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人物簡介
尼古拉·特拉菲莫維奇·費德林尼古拉·特拉菲莫維奇·費德林，俄羅斯文學家，東方語文學家，語文學博士，中國學教授，高級研究員，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85年佛羅倫斯市義大利藝術科學院院士，1966年美國政尼古拉·特拉菲莫維奇·費德林治經濟科學院院士，1959年東京中國學研究院名譽院士。1972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特邀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文學。
就學經驗
出生於皮亞蒂戈爾斯克工人家庭。1937年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學院中國部，後又進研究生班，由В.阿列克謝耶夫任指導教師準備副博士論文，論文題目《論魯迅的創作》。
獲的職稱
1943年5月22日根據《屈原的生平與創作》一文獲語文學博士學位。1952年1月22日獲中國學教授職稱，1958年5月23日獲高級研究員職稱。1958年6月20日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66～1971年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954年授予特命全權大使銜。1939～1968年蘇聯外交部工作人員，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蘇聯外交委員會委員，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其中1939～1948年蘇聯駐華大使館工作人員。1950～1952年蘇聯駐華使館參贊。1958～1962年蘇聯駐日大使。1963～1968年蘇聯駐聯合國和蘇聯駐安理會常任代表。1957年起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研究人員。1970年起《外國文學》雜誌主編。1943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71年起蘇聯作協理事會書記處書記。1971年參加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舉行的國際筆會第三十八屆大會。1956年參加蘇日關係正常化談判。1957年參加中蘇談判。1965年參加第二十屆聯合國大會。1970年3月在蘇聯《外國文學》雜誌舉辦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40周年紀念大會上介紹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與國際作家聯合會的合作關係。1971年1月在“蘇聯中國學的迫切問題”學術會議上做題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問題和任務》的報告。1982年在第二次全蘇中國學家會議上做題為《研究中國文學的任務》的報告。曾獲多枚蘇聯勳章和獎章。
經歷
結交的中國文學家
作為文學家，從40年代的重慶、南京到50年代的北京，他結識了中國文學藝術界的眾多精英人物，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徐悲鴻、梅蘭芳、趙樹理、艾青……他最崇敬郭沫若，尊之為師。
生前文章
他1942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的論文《屈原的生平與創作》，就曾得到郭沫若的指點。後來，他將郭沫若的劇本《屈原》譯成俄文上演，更得到郭沫若的大力相助。1958年，他滿懷激情寫成《郭沫若》一書，對這位中國現代文學泰斗的生平與創作給予高度評價。如果說郭沫若是他的"恩師"的話，那么，詩人艾青則是他的摯友。他翻譯艾青的詩，兩人共同切磋譯文。他為撰寫介紹艾青的文章，幾度到艾青府上長談。
影響
生平所學
費德林對中國文學愛之切、研之深，不但在俄羅斯漢學界，就是在國際漢學界，都是少有的。從詩經、楚辭、詩、宋詞、元曲到明、清小說，從屈原、杜甫、關漢卿到魯迅、郭沫若、茅盾，他皆研究過。
生前研究
費德林研究屈原時間之長，著作之多，成就之大在蘇俄漢學界首屈一指。他一生著作等身，發表專著35部，論文300餘篇。其中大多是關於中國文學藝術的。他主持並親自參與編寫了15卷本的《中國文學百科全書》，對中國兩千多年豐厚的文學成就作了全面而系統的介紹。可說是費德林60多年孜孜不倦介紹與研究中國文學的封頂之作。
觀點
工作中心
作為外交家，費德林的工作中心始終沒有離開中國，1995年7月，費德林的著作《我所認識的中蘇領導人》首先以中文在北京出版。
外交書籍
費德林在外交界服務30多年，這本書是他的著作中的最後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關於其外交生涯的書，其他34本都是有關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專著。也許正如他自己所說：我首先是一個漢學家，其次才是外交官。
主要學術成果
主要著作
《屈原的生平》（莫斯科，1943年）；
《論魯迅文藝創作的特點》（莫斯科，1946年）；
《論中國的新興文學》（莫斯科，1949年）；
《高爾基的文學遺產和蘇聯文學在中國》〔《高爾基講座（?1949～?1950）》，莫斯科，1951年〕；
《郭沫若》
（莫斯科，1952年）；
《偉大的中國作家魯迅》（莫斯科，1953年）；
《當代中國文學概論》（莫斯科，1953年）；
《前言》（《魯迅文集》第1卷，莫斯科，1954年）；
《中國札記》（莫斯科，1955年初版，1958年修訂版）；
《論老舍的作品》（《蘇聯東方學》，莫斯科，1955年第5期）；
