（1368-1398）、永樂（1403-1424）年間魏氏從山西遷居平邑，然後歷經六代，再有一支遷居費縣。以每隔20年為一代計算，魏氏在平邑居住約120年後遷居費縣崮子村，其時應在明代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間。這個時間要早於記載中的崮子建村年代──明代萬曆年間。另，我們從魏氏遷來崮子後的世代延承推算，自第六代遷來崮子，至今已傳到第二十一世，歷經十五代，約300年，從現在前推300年，時間恰在明代萬曆年間。遺憾的是譜上的序沒有給我們提供作序的時間，使我們失去了一個可供參考的比較準確的時間記載。
曲氏家族
前面已經說過，我們初到村里時，得到的信息是曲氏沒有族譜。可是當我們到村民曲紀生家訪問時，意外得知本村的曲家也有家譜。因此，當曲廷法老人把他保存的《曲氏宗譜》擺到我們面前時，我們確實是喜出望外。
《曲氏宗譜》保存者曲廷法今年已經70歲，身體很健朗。他小時候讀過書，曾當過20多年的村會計，是崮子村同年齡中不多的識字者之一。《曲氏宗譜》過去由他父親收存，後來留給了他。文革中為了使族譜能夠保存下來，他把族譜藏在自己家的院牆裡面，雖然是用塑膠布把譜包了起來，但譜書仍然受到潮氣的侵蝕，所幸只是書的四邊遭到侵蝕，譜中的文字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曲氏宗譜》是譜書的形式，修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全部用毛筆小楷手寫而成。據曲廷法回憶，這個譜是由本村教書先生侯榮蘭（後來遷居本鄉東洲疃村）寫的，當時他正跟著侯榮蘭讀書，他清楚地記得侯榮蘭給學生上完課後，就在自己的房內謄抄這部譜書的情景。
《曲氏宗譜》前有侯榮蘭撰寫的序言：
古者錫胙以命氏，因國以賜姓，後世因之，繁衍既廣，凡有血氣者莫不尊為模範焉。況木本水源，糜人不思。孝經六章,百行有本，念親劬勞之恩，追而上之乃祖乃父，以至於始祖，於是宗譜之系出焉。曲氏發源沂郡之橋坊，遷吾費迨二百餘年矣，支派既廣，概無譜系可傳，同姓相逢，不辯伯叔，良由祖宗未早為此大計，俾後世子孫無續述之效焉。歲甲申商於族眾，欲立宗以清源流，俾族眾明皙少長之敘，以杜將來冠履倒置之虞。詢謀既同，舉族莫不勇躍樂成此善舉。茲編修之繕本期日告竣，謹志其始末，俾後世之子孫守此而傳之千百世後，豈不偉哉。
眷再晚侯榮蘭沐手敬撰
民國三十三年歲在甲申三月念二日
《曲氏宗譜》只記錄了曲氏十一代子孫，其排輩順序依次為：第一代尹，第二代宗，第三代尚，第四代思，第五代單名，第六代有、忠，第七代鳳、三，第八代進，第九代萬、法，第十代生，第十一代崇。在譜的最後一頁還用鋼筆寫了第十一代至第三十代的排輩：崇文傳家久，修德繼世長。明道開福運，守以兆吉祥。《曲氏宗譜》中非常詳細的記錄了各代出嗣的情況，並對從崮子村遷居外地的族人也有記錄（如第六代中，曲忠厚遷居西南鄉南峪村，又遷侯家城村；曲有公遷居城內）。
從譜序和譜中的記載可知，崮子村的曲氏最初是從沂水遷來。譜中，第一代曲清尹下，特別註明：“遷居沂水，及乾草峪。”另據村中老人傳說，曲家來崮子與沂水的王姓地主有關。王姓地主原來準備遷居崮子，並把祖墳先遷了過來，修蓋了家廟，曲家是王姓地主從沂水雇來的，專門為他們家看祖墳和家廟的。後來發生了變故（一說該地主被馬子──當地對土匪的稱呼──綁票後撕票，從此家道敗落），王家沒有遷來，曲家卻在崮子村落戶了。據說，現在村委會所在的地方，過去就是王家的家廟和祖墳所在地，因此，村民都不願意在那兒蓋住宅，最後只好用作村委會辦公的地方。
