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聞見錄
記述明代關於邊境戰爭的史書，共十一卷，著者自署名為管葛山人，相傳即為彭孫貽。
《山中聞見錄》第七卷收入了抗清英雄戚繼光、李成梁、徐從治、劉誕、杜松五人的傳記，在《杜松傳》中有這親的記載：“貽聞將軍恃勇而輕敵”，由此可見所傳管葛山人即為彭孫貽的說法是完全可信的。彭孫貽，字促謀，又字羿仁，是浙江省海鹽人，明朝時為貢生，明亡後遂閉門不出，只是潛心著述，尤其關心明末史事，曾以歷史為題材，著成《山中聞見錄》、《平寇志》、《嶺行紀事》、《客舍偶聞》、《敬齋集》等書。這些著作中觸犯滿清王朝禁忌的字眼言論比比皆是，長期以來都受到禁毀。
《山中聞見錄》一書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第一卷至第六卷，以編年體的形式記載史事，上起明朝萬曆十七年，下迄崇禎十七年，以大量的篇幅詳細記載了建州女真建國和入侵明王朝至入關的史事。第二部分即第七卷，收入的是抗清英雄戚繼光、李成梁、徐從治、劉誕、杜松等五人的傳記，歌傾了他們為抗擊清軍保衛祖國而奮勇殺敵以至於以身殉國的壯烈事跡，寄予了自己對這些民族英雄的崇敬仰慕之情。第三部分為第八卷至第十一卷，共包括《西人志；東人志（女真考）》、《東人志（海西）》、《東人志（建州）》四卷，詳細考敘了女真族的世系及歷史分化以及女真族各部落間的征戰和建州女真最終統一各部的經過，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在《山中聞見錄》的第一部分，管葛山人以六卷篇幅詳細考敘建州女真建國和入侵明朝的情況。根據該書記載，清世祖努爾哈赤的父親在明朝萬曆十一年李成梁攻打阿台時為明軍帶路而死於兵火，於是，努爾哈赤以此為由於萬曆十七年上書明王朝申訴父親塔失因盡忠明王朝而遭難的經過，明王朝便下令封努爾哈赤為都督，並自領祖父舊部。（其祖父叫場與父親失一樣都是在明軍攻打建州酋阿台時雙雙死於兵火的）。努爾哈赤自從統領祖父舊部以後，每天與弟弟速爾哈赤厲兵秣馬，不久便以武力使其它部落臣服，統一了建州女真。此時的努爾哈赤雖然早已圖謀不軌，心存南窺之意，不時以武力騷擾邊境，但在表面上還對明王朝稱臣。幾次騷擾，邊臣都不與之計較，使得他對明王朝輕視之心更甚。
萬曆三十四年，努爾哈赤以勒索車糧為名從此不再進貢，而且擁眾要挾，侵犯遼陽。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自立為建州國大汗，建元天命。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歷數明王朝欺凌女真的所謂“罪行”，誓師出兵攻打撫順，開始公然向明王朝挑起戰事，在“七大恨”中，努爾哈赤列舉了”我之祖、父，未嘗損明於一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紫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眾，耕田藝谷，明不容刈獲，遣兵驅逐，恨五也”等明王朝的所謂“罪狀”，極大地鼓舞起了女真人的民族仇恨，女真軍隊勢如破竹，很快便攻破撫順，遼東地區已危亡之勢。萬曆四十七年，明王朝任用遼東經略楊鎬為總指揮，率領東南總兵官劉誕、遼東總兵李如柏、山海關總兵官林松、北路總兵官馬林分四路討伐建州，但事未舉便秘密泄露，大軍遭到建州兵伏擊，東南總兵官劉誕、山海關總兵官杜松壯烈殉國，以後雙方又時進時退、時戰時停，相持了數年，明朝士兵死傷無數、損換慘重。
天啟六年（天命十一年，即公六二六年），建州軍隊突然攻擊廣寧城被明朝抗敵名將袁崇煥挫敗，建州軍潰敗，傷亡慘重。努爾哈赤自率領十三名父親遺兵舉事起到統一建州女真到進攻明王朝，一直憑著他的堅毅果敢、英勇善戰及善於用人而屢戰屢勝，一路凱歌，從未遭到過如此慘敗。在同年八月十一日由清河撤軍途中努爾哈赤在離瀋陽四十里左右的雞堡疽發死去，第四子皇太極時年三十五歲，在與諸皇子爭位的鬥爭中取勝，被立為大汗，就是後來的清太宗。皇太極繼位後，一面表面恭順地與明議和，寫信周鏇，拖延時曰，一面又突然派遣軍隊攻打朝鮮，朝鮮兵敗後不得不與之訂下城下之盟，許諾若明朝與建州軍隊交戰，朝鮮不再支援明軍；同時又借與明將袁崇煥書信往來議和的機會，暗施反間計，使本來就好猜疑的崇禎帝朱由檢聽信傳言，誤以為袁崇煥真的與建州女真議定反叛之事。