《跋》
（《蒲松齡：〈狐仙〉》，莫斯科，1955年）；
《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史略》（莫斯科，1956年）；
《中國古典詩歌（唐朝）》（《蘇聯科學院院報》第15卷，文學和語言類，莫斯科，1956年第1冊）；
《前言》〔《中國古典詩歌（唐朝）》，莫斯科，1956年〕；
《前言》（《老舍的短篇小說、劇本和散文》，莫斯科，1956年）；
《茅盾》（三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6年）；
《前言》（《屈原楚辭》，莫斯科，1956年）；
《前言》（《中國詩選》四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前言》（《蒲松齡：〈僧術〉》，莫斯科，1957年）；
《附錄》（《詩經》，莫斯科，1957年）；
《前言》（《郭沫若選集》第1卷，莫斯科，1958年）；
《〈詩經〉的風格和中國詩的傳統》（《蘇聯科學院通報》第17卷，文學和語言類，莫斯科，1958年第6冊）；
《偉大的中國劇作家關漢卿》（莫斯科，1958年）；
《前言》（《曹雪芹〈紅樓夢〉》第1卷，莫斯科，1958年）；
《當代中國文學概論》（莫斯科，1958年）；
《〈詩經〉及其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莫斯科，1958年）；
《中國記事》（莫斯科，1958年）；《英雄的史詩〈三國演義〉》（《東方學問題》，莫斯科，1960年第1期）；《跋》（《郭沫若：〈中國古代的哲學家〉》，莫斯科，1961年）；
《中國的大地和傳說》（莫斯科，1961年）；
《象形文字和造型形象性》(《中國、日本：歷史和語文學》，莫斯科，1961年）；
《舊中國文學中的自然哲學思想》（《哲學問題》，莫斯科，1961年第6期)；
《論中國文學藝術語言手段的特殊性》（《東方學問題》，莫斯科，1961年第1期）；
《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亞非人民》，莫斯科，1962年第3期）；
《日本札記》
（莫斯科，1966年）；
《中國神話題材的獨特性》（莫斯科，1967年）；
《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東方各民族文學史的分期問題》，莫斯科，1968年）；
《書經》、《詩經》、《易經》（《中國古代文學》，莫斯科，1969年）；
《公元前18～前13世紀中國文學的起源》（《遠東文學研究的理論問題》，莫斯科，1970年）；
《傳統和創作》（莫斯科，1970年）；
《作家的技巧和他的解釋（紀念魯迅誕辰90周年）》 （莫斯科，1971年）；
《外交札記》
（莫斯科，1972年）；
《時間的色彩：日本藝術的特點》（莫斯科，1972年）；《蘇聯研究中國文學的任務》（《遠東問題》，莫斯科，1972年第2期）；
《列寧和東方文學》（1972年）；
《屈原的詩歌（獨特性和全民性）》（《東方文學中的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莫斯科，1972年）；
《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紀念В.阿歷克謝耶夫誕辰90周年》（莫斯科，1972年）；
《白居易誕辰1200周年》（《遠東問題》，莫斯科，1972年第3期）；
《蘇聯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莫斯科，1973年）；
《屈原永垂不朽（紀念詩人逝世2250周年）》（《遠東問題》，莫斯科，1973年第2期）；
《革命的10年（1920～1930年代的中國文學）》（《外國文學》，莫斯科，1973年第9期）；
《中國文學研究的問題和任務》（《蘇聯中國學問題》，莫斯科，1973年）；
《俄國中國學奠基者亞金甫—比丘林》（《蘇聯科學院通報》，文學語言類，1974年，第33卷第4期）；
《雨（1920～1930年代中國作家短篇小說）》（莫斯科，1974年，翻譯並作序）；
《中國文學研究問題》（莫斯科，1974年）；
《日本札記》（莫斯科，1974年）；
《語言的準確性（作為一種語言藝術的格言）》（莫斯科，1974年）；
《敦煌手稿》（《遠東問題》，莫斯科，1975年第1期)；
《論中國詩歌的遺產問題》（《遠東問題》，莫斯科，1976年第2期）；
《遺產問題》(《遠東問題》，莫斯科，1977年第3期）；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莫斯科，1978年）；
《語言藝術和時間（世界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中國文學）》（《遠東問題》，莫斯科，1978年第2期）；
《中國戲劇的一些問題》（《遠東問題》，莫斯科，1980年第3期）；
《長篇小說在發展》（《文學問題》，莫斯科，1980年第8期）；
《文學筆記》（莫斯科，1980年）；《老舍和他的作品》（《老舍》，莫斯科，1980年）；
《中國的托爾斯泰》（《托爾斯泰》，1981年，英文版）；
《中國的語文學問題》
（《遠東問題》，莫斯科，1981年第3期）；
《中國的文學遺產與現時代》（莫斯科，1981年）；
《中國的語文學問題（永久性與現實性）》（《遠東問題》，莫斯科，1981年第3期）；
《魯迅（紀念魯迅一百周年誕辰）》（《亞非人民》，莫斯科，1982年第3期）；
《保加利亞記事》（索非亞，1982年，保加利亞文）；
《日本當代著名作家安部公房的思想及其作品中的形象》（《遠東問題》，莫斯科，1982年第2期）；
《論屈原》（《遠東問題》，莫斯科，1983年第1期）；
《費德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新華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