曲氏遷居費縣的時間，譜序中提到：“遷吾費迨二百餘年矣”。當時作序的時間為1944年，往前推200餘年（以250年計），時間應在1700年左右，這個時間大大晚於明代萬曆。從崮子村在世的曲氏推算，現在曲氏最晚的輩分為第十三代（傳字輩），若依此推算，則曲氏居崮子的時間只有260年左右，又晚於譜序所說的時間。總之，曲氏來崮子村定居的時間應該晚於明代萬曆，極有可能是在清代才遷居到崮子村。
侯氏家族
來到崮子村後，所聽到的關於侯氏家族的情況，引起了我特別的興趣。
崮子村過去是當地民間信仰活動的一個中心村落，村里建有玉皇廟（村民也稱其為“玉皇殿”）和翠涌庵。翠涌庵，或稱泰山、三皇姑出家廟，春節調查時，村民們告知此廟的名字為“翠雲庵”，當我清明節再次來到村里，在村子東南的一個小石橋上，找到了一塊清代重修廟宇的石碑時，才弄清了其廟名實為“翠涌庵”。玉皇廟在村民的心目中是三間很宏偉的大殿，翠涌庵則要小一些，但翠涌庵是三進的院落，三進院落從南往北依次為泰山殿、文昌閣、觀音殿。翠涌庵雖稱為庵，實際上是由道士來主持的。崮子村四周方圓數十里的鄉民每逢會期都要到崮子來趕廟會。除崮子村外，附近的村莊裡只有東洲疃村曾建有關帝廟，其餘村莊都沒有廟宇。在村里，還流傳著這樣的說法：過去的玉皇廟就建在現在乾隆皇帝行宮遺址處，由於玉皇廟的位置是風水寶地，皇帝的行宮就選在了玉皇廟的位置上，因此，玉皇廟只好往山下做了遷移，遷到了皇帝行宮的午朝門以外。
崮子村的侯氏家族就是專門看管玉皇廟和翠涌庵的道士。侯家雖為道士，但可以娶妻生子，過家庭生活，當地稱這種道士為“火居道”。村裡的老人告訴我，侯家做道士是子承父業，他們在廟裡為當地人做齋事時要念經、奏樂，因此，過去侯家的子弟，每到臘月里就要集中起來學習經文，學習器樂。作為道士，在一些與社會公益有關的活動中，如天旱時籌款求雨、廟宇年久失修募捐修廟等，他們也是積極的參與者或組織者。
據村民們說，自1946年八路軍來了以後，八路指揮著他們就把廟裡的神和碑都拉倒了，道士自然也就失了業，成為普通的農民。廟宇最初還被用作村里辦公的地方，後來大約五十年代初期，縣城裡的機關搞建築，就把崮子村的廟給拆了，房上的小瓦被縣城裡的人拉去用了，廟裡的磚被村民用來蓋了房子。今年清明節，我訪問了住在村裡的最後一位玉皇廟的看廟道士侯振闐，他現在的房子就是當年看廟時住的房子，房子就建在過去玉皇廟的西側，只是當年的房子是兩間，如今的房子接成了三間。我去他家時，已經70多歲的侯振闐正在屋後的地里忙活著，當我與他見面誇他身體健朗時，他還為自己能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而顯露出沾沾自喜的神態。
對於侯氏家族，由於它的特殊性，我本來沒有寄希望他們會有家譜。當春節後我們在村里李士璽（今年83歲）老人的家中，組織幾位老人座談時，在座的侯振京對我們說他們侯家也有家譜，而且就在他手中保存著。侯振京是負責看護翠涌庵的侯氏後人，他的哥哥侯振澄是最後一位看護翠涌庵的道士。侯振京保存的侯氏宗譜是一張寫在牛皮紙上的譜表，牛皮紙已經破裂，後面又襯了一張紙。這張譜表是侯氏第十一代孫侯榮蘭用毛筆手寫的（在譜表上的署名為“榮鑾”，經了解就是侯榮蘭）。譜上共記載了侯氏十二代子孫，其排輩順序依次為：第一代始祖侯賜公，第二代興，第三代單名，第四代世，第五代廷，第六代學，第七代美、永，第八代全，第九代清、殿，第十代振，第十一代榮，第十二代宗。譜上還記有十一代以後的排輩：榮宗裕德，光景維新。錫以介福，遵守綸恩。