崇禎二年，已作好充分準備的建州兵突然毀棄和約大舉進犯明王朝，直逼遵化地界。袁崇煥聞訊後急忙由關外急馳入援，而這時已中皇太極反間計的被俘太監楊春密告崇禎帝“袁巡撫有密約”，崇禎果然中計，將袁崇煥下獄，於崇禎三年（即公元1630年）八月被處於最慘酷的磔刑，兄弟妻子亦“流三千里，藉其家，崇渙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冤之”。袁崇煥一死，抗戰將士大為憤慨，軍心解體，遼東局勢再度惡化，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皇太極圍攻大凌河城得手，平毀其城而回，接著，又先後統一了漠南蒙古，收降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聲勢大振，不斷地入關騷擾，而這時的明王朝內無良將，又要忙於應付李自成的農民大起義，忙得焦頭爛額，束手無策。
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極正式定國號為大清，改元崇德，之後連連從長城突入關內，騷擾襲擊京師和山西，山東等地，殘破地方，擄掠大量人口，財物和牲畜。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二月，皇太極又下達了向皮島進攻的命令，四月九日，清軍攻占皮島，至此，明王朝慘澹經營十五年的遼東沿海防線大本營被攻破，清軍已無後顧之憂。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皇太極一切準備就緒，向明軍的正面防線發動進攻，包圍錦州城，八月，皇太極調動清軍所有力量，親赴距錦州城南十八里的松山與明軍決戰，將松山城重重圍困，次年二月（公元1642年），攻破松山城。
負責前線指揮的薊遼總督洪承疇被俘後投降。接著，塔山、杏山、錦州等地接連失陷；崇禎十六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極因痰疾殂於瀋陽，立第九子福臨為帝，因福臨年僅七歲，睿親王多爾袞自為攝政王。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城，自立大順政權；同年，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投降清軍，與清軍一起攻打李自成的農民軍，農民軍陣勢大亂，戰鬥力渙散，節節敗退，北京城內一片混亂，李自成在放火燒毀明代宮殿及九門城樓後，於四月二十九日撤離北京城，五月二日，清兵進入北京，統治全國的清王朝至此建立起來。
《山中聞見錄》記述明末史事及清軍入關的經過，條分縷析，眉目清楚，一目了然，並且記載史事也都確實可信，不同於一般專門蒐集遺聞軼事的民間野史，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同時，不可否認的是，該書也有一些條目的記載與史實頗有出入。比如，卷一記載清太祖努爾哈赤喪父時，與弟速爾哈赤都尚年幼，由明將李成梁撫養成人，則明顯是附會之辭。因為很明顯，清太祖父親塔失跟隨李成梁襲擊古勒寨阿台駐地是在萬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而努爾哈赤事實上出生於嘉靖三十八年（即公元1559年），當時已是二十五歲，早已成人。再如第六卷，有這樣的記載：“（崇禎十六年）八月辛未，清太宗以痰疾殂於瀋陽。丁亥，第二子嗣立，年七歲。”而事實上清世祖福臨是清太宗的第九個兒子，當時是六歲而不是七歲。這些都是我們在閱讀時應該引起注意的地方。
