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岳建波，1980年出生，在山西省陽泉市一個國營煤礦上班，是中國上百萬煤礦工人大軍中的一員。
岳建波說不了解他的工作，就無法理解他現在做的一切。他是近視眼，帶點散光，但從不戴眼鏡，因為“不想把這個世界看得太清楚”。
在地上世界，這個煤礦工人是一個搖滾歌手。他不懂樂譜，不會玩樂器，歌唱得也“不咋地”，他的“陷樂隊”甚至只有他一個人登台表演，但這些並不妨礙他玩得津津有味，甚至還玩出點名氣。他還是一個長跑愛好者，經常自費參加全國的馬拉松比賽——從未拿過名次，但樂此不疲。
因為這些愛好，周邊的人視他為“怪人”，認為他“不務正業”。不過岳建波不在乎這些，他說別人怎么看他都無所謂，他只是要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經歷
實際上，這個礦區和城市沒什麼區別。同樣的高樓大廈，同樣的車水馬龍，同樣的灰塵飛揚。
在父母的嘮叨下，2005年，岳建波與小他5歲的一個農村姑娘領了結婚證。2007年底，他有了自己的兩居室。
壓力接踵而來。房子當時的價格是20多萬元，錢是四處湊的。直到現在，岳建波仍有近7萬元借款沒還清。他的工資本在母親那裡，由於上班不正常，裡面的錢根本沒多少。現在家裡的開支，全靠妻子一個月不到700元的工資支撐。
他的父母年紀都大了。前些日子，母親做了一個手術，父親又病了一次，如果不是鄰居發現，甚至有生命危險。父親看了一場病，花了800多元。
岳建波的姥姥，早在10多年前就跟著女兒一起生活。現在她80多歲，已經有幾年沒下床了。父母急著要將姥姥送回老家去，怕老人萬一有什麼，不能落葉歸根。這樣的事，岳建波不能不操心。陽泉距離姥姥的老家，有150公里，坐公共汽車得倒車好幾次，耗時一天，老人根本折騰不起；要是僱車，沒個六七百元，沒人願意跑。
在他看來，自己的人生軌跡也是因為缺錢才轉變的。第二次中考後，他的分數雖沒達到中專線，但完全可以上一個普通高中。當時，小他兩歲的弟弟考上了重點高中，大他3歲的哥哥正在鄭州讀中專。
父母開始給他做工作，說了一大通家裡沒錢、供不起他讀高中之類的話。當時他家弟兄3人，全靠父親一個人的工資。母親早先是農村戶口，後來到礦上，一直打零工補貼家用。
岳建波放棄了高中。而沒上大學的遺憾，一直持續到現在。他到各地跑馬拉松或者演出的時候，總不會忘記在某個大學門口照一張照片。
9年前，岳建波拿到了到礦井下工作的分配通知書。在他父親退休後的第二年，父子二人成為工友。
在陽泉這座以煤炭為主要產業的城市中，礦區人口占了城市人口的1/3。就像農民祖祖輩輩固守著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一樣，生活在礦區的20多萬人中，相當一部分世代相襲，固守著地下的那個世界。
岳建波打小就不喜歡煤礦。他聽說過煤礦上經常死人，也見到過皮膚里滲著煤灰的礦工，其中就有他的父親。
小的時候，他的成績總是名列前茅，老師和鄰居們總忘不了誇獎他幾句：“這孩子將來一定能上個好大學。”他也在這些誇獎中暗暗設計自己的人生：考個大學，最不濟也上箇中專。然而兩次中考失利，之後他在父親的勸說下，上了當地一個技校，學的是家電維修。技校畢業兩年後，他拿到了分配通知書。
他的第一念頭是“不乾”。回到家中，他和父親說了自己分配的工作，到井下做瓦斯設備檢測。父親點了一根煙，沉默一陣後告訴他：“井下有什麼不好？我不幹了一輩子嘛。有份工作不容易，你就知足吧。”
他的父親出生在山西省左權縣一個偏僻的山村，先是當兵，復員回家後趕上陽泉一個國營煤礦招工。1974年他成了煤礦工人，在井下足足幹了27年。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讓整個家庭擺脫了農民身份，但沒能力讓這個二兒子擺脫礦工身份。父親說打心裡，他並不想兒子步自己的後塵。
最終岳建波屈服了。他知道父親說的是事實。他的兩個兒時夥伴，一樣都是煤礦子弟，也一樣讀過技校，但在他拿到分配通知書時，他倆的工作還沒任何著落。兩人落實工作，是在他下井幾年之後的事了。
不過他並不甘心。後來的日子中，這個年輕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路。最終，“搖滾改變了生活”。不上班的時候，他是搖滾歌手，用音樂“玩兒”，也用音樂表達；上班的時候，他則是一個普通的煤礦工人，到那個幽暗的世界“混飯吃”。