據侯振京介紹，他們家是在第七代祖時從東洲疃村遷居崮子的，他們侯家的祖墳至今還埋在東洲疃村的西南。除看廟的侯氏族人以外，村里還有另一支侯氏，與看廟的侯氏是近支。至於侯家最初來崮子的時間，譜表上沒有提供任何線索。但從族譜上看，侯氏傳至現在已有十三代，即使是從始祖起就在崮子村居住，其時間也不會超過300年。可以肯定的說，侯氏到崮子的時間不會是在明代，只能是清代中期以後，甚至更晚。
劉氏家族
崮子村的劉氏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為最近兩任的村委會主任全出自劉家，而且這兩任主任還是親兄弟倆。去年，做了十幾年村主任的劉文山因身體不好，辭去了村委會的職務，村里決定暫由劉文山的四弟劉文武任代主任。今年4月下旬將舉行全村的村民選舉，重新產生新的村委會領導機構。現任村委會代主任的劉文武今年只有32歲，劉文武家的輩分在劉氏家族中是最高的，在崮子村作為鄰里輩其輩分也是較高的。
劉氏過去就有族譜，是譜書的形式，1996年舊譜丟失。同年，劉文武的大哥劉文玉發起重修族譜，得到了族人的回響。劉文玉今年55歲，原在縣機械公司工作，現已退休在家，並承包了村裡的土地，他是村里劉氏家族在世的人中輩分最高的人。新修的《劉氏族譜》完全仿舊譜的形式，由劉文武的三哥劉文勇任主要執筆人，劉文勇現為本鄉演馬莊國小的校長。
《劉氏宗譜》是在已經印好的譜書表格上，用毛筆填寫上人名。譜前有序，記載了這次修譜的經過，寫序的時間是1999年元旦。據說，當年（1997年）譜修好後的春節，族人曾用食盒抬著譜書和祭品到祖墳上舉行過祭祖儀式。
《劉氏宗譜》中沒有提到劉氏是從何處遷來，現在的族人也說不清楚。劉氏在崮子村已經傳了十四代，其排輩順序依次為：芳守大天青（智），邦（振）鳳兆文學。祥貞富貴忠，華傳百世嘉。興玉成紀金，明志勇廣全。按現在的十四代計算，劉氏居住崮子村的時間最多在300年左右，但在劉氏族人中，又有劉氏是崮子村最早的居民的說法，而且這種說法比較普遍。
提到崮子村的家族，不能不說到賈氏。賈氏是崮子村的地主，在費縣也是赫赫有名的家族，這主要是因為歷史上賈家曾出過舉人（賈汝鹹），賈舉人曾經在外面做官，後來回鄉後還開辦過學堂，用當地人的說法，賈舉人家屬於開明紳士。另外，現在賈家在外面做官的人依然很多。不過，了解賈氏家族的歷史受到了條件的限制，因為賈家現在住在村裡的村民只有30人左右，而且這些賈氏村民並非賈舉人的嫡系，多為賈姓地主的管家的後人，他們對賈氏的歷史已經語焉不詳。賈舉人的嫡系現在多在外面工作，位於村子東南角的賈家老宅子已經多年沒有人住了，長期缺少維修的屋子和院落，正在一天一天地破落下去。觸及崮子村的歷史，凡有文字之處便可見賈氏的影響，我在村里所見到的4塊與玉皇廟和翠涌庵有關的碑，其中有兩塊碑文就出自賈舉人之手。在費縣文管所，我還見到一塊賈汝鹹夫婦合葬碑，這是賈舉人的兒子賈爾倬為父母立的，此碑原存崮子村，1997年由村民送到文管所來的。碑文中詳細記述了賈舉人的生平，其史料價值極為珍貴。
通過對崮子村現有的家族文獻的考察，並結合民間口頭傳說，雖然我們沒有找到崮子村明代萬曆年間建村歷史的直接證據，但從對魏氏家族的歷史考察中，我們已經可以得出，魏氏遷居崮子村的時間在明代萬曆或萬曆之前的結論。這已經接近於《費縣地名志》中崮子建村時間的記載。
四、消逝了的土地廟
──解開村史之謎的鑰匙
