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一、綜述
著有《羅斯福時代》(1958-1960)、《一千天——甘迺迪在白宮》(1965)、《美國歷史的周期》(1985)、《美國正在喪失統一》(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1992)等作品，他的最後一本書於2004年出版，書名為《戰爭與美國總統》。他在書中強烈批評了美國總統布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稱伊拉克戰爭之後的局勢將“一團糟”。曾兩次獲普利茲獎，以及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等榮譽。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曾說，“阿瑟是為數極少的能讓你覺得自己仿佛身臨其境的歷史學者之一。”
二、簡歷
施萊辛格1917年10月13日生於俄亥俄州哥倫布市；
1938至1939年劍橋大學彼得學院亨利獎學金獲得者;
1946至1951年哈佛大學副教授，1954至1961年歷史學教授；
1961年至1963年美國總統特別助理;
1966至1995年紐約城市大學施韋策爾人文學科教授;1981至1984年美國藝術贊文學學會主席.1985至1988年任會長;
2000年被授予聖邁克爾和聖喬治助爵士;
1940年與瑪麗安·坎農結婚(生有二子、二女，1970年離婚);
1971年與亞歷山德拉·埃米特結婚(生有一子，還有一個繼子);
2007年2月28日晚因心臟病在美國曼哈頓去世，終年90歲。
三、文學成就
小阿瑟施萊辛格是一位參與創造歷史的歷史學家。他不僅是研究總統的美國最偉大的學者之一，寫了關於至少兩位白宮主人—安德魯·傑克遜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權威著作，而且實際上也在一位總統的身邊工作過。
從外表看，他是典型的學者形象，打著整潔的蝴蝶領結，戴粉角質架眼鏡，整天呆在書堆里(他一生至少寫了20本書)，然而骨子裡他卻對政治懷有濃厚的興趣。
他的第一項文學成是在1945年創造的，當時年僅27歲的他寫出了《傑克遜時代)—現在仍是研究人稱“老胡桃木”的第7任美國總統的學生必讀書。這本書使施萊辛格榮獲普利茲獎(後來他再次獲得該獎)，儘管這位歷史學家後來承認，當時他對傑克遜野蠻對待美國印第安人的問題關注得太少。10多年後，他又寫作出了權威的3卷本史學著作《羅斯福時代)(1957-1960)。這部作品不僅獲得大量獎項，而且還表明那時施萊辛格已經成為一名政治活動家。
1947年，他幫助創建自由派壓力集團“美國民主行動”，並在兩年後出版了戰後自由派宜言《至關重要的中心:自由之政治》。到1952年.他已成為阿德萊·史蒂文森第一次參加總統競選時的演說辭撰稿人(史蒂文森共參加了兩次總統競選，但
均告失敗)。爾後，他投靠了來自麻薩諸塞州的嶄露頭角的年輕參議員約翰·F.甘迺迪。甘迺迪在1960年的總統竟選中獲勝，施萊辛格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當時他寫了一本書《甘迺迪還是尼克森:這會有什麼關係嗎?》。
由於未能在林登·詹森手下扮演這種角色，施萊辛格在甘迺迪遇刺身亡兩個月後離開了白宮，著手撰寫他十分熟悉的甘迺迪政府歷史。這就是使他第二次獲得普利茲獎的《約翰·F.甘迺迪在白宮的一千天》(1965)—儘管戈爾·維達爾對這本書不以為然，認為只是一本“政治小說”。一些人抱怨說，書中迴避了甘迺迪玩弄女性的問題。但是施萊辛格駁斥了這種指貴，說“在我的經歷中，他對女人的關注—除了在楠圓形辦公室里爬來爬去的女兒卡羅琳—從未影響他處理公務”。