2010年，搖滾歌手岳建波給礦工岳建波寫了一首叫《黑》的歌。歌詞只有4句話：“我瞎了一隻眼，我瞎了第二隻眼，我瞎了第三隻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有人說他寫的歌屁都不是。沒有下過坑的人，理解不了他的歌詞。就比如《黑》，只有在井下，你才知道什麼叫‘黑’，才知道所有的眼睛都不管用。”風嗚嗚地響，一陣陣陰森的冷，岳建波裹了裹棉衣。沉默了一陣，他說：“地面上其實也挺黑。”
他的一些工友很理解他。在這個8000多人的國營煤礦上，有不少岳建波的“冬粉”。老劉就是其中一個，他最常說的話是“小岳唱出了我們煤礦工人的心裡話”。
地下工作
相對於人車行駛的巷道，這條巷道要亮一些。巷道頂上犬牙交錯，一根根鋼筋裸露出來，仿佛稍有動靜，這些鋼筋就會紮下來。水鞋踩在水泥路面上，發出的聲音能迴蕩很久。
半道上有個小巷，岳建波鑽了進去。突然一聲響動，他稍一彎腰，摸了摸頭頂的安全帽。一路上，只碰到不到10個人。每碰到一個人，雙方都要拿礦燈互相照一下。這算是打招呼。
說實話，一個人走在空洞洞的巷道，心裡還是非常害怕的。岳建波說。
這條巷道里風很大。走路出了滿身的汗，風一吹，一會兒整個身體就透心涼。岳建波的棉服已經有一年多沒洗過了，因為“洗了也白洗”，一趟下來，棉服就全濕透了。
20多分鐘後，他走到了工作面。那一天，這個工作面沒有生產，礦工們在龐大的採煤機旁扎堆閒聊。
工作面看起來似乎更加可怕。一根根液壓柱支著黑漆漆的頂部，不時還會有小煤塊掉下來。但閒聊的礦工們看起來若無其事。
這個地方沒有一絲風，待一會兒就熱得要命。礦工們說，要是生產的話，工作面上的情況還要糟糕，不僅熱，還到處是粉塵，說句話就會吃進去不少。
一線的礦工們本來配發有防塵面罩，可沒有幾個人願意戴。因為一戴上，連氣都喘不上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一乾就是8個小時。
早在2007年，岳建波就寫了一首反映礦工生活的歌，《窯工》。在那首歌中，他寫道：“破衣裳、爛雨鞋，針個盈盈的疼；陰涼涼的黑洞洞裡，四疙瘩石頭夾疙瘩肉；黑臉臉、灰臉臉，醋個溜溜的酸；800米下的動物世界，生生的弄死個人。”
“井下的人，每天都是把腦袋別到褲腰帶上幹活，一不小心就會把命丟了。”他說。
有一次，岳建波到一個工作面檢查設備。設備在一根鐵柱子後，但柱子已經被壓彎了，他只能壯著膽子鑽進去。等他鑽出來後，嚇得出了一身冷汗。這是他碰到的最為危險的事。
這個煤礦工人平時喜歡上網，每有礦難的訊息，他都會暗自哭上一會兒。
儘管幹著最危險的工作，礦工們的收入並不高。岳建波是二線工人，按時出勤的話，月工資不過2000元。一線工人上滿班，一個月掙的錢也不會超過3000元。
因此礦工們總是滿腹牢騷。但凡聽說一點不公平的事情，他們都會罵上半天。在地下這個男人的世界中，他們還會議論女人，說一些最刺激的字眼過過嘴癮。
當他們從地下世界鑽出來，一部分人走進小餐館，吃肉喝酒；一部分人坐在牌桌前，賭上一場；還有一部分人，到卡拉OK廳，吼上一陣。當然，也有少許人，偶爾會到這個城市的角落，找女人消遣。第二天，他們照樣鑽到地下，照樣發著牢騷。
“井下太壓抑，大家總得發泄發泄。”礦工老劉說。他喜歡賭博，前幾年輸得一塌糊塗。
就是這樣的工作，也有不少人搶著下井。岳建波有兩個同事是臨時工，幾乎每個月，他們都出滿勤。“一家老小都靠我這點工資活，不乾不行呀。我們的契約快到期了，礦上隨時可能不要我們。工作不好找，我得抓個緊，多掙點錢。”其中一個40多歲的男人說。他有兩個孩子，現都在讀國中。
岳建波是煤礦的正式職工，沒有隨時解聘的壓力。但他和這兩個臨時工的同事一樣，也面臨著經濟壓力。可這個礦工並不拚命，出滿勤的月份，他幾乎沒有。他也有滿腹牢騷，他的牢騷在激情的表演，或者單調的長跑中發泄。
長跑經歷
早些年，煤礦上組織長跑比賽。從小就喜歡長跑的岳建波要報名參加，可是那天正趕上他上班，領導不批准。他堅決要求，領導勉強答應，並且說：“你要能跑個名次，我給你300塊錢。”
結果岳建波真跑了個第一名。當他找到領導時，對方卻不再提這回事了。
不久以後，他因自己的工作失誤遭到領導批評，並說可能要罰款500元。那時，他的月工資不過800元。