《山中聞見錄》以大量筆墨紀述了明代未年明朝軍隊與女真軍隊交戰始未後，又在第六卷收入了抗清明將戚繼光、李成梁、徐從治、劉誕、杜松五人的傳記，記述了他們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流露了對他們的崇敬和景仰之情。戚繼光，字元敬，祖籍山東東牟，胸懷怛盪，抱負非凡，自幼飽讀兵書，曾在一本兵書的空白處寫下這樣的詩句；“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他帶領他的“戚家軍”馳騁於浙東御倭前線所向披靡，百戰百勝，威振四方，為東南一帶的抗倭鬥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卓越功勳；後來又主防薊州，建立起西北邊備制度，致使倭寇聞”戚家軍”而喪膽，稱戚繼光為“戚老虎”。
十年之內，敵兵未敢入塞；李成梁，自嘉靖至萬曆年間，一直鎮守遼東邊防陣地，多次平息了建州女真的騷亂，保證了邊民生活的安定和邊疆的穩定，戰功赫赫，威望極高；徐從治為山東巡撫，降清叛將孔有德圍攻萊州時，徐從治身先士卒，親率萊州城內駐軍及百姓抵抗敵人，不幸中敵人飛炮，身亡殉國。劉誕、杜松皆是在明代末年抗擊清軍的著名將領，都身經百戰、勇武過人，在萬曆四十七年（即後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中，孤軍深入，浴血奮戰，壯烈殉國，傳記中熱情歌頌了這些將領為保衛國土而抵抗侵略，奮勇殺敵不惜以身殉國的壯烈事跡，讀來十分感人。
如《杜松傳》中的一段記載：“松將兵赴遼，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人相摩揮汗沾驛亭。松袒裼示輿人，刀釒疾無完膚，其瘢斑斑如痘疹小兒，紅理錯出，則錯肉也。恍慨語人曰：‘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畏死耳！’眾咨嗟，有揮涕者，松行乃散去。”雖是歷史著作，但極富文學色彩，杜松這一人物的個性躍然紙上，作者的讚頌之情也溢於字裡行間。我們讀者不難看出杜松身經百戰、決心以死報國的豪邁氣概和當時百姓對民族英雄的尊敬之情。
《山中聞見錄》的最後三卷《即第八卷至第十一卷》分別為《西人志》、《東人志（女真考）》、《東人志（海西）》、《東人志（建州）》，作者在這四卷中詳細考證敘述了女真族的世系及其歷史分化。按照《山中聞見錄》的說法，“女真”原名為“肅慎”，古本同音，後來又稱為“抑婁”、“＜未韋＞＜韋曷＞”、“勿吉”等。唐代時女真族建立渤海國，但五代時被遼消滅，以後又逐漸強盛起來，後來完顏阿骨打消滅遼國，建立起金國。金國被元消滅後，女真部落重新遷回女真族故地黑龍江、長白山一帶，其部落逐漸分為三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而其中又以建州女真最為強大，其所居之地土地最為富庶，地勢也最為險要。清太祖努爾哈赤的部落便是建州女真的一部。另外，《山中聞見錄》還對女真各部落之間的連年爭戰以及建州女真逐漸統一各部的過程進行了考證和記載，是我們今天進行民族史研究過程中不可多得的資料。
《山中聞見錄》系管葛山人站在明朝立場所撰寫的史書，不僅書中有大量的觸犯清廷禁忌的言辭，而且對抗清名將持明顯的讚頌態度，這當然為清廷所不容。所以，該書一出就被列為禁書，既未經刊刻、也未經書目著錄，只是在私下以鈔本形式流傳，在傳抄過程中也往往被刪削或竄改，難以保持原貌。清朝末年羅振玉根據鈔本將該書刻印刊行，收入《玉簡齋叢書》，十一卷中缺第三卷至第五卷。後來，羅振玉又發現了一個足本，羅將其單刻於《玉簡齋叢書》之外。孟森《上虞羅氏所刻山中聞見錄題跋》認為，足本中補入的三卷，很明顯是後人偽作，不可能是出自彭孫貽之筆。因為所補的三卷收中，有很多地方引用了《東華錄》的文字，而《東華錄》，則是乾隆三十年國史館重開以後由蔣良驥編著而成的。很顯然，早在康熙十二年就已去世的彭孫貽是不可能看到和轉引《東華錄》中的文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