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由來
居住排斥全球狀況
國外
研究對於世界上的大多數城市而言，遷移、流動人群都是最重要的居住貧困群體。這些年來，陳映芳每一次到國外參加學術研討會，都會被帶著參觀各地的貧民區、公租房和面向無家可歸者的救助機構。無論是在大阪、東京、首爾，還是巴黎、里昂，她都見到了成熟的住房保障和住房救濟系統。
2008年，金融危機全球爆發，日本出現了許多因無法支付房租或償還房貸而流浪街頭的年輕人。後來正是在政府和一些民間救助機構的幫助下，許多人才得到安置並開始重歸社會。我們之前一直覺得居住貧困群體是有一定邊界的，但那次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即使有房產的人，居住生活其實也非常脆弱。金融危機與失業、失業與失房、失房與流落街頭，幾乎像多米諾骨牌一樣連在一起。
國內
上海市的一處城中村根據2015年9月公布的《城鎮房屋概況統計公報》，中國2005年的住宅私有率就已經達到81.2%。2012年，有新聞報導指出中國住房擁有率近90%。可與此同時，“在幾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生活著數萬到數百萬不等的居住貧困者”。
為了緩解住房短缺性的居住貧困，國家和地方政府頒布各種限購令抑制房價上漲、建立以購買住房為主的住房保障體系。結果，這些“促進房地產總量與購房量的措施進一步排斥著居住貧困者”。
在中國這些年的經濟發展進程中，住房及土地成了政府參與經營的大宗商品。在這樣的背景下，與人的生活有關的政府責任、以及相關的公共事業，都大大地滯後了。人本應是社會發展的目的，但被中國種種宏大的發展目標忽略、遮蔽太久了。
問題根源
制度問題
農民住的窩棚人防工程改造的地下旅館，“越往裡走越覺得寒氣逼人”，可是每天60元到160元不等的價格，還是讓這裡房客不斷。地下室里除了陳舊的木製床和床頭櫃外沒有任何設施，這些潛伏地下的人們要取暖，只能依靠床上薄薄的棉被和床頭柜上擺著的暖水瓶。
2009年，上海市政府宣布推出“四位一體”的保障體系，提供了“廉租住房、共有產權保障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公共租賃住房、徵收安置住房(動遷安置房)”四種保障性住房。這些住房主要針對上海戶籍人口和“城市引進人才”。可是上海的城市居住困難群體遠不僅限於這些群體，相反，非上海戶籍人口以及非引進人才才是數量上最多的居住困難群體。有時候覺得我們的城市就像一個城堡，救助體系也像一個城堡，外面的人要靠戶口、經濟手段才能進來。
上海已經是服務型的產業結構，其中多少是低端服務啊。在KTV、餐飲、洗髮行業工作，他們工資普遍只有三四千元，能在上海找到什麼房子，很多人覺得在市場經濟中，你沒有錢所以沒法住好房子，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覺得這樣不對。城市一定要保證居住的權利，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而在德國，所有租房者的居住權利都能得到保障。國家會規定房租的定價，房東不能隨意提高。即使房子被賣，租客也不會被臨時趕出。法國從1956年起建立了“低租金住房制度”，人口超過5萬的城鎮中，廉租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不能低於20%，廣大低收入家庭，甚至外來移民都可以申請。
人口減壓
“居住排斥”可能正在成為政府減輕人口壓力的一個重要手段。
擁擠的群租房和雜亂的城中村都被視為“頑疾”，北上廣深等地都曾出台措施進行整治。有新聞稱，2014年9月到11月，浦東新區共整治群租房9420套。在2011年上海啟動的最大規模城中村“拆違整治”行動中，松江一個城中村就有58戶546間7600平方米的違建被整治。
被這個看不見的大手調控的，並不只有外來者。研究過程中，衛偉也曾近距離觀察過老舊小區的動遷改造，結果發現每一次拆遷，都把一群老上海人逐漸排斥出市中心。到2015年，她仍記得在拆遷的現場有個居民向她抱怨：“我們是窮人，窮人為什麼不能住在市中心，即使不能住在市中心，也不要讓我住在這么遠的地方。”
從小在上海長大的衛偉看著身邊一棟棟高樓掩蓋了低矮的老弄堂，上海人習慣的狹窄居住格局在嶄新的樓房裡再也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寬闊的兩室一廳或三室一廳。
從租住者的角度看，這將是一個巨大的災難。上海的舊城區日益士紳化，老房子越來越少，讓有錢人住在城市中心是一種趨勢，而能夠為低收入群體提供的劣質住房不斷減少。其實城中村、地下室雖然很亂，但是也有積極的意義，它能為剛到上海的人提供一個落腳的地方。
存在隱患
對於異地務農的人來說，更方便的是窩棚搭起來不難，拆掉更容易。一個農民本來在3公里外的一塊地方耕種，後來那塊土地要開發，才搬到這裡。他到上海以後已經換過好多地方，原來的地方基本都是土地被征掉了，只能重新找地方。
在塘灣村，土地可能會被繼續開發徵收，租賃土地的價格也可能上漲。這些每天凌晨一兩點就起來送菜的農民，隨時都可以再次搬走，甚至離開上海。那些竹子、塑膠、木板搭起來的房屋，很快就能恢復到什麼都沒有的狀態。
住宅和居住環境這一基礎如果崩潰的話，由它所支撐的上部也會崩潰。衛偉也曾幼稚地問過火車站的流浪人員，“為什麼不洗一洗衣服”，流浪漢問她，洗衣服的話“洗衣粉放在哪裡，洗好的衣服又晾在哪裡”。
那些年輕人一直搬家一直搬家，就會感覺自己很不穩定，所以就去貸款買房。但這么多人買房子是一件有風險的事兒。日本的很多流浪者就是因為經濟危機，失去工作後還不起貸款。我們現在很多人一個月要還幾千上萬元的貸款，可這是在最年輕力盛的時候，不是所有人的職位都會越換越好。
2014年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北京市民需要每月還貸款平均數近7000元，位居全國第一；壓力第二的是上海，平均每月繳納住房貸款為4238.8元；廣州緊隨其後，平均每月為4029.32元。為了如期繳納住房貸款，這些家庭必須保證20到30年的高額經濟收入。很難想像，中國經濟一旦進入低迷期，以產權為核心的住房市場，每月高額度的住房貸款，以及幾乎為零的居住生活救助系統，將會給城市居住生活帶來怎樣的風險。在住房問題上沒有一個人是他者，每一個人都是自己，不要冷眼去看別人，居住的困難，實際上很可能就在你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