一個老工友告訴他，趕緊去領導家送點禮，或許就沒事了。他買了100元的禮物，摸黑走到領導家。領導收下禮物，安慰他說沒事。但事後，他被點名批評，罰款500元，並要他的父母去交罰款。
岳建波非常失望。雙手插在迷彩褲的褲兜里，不停地走動，說到激動處，一句話有好幾個停頓。
後來，他又陸續被罰了好幾百元。老劉和他同事多年，從來也沒聽說過礦上哪個人被罰款的次數和錢數有岳建波多，儘管有些人還不如他安分。
終於有一天，這個“從沒打過架”的小伙子忍不住了，喝了一點酒後，提著酒瓶，闖到頂頭上司的辦公室，要把人家“腦袋砸開花”。不巧的是，這位上司不在辦公室。
打那之後，岳建波像變了個人似的。但凡開會，領導在台上講話，他就時不時說一些風涼話。他慢慢成為領導們不喜歡的對象。他也不再起勁幹活，不再幻想領導“良心發現”，調他到地面上工作。
就像他寫的一首叫《滅》的歌：“我們的純潔沒有了，我們的善良沒有了，我們的理想沒有了……”
搖滾經歷
早在上國中的時候，岳建波就開始接觸搖滾樂。那時，他的哥哥在鄭州上學，一次假期回家時，帶了一把木吉他和一些打孔磁帶。這些磁帶曾讓他著迷過一段時間。工作不如意，他又翻出那些老歌，一遍一遍地聽。在井下的時候，他還時不時吼上幾嗓子。
2003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樣，穿上帶著汗臭的衣服，準備下井。到達通道口時，突然聽到一個房間裡傳出吉他聲。他推門進去，看到一個年紀和他相仿的小伙子，正在埋頭擺弄著手中的吉他。
“你也喜歡搖滾？”他問這個工友。
對方點點頭。二人隨即聊起來，從崔健的《一無所有》，一直聊到最近流行的樂隊。這個叫小董的工友叫來另一個喜歡搖滾樂的同事。3人聊了一個多小時後，決定成立一個樂隊，並起名叫“探照燈”。
此後，沒事的時候，他們就湊到一起自娛自樂。玩著玩著，逐漸在煤礦上玩出點小名氣。
2005年，這個煤礦工人鬱積的情緒，在一首名叫《沒人給你面子》的歌曲中，淋漓盡致地發泄出來。
岳建波第一次以搖滾歌手的身份登台演出，是在2005年。那一年，他所在的國營煤礦舉辦一次全體職工活動，有人推薦他去表演。
活動當天，岳建波翻唱了“扭曲的機器”樂隊的《沒人給你面子》。沒唱幾句，掌聲、歡呼聲和口哨聲此起彼伏，有觀眾跟著他一起吼“沒人給你面子”這句詞。唱完後，他以“搖滾的方式”，背對著觀眾謝幕。
這場演出後，這個說話有點囉嗦、頭髮稀疏的搖滾歌手在這個煤礦一炮走紅。很長時間內，“沒人給你面子”這句話，成為大家互相打招呼的開場白。直到現在，一些聽過他演出的人，都認為那首歌讓他們“痛快了一把”。
不過，後來有知情人告訴岳建波，坐在前排觀看的礦領導，聽了以後非常生氣。
當年搞活動的劇場，就在他家附近。每次上下班，岳建波都能看到它。自那次表演後，他再沒有在這裡登過台。
活動之後不久，礦上組織了一次考試，選拔人到一個重要崗位。在這次考試中，岳建波的成績挺突出。但是從未有領導和他說過什麼，就像沒有這回事一樣。
日子一天一天過，樂隊的人也分分合合。在玩搖滾的過程中，他認識了老趙。2009年，他與老趙成立了“陷樂隊”，固定成員只有他們兩個。對這個名字，岳建波常常用“我陷入了你，你陷害了我”來解釋。
在排練過程中，樂手隨意彈一些節奏，岳建波即興填詞。一來二去，他倒也寫出一些屬於自己的歌。比如《我的工作》，歌詞是“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等諸如此類的排比句。
從那之後，他幾乎不再翻唱別人的歌曲。凡有演出，他都嘗試不同的表演風格。歌詞即興的也多，即使同一個旋律，每次唱出的歌詞可能不一樣。不少歌詞，都反映了當下社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這種表演，老趙更傾向於認為是舞台“行為藝術”。
有一段時間，岳建波出門參加馬拉松比賽之前，都會聯繫一下賽事舉辦地的酒吧。老趙有固定工作，不能隨他一塊到外地演出。一旦聯繫成功，岳建波就會帶上事先錄好的伴奏帶，一個人登台表演。
2009年，老趙搞了一個名為“採空區”的畫展，主題是呈現像陽泉這樣的資源型城市，因為地下被挖空，所引發的種種問題。搖滾歌手岳建波也去表演了一次行為藝術。他站在那裡，胸前掛一塊井下用的安全牌子，參觀者可隨意在牌子的正反面，分別寫上生活中的矛盾。“我要讓更多的人知道真實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