在我要對崮子村家族的歷史做進一步全面的調查時，一個意外的收穫使我對村史的考證有了突破性進展。
分別調查了村裡的幾個主要家族之後，我便試圖尋找哪一個姓氏或哪幾個姓氏是崮子村最早的居民。當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時，曾做過村支部副書記和民兵連長的魏如倉非常肯定的對我說：村里最早的居民是付、艾、魏、劉、郭、宋、張七家。我問他這種說法的依據時，他告訴我，這七姓寫在過去村里土地廟的前門臉上。然後他為我詳細描述了老土地廟的形狀：
崮子村的老土地廟建在村子的西南邊，在附近幾個村莊中，這個土地廟是比較大的一個。土地廟的高度約有兩米（含廟的底座），四邊是用四塊1.5米見方的石塊扣在一起的，上面用一塊屋脊狀的石塊做頂。廟裡供有三尊泥胎神像，中間的一尊是土地神。面南有一個半米見方、上部略圓的廟門，這個廟門可以容得下一個小孩子的身子鑽進鑽出。廟門的上方寫著“水源流長”四個字，門的兩邊是一副對聯。在廟門兩旁的石面上，左面刻著上面提到的捐資修廟的七戶人家的姓名，右面刻著建廟的時間：明代萬曆年間（具體到年月日）……
當魏如倉講到這裡時，我恍然大悟：原來崮子村建村於明代萬曆年間的證據就在這土地廟的門臉上！《費縣地名志》的依據應該就是它了。
後來村里又有幾個老人的回憶也印證了魏如倉關於土地廟的說法。崮子村的土地廟在文革前的四清時就被掀了，到70年代初村里修水渠、修橋，又把土地廟的石塊用在了橋上和水渠上。據魏如倉講，當年修水渠時，是他領著人把廟門上的石塊搬去的，因此，他對廟門上的文字印象非常深，記得比較準確。
廟門上記載的時間是否就是崮子村建村的時間呢？我認為，這個時間應該是崮子村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時間，完全可以被當作建村的時間來使用。我們知道，長期以來，在中國的漢族地區有一個村莊就有一個土地廟，土地廟幾乎成為一個村莊的象徵，立村之初就建土地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崮子村在萬曆年間已經有了七戶人家，具備了一個小村莊的規模，這時通過七戶人家共同集資修建一個土地廟，使原本以戶為主的鬆散的居住形式轉變為一個有了象徵物（土地廟）的村莊共同體，因而，修廟之舉恰恰具有宣告一個村莊建立的意義。
廟門上記載的七個姓氏（當時刻的是一些人名），除魏、劉、郭三姓現在村里仍有居住的以外，付、艾、宋、張都已先後從崮子村遷出，現在村裡的張姓是1949年以後從外村遷來的。從明代萬曆年間開始，到本世紀三十年代，崮子村發展到了40多戶，200多人（據83歲的李士璽回憶），300年左右的時間裡，全村的戶數增加了5倍。從三十年代至今，又過去了60年，如今崮子村的人口已是三十年代的3倍，戶數則是三十年代的5倍多。
把這個土地廟稱作“老土地廟”，是因為在崮子村還有一個新土地廟，只是這個新土地廟也已經被破壞。在村西老土地廟舊址的西面50米處，1988年村民李志才和另一個夥伴，自己出資修建了一個土地廟。當時李志才他們正出外捉甲魚，他們看到別的地方（平邑縣的村莊）把土地廟又修起來了，便想到了他們村的土地廟，於是兩人用一隻甲魚的錢蓋了一個土地廟。這個土地廟比原來的小，高不過半米，四邊占地約有1.5平方米，土地廟的廟門借用了村東一個墓上的墓門。1997年，上面來了檔案，要反對封建迷信，蓋的廟必須拆掉。當時的村委會主任劉文山帶人來拆廟時，還帶了紙、香，他在廟前燒了紙、上過香之後，對土地老爺說：這不是他要拆廟，是上面的指示，請土地老爺諒解。當時，只是把廟頂給掀了。清明節我去看土地廟時，見到廟門前還有燒紙的痕跡，廟門內還有村民二月二給土地老爺送的料豆（黃豆）。當地風俗，二月二是土地老爺的生日，村民一大早在家裡炒好了料豆後，要到土地廟來燒香，並給土地老爺送豆子吃。
