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苯時期

藏文史籍記載，赤松德贊時期，苯波教已經整理出一些苯波教經典。 這是居苯時期的苯波教正在滿懷信心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時，所遭受的來自佛教方面的一次沉重打擊。 從苯波教徒的角度看，苯波教在赤松德贊時期，確實遭受過前所未有的迫害。

在藏文中，“居”有翻譯、解釋、編纂等多種意義，而“苯”是苯波教的縮寫或概括。居苯兩字意為“被翻譯過來的苯波教”或“經過改造的苯波教”。居苯時期是苯波教發展的第三階段。佛教在吐蕃衝破苯波教的主要阻力，並穩住陣腳後，便拉開了大規模翻譯佛經的序幕。這對處境困難的苯波教來說，又是一種新的壓力。但是苯波教徒也不甘心輕易消沉下去，他們積極吸取歷史教訓，反思自己的不足或缺點，決心步佛教徒之後塵，開始整理或翻譯苯波教經典，努力為自己的宗派建立一套理論體系，以便對付來自佛教的理論攻勢，從而苯波教結束恰苯時期而進入新的居苯時期。
藏文史籍記載，赤松德贊時期，苯波教已經整理出一些苯波教經典。德國藏學家霍夫曼教授對此作了印證性的考查：“當大規模的譯經開始後，來自象雄的苯教徒在新建的桑耶寺觀音殿里同佛教真諦並肩工作。苯教譯師中較為突出者是香日烏金，他把著名的《十萬龍經》譯為藏文。”這裡指出的《十萬龍經》是苯波教的一部重要經典，就其內容看，保留了有關治病和死里復活者的傳說等許多苯波教的早期形式和內容。至於它成書的確切年代，有待進一步考證。值得肯定的是，苯波教經典的蒐集、整理、編著以及翻譯等都始於赤松德贊時期。因此，居苯時期的正式發端定在赤松德時期是比較恰當的。有些學者將居苯時期又分為三個不同時期，比如“居苯者，分為三期。早期的居苯，傳說有綠裙班智達者將邪法埋藏地下，自行掘出，雜入苯法而成此派的；中期居苯，當赤松德贊王時，曾下令苯波教徒改信內教，有一人名為傑維降曲（佛菩提），王遣其從仁欽喬學佛法，他不願學，但又怕受到藏王的罰責，因此心懷惱恨，遂勾結苯波教徒，將一些佛典，改譯成為苯波教的書，此事被赤松王知道了，王權傳敕，若有擅改佛經為苯教書籍者殺無赦。當時因為此事，被誅者甚眾。苯波教徒大為驚懼，乃將未譯完的書籍，秘密藏在山岩之間，後來又從伏藏中撥出，遂名為苯波教的伏藏法；後期居苯，自從朗達瑪滅佛以後，藏娘堆有一人名為賢古魯迦，在衛地苯波教的勝地達域卓拉，將大量佛經改為苯波教經典。如《廣品般若》改為《康勤》、《二萬五千傾》改為《康瓊》、《瑜伽師地抉擇分》改為《苯經》、《五部大陀羅尼》改為《白黑等龍經》。別立各種不同的名相及詮釋，標其異於佛教。這些經書埋藏在措昂哲鄔瓊的岩山下，後來又由他假作掘發伏藏的樣子，將其掘出。賢古之後又有窮波苯教徒等，亦改篡了不少的佛經。這一早國中後期的翻譯苯教名為巧噶亦名為果苯”。這是藏族著名宗教學家土觀·羅桑卻吉尼瑪對居苯時期的苯波教所作的具體研究，迄今仍具有權威性。
據有關資料記載，赤松德贊起初對苯波教十分寬容，為苯波教徒創造接近於佛教徒的外部條件，如建立譯經場所，允許他們專心致志地翻譯或編纂苯波教經典，創立自己的理論體系。實際上，這是赤松德贊吸取先祖們的經驗教訓，對苯波教採取的一種謹慎態度。一旦條件成熟時，他還是義無反顧地對苯波教實施壓制性的強硬措施，以便削弱苯波教的勢力，為佛教創造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根據藏文史籍記載，赤松德贊為了達到在吐蕃只奉行佛教的目的，採用了一種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比較公平合理的巧妙手段一一辯論。其實辯論是佛教的優勢，而對苯波教來說，則成為致使的弱點。其結果顯而易見，苯波教辯論失敗。這是居苯時期的苯波教正在滿懷信心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時，所遭受的來自佛教方面的一次沉重打擊。對此，藏族著名學者東噶·洛桑赤列教授也作了論述：“在雙方爭執不下時，贊普決定讓佛教與苯教辯論，獲勝者可得弘揚，失敗者要被禁廢。藏曆紀年前釋迦滅寂１３０３年土豬年（唐肅宗李亨乾元二年，公元７５９年），在墨竹蘇浦地方江布園宮室前，舉行了佛教與苯教的辯論，結果苯教徒失敗，贊普把苯教僧侶流放到阿里象雄地方，把苯教經籍全部收集起來，或拋入水中，或壓在桑耶寺一座黑塔下面，禁止苯教殺牲祭祀為活人和死者舉行祈福儀式，只準信奉佛教，不準信奉苯教。赤松德贊在禁止苯教時，保留了苯教的祈禱吉祥、禳解、火葬、燒煙祭天焚魔等，後來被佛教徒改變其意義保存其形式而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吐蕃王朝崩潰後重新興起的苯教——‘居苯’，也把佛教的內容全部改造成苯教教義，成為一種有教理教義的新苯教。這表明佛教與苯教經過相互鬥爭，為了適應鬥爭需要都從對立吸取某些東西，保留其形式，改造其內容，這是佛教與苯教的新發展”。由此可見，赤松德贊在所謂的“廢除”苯波教的過程中，始終沒有採取全盤否定的極端行為。一方面，禁止諸如大量殺牲祭祀等帶有原始野蠻性質的宗教行為，以及制止苯波教篡改佛教經典的越軌活動；另一方面，鑒於當時社會需求，保留並積極發揚或利用苯波教中的許多宗教儀軌。從苯波教徒的角度看，苯波教在赤松德贊時期，確實遭受過前所未有的迫害。然而，這一打擊從反面又促進了苯波教在教法儀軌上的更加完善。應該指出的是，佛教始終沒有放棄壓制苯波教的一切措施，結果不但沒能消滅苯波教，反而苯波教從佛教那裡得到不少實惠。苯波教的教法義理的形成，就受到佛教的巨大影響。從時間上看，苯波教的教法義理的形成，從赤松德贊時期就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但由於受到來自佛教方面的阻力，使苯波教的教法義理的最終形成又不得不拖延到藏傳佛教後弘期內。
總之，苯波教進入居苯時期，不僅在教理儀軌方面日趨成熟完善，而且在自己的宗教理論領域，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其中最具魅力的成就是，苯波教學者對自己信奉的宗教進行了判教，如將苯波教判為九乘，即著名的“九乘之說”，也稱《九乘》或《九乘經論》之說。具體而言，九乘之說，是苯波教在經論學說上取得較高水準的一個重要標誌，它將苯波教的整個經論判定為九乘或九類。即九乘者；卡賢、楚賢、期賢為四因乘；實際上，九乘之說，將一個龐雜體系和豐富多彩的宗教實踐禮儀，按前因後果和修持次第進行了分類，人們可通過九乘來掌握或修習苯波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