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編者：山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副主編：馬憲玉、劉悅芹；
出版日期：1996年12月；
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
開本：880×1230毫米 1/32；
定價：120元（上、下冊）。
內容提要
《山東省志·金融志》斷限時間，上限溯至事物發端，下限為1988年。全志由序、記、述、志、圖、表、錄、傳等組成。內容包括貨幣、金融機構、金融業務、金融管理四個部分組成。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山東省志·金融志》的編纂工作始於1981年，正式出版於1996年，分上、下兩冊。 全書以篇、章、節層次劃分，共分為4篇。依次為貨幣篇、金融機構篇、金融業務篇、金融管理篇。上限起自事物的發端，下限斷至1990年。
山東人民最初是以貝、銅等實物為貨幣。至春秋戰國時期，齊地即以刀幣與?化錢共同創造了中國最早的四大金屬鑄幣體系。楚滅莒和滅魯後，在今山東南部地域且有“爰金”流通。秦以後，行使方孔銅錢。漢代以白銀為重要支付手段。宋代“錢引”、金人“交鈔”和蒙古滅金前的“會子”，民間廣為行使。元代諸路通行“交鈔”，山東有“交鈔庫”辦理髮行兌換事宜。 明代確立銀兩制度，定本朝官制銅錢為制錢，以典當業為主要金融機關。專門從事銀錢兌換的錢攤、錢鋪，業已出現。 清代通行銀錢複本位制。乾隆元年以後，錢號、錢莊陸續出現，錢局、票號隨後興起。資金的融通，除典當堅持對物信用外，銀錢號均通行對人信用。濟南在福德會館形成交易市場，定銀錢兌換和利率行市。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國內的貨幣制度受到嚴重衝擊。制錢制度漸遭破壞。由於官鑄銅錢極少，山東有少量日本、朝鮮、越南輕錢流入。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英、俄、德、日等國的金融勢力相繼進入山東。山東的金融事業，開始帶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與進出口貿易、鐵路和海上運輸有關的金融保險業務，均為外資所壟斷。市面上銀兩、銀元、制錢、銅元混合流通，各依習慣行使，代表各類金屬貨幣的紙幣，國家、地方、民間皆有發行。貨幣制度空前混亂。 民國前期，山東在北洋政府統治之下，各系軍閥各自為政，幣制更為混亂。民族金融業雖有發展，但舉步維艱。外國銀行在山東的勢力，進一步擴大。1928年秋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山東之後，逐步收回金融主權。 七七事變之後，山東為日本軍侵占，日偽銀行控制淪陷區金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先後建立北海銀行、魯西銀行，分別發行北海幣和魯西幣，與日偽展開針鋒相對的貨幣鬥爭。在解放戰爭轉入反攻之後，將解放區銀行合併為中國人民銀行，解放區貨幣統一為人民幣。 新中國成立後，開始組建新的金融機構。中國人民銀行山東省行同時行使金融行政管理和業務經營雙重職能。 1958～1960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工商信貸注重充分供應資金，忽視經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盲目生產和盲目收購之風，造成積壓浪費。國內保險業務全部停辦，涉外保險移交人民銀行國外業務部辦理。 1961年開始調整國民經濟，1962年收回“大躍進”中銀行下放的權力，銀行業務實行完全的徹底的垂直領導。經過幾年的努力，貨幣流通恢復正常，信貸資金使用效益提高，城鄉儲蓄存款回升，高利貸活動銷聲匿跡。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金融事業遭到嚴重衝擊和破壞。1972年和1975年，銀行工作在排除干擾中兩次出現轉機，但又在“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遭受新的挫折。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人民銀行在業務工作上恢復了自上而下的垂直領導。經過整頓，銀行的地位和作用明顯提高。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金融事業進入了發展的新階段，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金融機構突破單一銀行的舊有模式。1980年起，恢復農業銀行，分設中國銀行，設立外匯管理局，建設銀行完善銀行信用機制，恢復國內保險業務，試辦信託投資公司，推進農村信用社改革。1984年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成立工商銀行接辦工商信貸和城鎮儲蓄業務；在建設銀行內設立投資銀行，向國外籌集建設資金。 1986年起試辦城市信用合作社，為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提供信用服務。1987年起重新組建交通銀行， 作為股份制的綜合性銀行；相繼建立濟南重型汽車集團財務公司和煙臺住房儲蓄銀行，分別在集團內部融資和支持住房制度改革。1988年起，各縣(市)普遍建立縣聯社(與農業銀行合署辦公)，對基層信用社進行管理和服務。至1990年底，山東共有各類金融機構(未計農村信用站) 13700多個，從業人員134000餘人，基本形成以人民銀行為領導、國家專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社會主義新型金融體系，人民銀行領導、管理、協調、監督和稽核各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各專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實行企業化經營。 與此同時，通過拓寬銀行信用活動領域，開闢多種融資渠道，建立計畫與資金分開的信貸資金管理體制，逐步適應外匯管理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的要求等，全省金融巨觀調控在維護貨幣穩定和促進經濟成長方面的作用更加奏效，金融體系對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更加積極。 該志獲1998年山東省第十三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