清明節過後，當我要離開村子時，村支書魏學平告訴我，他們準備把土地廟重新修起來。修廟時不用組織（支部、村委）的名義，準備讓村裡的熱心人出面，各戶集資，全村每人出幾毛錢就可以把廟建起來了。我期待著下次再到村里時可以看到一個全新的有廟頂的土地廟。
五、反思：村落史、家族史與地域文化史的建構
在費縣進行調查，我的目的是要通過民俗志的形式，對處於激烈變化時代的鄉村民俗進行比較全面的反映。在進行調查期間，總有一個問題縈繞在我的腦際：我所進行的調查似乎已經超出了一個民俗學者應該做的事情，我更多地關注起民間歷史、鄉村經濟、社會組織結構等等問題，這些內容按照傳統學科分類根本就不是民俗學的勢力範圍。不過，通過這種形式的兩次調查，我發現自己對所調查的鄉村民俗有了更深入的認識，這種變化正得益於對調查對象的比較全面的了解。
過去我們進行民俗調查，無論是開座談會的方法，還是直接參與的方法，都存在著見木不見人的毛病。我們只注意到某一地域中的各類民俗事象，並對這些民俗事象進行不厭其煩的詳細記錄，通常，我們就把這種記錄稱之為“民俗志”。但是我們常常忽略這些民俗事象所賴以產生的社會的、經濟的和自然的環境，離開了對以上所說的各種環境、各種因素的了解，必然使我們所記錄下來的民俗事象成為無源之水，從而也造成了對於諸多非常有價值的民俗記錄無法予以科學利用的大缺憾。
長期以來，我們的民俗志大都存在著時間概念和空間概念模糊不清的特點。在時間上，我們的記錄往往是大時段的，最常用的詞語就是“過去”、“民國年間”、“解放前”、“解放後”等，稍微準確一點的也不過是“四、五十年代”、“文革中”等跨度一、二十年的概念。在空間上，我們的民俗志恰恰最違背民俗的特點。我們經常說“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民間甚至有“過條河改鄉俗”的說法，這些都強調了民俗的地域性差異。可是，我們的民俗志中所記錄的民俗事象，在空間概念上往往是“某某地區”、“某某一帶”，這“地區”、“一帶”所指的空間常常就包含了十幾個甚至數十個縣市，空間的不確定性比比皆是。這種狀況如果不改變，我們的民俗志就不會有大的發展，進而會影響到民俗學學科理論的建設，因為這種理論建設恰恰是建立在科學的民俗志的基礎之上的。
民俗學所調查和研究的內容都屬於民間文化的範疇。民間文化植根於民眾生活、民眾生產和民眾的思想之中。對於民間文化，民眾有自己的闡釋原則，對於這種闡釋原則的了解也是我們民俗學者必須應該做的，而且這種闡釋，最能反映出民間文化在民間的實際功用。
民眾對民間文化的闡釋在時間上具有模糊性的特徵，在空間上具有確定性的特徵。我在崮子調查清明節習俗時，村民在解釋清明為什麼插柳和插松枝時，給我講的是介子推的故事，但在講到介子推是什麼時代的人的時候，有說是“王莽時代”的，也有說不清時代，就用“古代”一詞帶過去的。在這裡，故事所發生的時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這個故事來解釋民俗產生的原因。對於崮子村曾建過皇帝行宮一事，幾乎每個村民都可以告訴你這個歷史事件，但是，到底是康熙的行宮，還是乾隆的行宮，大多數人就說不清楚了。對於村民來說，康熙也罷，乾隆也罷，在他們的心目中都是一樣的，重要的是曾經有過皇帝把行宮建在他們居住的村莊裡，這就足夠了。我們在調查中經常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即使是兩三年前發生的事情，當你細細追究時，村民在時間的確定方面也要費一番周折。這種時間上的模糊性，是由於長期的農業文明和周而復始的、遲緩的生活節奏所造成的，我們的村民可能記不住幾月幾日，但二十四節氣他們絕不會搞錯，因為二十四節氣至今與他們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
與時間上的模糊性相反，在空間上，民眾往往具有確定性的特徵。我們在進行民俗調查時，經常會通過不同區域的民俗比較來引發被調查者的思路。被調查者在講述某一民俗事象時，也會自覺不自覺地與其他區域的民俗進行比較。而且，這種空間的比較往往是非常準確的，最常用的就是“某某村與我們不同”，確切程度可以到村莊這一較小的區域裡。在村莊裡進行調查，村民們會準確的告訴你現在的某一處住宅就是過去的廟址，現在的土地廟比過去的西移了50米等等，他們給你所指出的空間的準確性一般不會出現差錯。
現在回到本節開始時所說的縈繞在我腦際的問題上來。這次調查我之所以會有自己不是進行民俗調查的感覺，正是因為我們過去的民俗志和民俗調查中存在著上述的問題。因此，當我不自覺地跳出了過去的窠臼，進行本應該是題中應有之意的調查時，我自己卻產生了不適應感。
對於村史的關注，我的目的是要為村莊的發展理出一個比較明確的歷史脈絡，為崮子村的民俗事象提供一個相對準確的時間坐標，即力爭給我所描述的民俗事象一個比較準確的時間概念。現在我所做的只是對立村年代的初步考證，今後還需要把將近400年的崮子村的歷史進行系統的梳理，並把相關的歷史民俗事象融入其中（如崮子村歷史上的民間信仰中心的地位、廟會、侯氏道士家族等）。任何民俗事象都是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裡發生的，村落作為民俗事象的發生地，對於它的歷史的了解，可以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村落民俗發生、發展以及傳承、變異的認識。至於村落中家族史的調查與考證，對於我們了解村落中不同家族的民俗、村落的構成以及人口的遷出遷入對民俗的影響等，都會有直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村落史、家族史的調查與考證直接為架構地域文化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可以使作為地域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成為有源之水、有根之木。
參考文獻：
1、費縣誌編纂委員會編：《費縣誌》，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2、費縣縣誌辦公室編：《費縣舊志資料彙編》，1993年內部印行。
3、費縣地名委員會編：《費縣地名志（內部資料）》，1982年11月印刷出版。
（該文發表在馬戎等主編：《二十一世紀：文化自覺與跨文化對話（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