從華盛頓搬到受哈傾後，施萊辛格驚人的文學創作力絲毫未減，他還忙裡愉閒地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一系列文章，並無數次地在電視上露面。1973年.他的新書《帝王式總統》給政治詞典增添了一個新詞—當年出這本書是要對尼克森空前的大權在握提出異議—在喬治·w.布希時期，這個詞已具有了新的涵義。
5年後，《羅伯特·甘迺迪和他的時代》面世，這本研究另一個甘迺迪的著作受到人們的高度讚譽。在書中，他敏銳地抓住了兄弟二人的不同之處:約翰·甘迺迪是個“聰明地裝扮成浪漫主義者的現實主義者，羅伯特·甘迺迪則是個固執地裝扮成現實主義者的浪漫主義者”。施萊辛格參加了1968年羅伯特.F.甘迺迪短暫且帶有悲劇色彩的總統競選活動，同樣他也在1980年特迪·甘迺迪失敗的總統競選中助了一臂之力。
他一直堅持寫作、參加社交和參與辯論，差不多直到生命的終點。2004年，86歲
高齡的他出版了《戰爭與美國總統》一書，對於有關預防性戰爭的布希主義以及“一團糟”的入侵伊拉克行動都提出了強烈批評。
(金進龍譯自The Independent Mar. 2,2007)
四、政治道路
與一般學者的超然、清高不同，施萊辛格熱衷於政治，藉此實踐他的自由主義理想。1947年他首次涉入政壇，與羅斯福夫人埃利諾、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哈佛經濟學者約翰·加爾布雷思等共同創辦了著名的自由派組織“美國民主行動”(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1952年和1956年他兩度向哈佛告假，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艾德萊·史蒂文森充當顧問兼演講稿寫手。史蒂文森兩次都敗給艾森豪，1960年施萊辛格改為約翰·甘迺迪助選。
施萊辛格和甘迺迪不僅同齡，而且都畢業於哈佛。就在施萊辛格首獲普利茲獎、當上哈佛助教的那一年，甘迺迪也剛剛當選眾議員。甘迺迪的小弟、現任參議員的愛德華·甘迺迪回憶說“：我哥哥傑克(約翰的暱稱)從史蒂文森那裡繼承了阿瑟·施萊辛格，此後近半個世紀中，他成為我們家一個很受喜愛的成員??阿瑟的書《選甘迺迪或尼克森真的有區別?》(對甘迺迪的競選)起了很大作用—或許是決定性的作用。沒有他，傑克不可能提出‘新邊疆’理論。”
1961年1月9日，即將就職的甘迺迪親自到施萊辛格家中，請他出任自己的特別助理。施萊辛格慨然應允，因為“這是一個歷史學者無法拒絕的邀請—去目睹決策的制定過程”。
施萊辛格與同樣執教哈佛的加爾布雷思等一班知識精英共同組成白宮智囊團，他經常被稱作甘迺迪的“宮廷學者”或“宮廷史官”，儘管並未進入真正的核心圈子。當時有助理問甘迺迪：請施萊辛格來，是不是想讓他為“本朝”修史?甘迺迪說：這個我會自己寫，“但阿瑟大概也會寫他自己的書，而讓他來白宮親眼看實際發生的事，比讓他從《紐約時報》或《時代》間接了解對我們更有利”。
1963年11月22日甘迺迪遇刺，在繼任者詹森手下無事可做的施萊辛格於1964年1月辭職重返學術界。他根據自己的白宮經歷寫下了《一千天：約翰·甘迺迪在白宮》一書，1966年再獲普利茲獎(傳記類作品)和美國國家圖書獎。1966年他被紐約城市大學聘為教授，一直乾到1995年退休。
小施萊辛格的名字在歐美學術界可謂無人不知。他在歷史學中的地位，與亨廷頓在政治學，布熱津斯基在國際問題研究中的地位相當，都是數一數二的頂尖人物。但就他們對整個知識界曾有過的影響而言，施氏的地位可能更高一些。在七十年代對美國專業人士進行的一次調查中，施氏被認為是最有影響的美國二十名知識分子之一。他與亨廷頓和布熱津斯基有著共同的背景：都曾受教並執教於哈佛，同時也出任過政府顧問的要職。不過，他比後兩人年長十歲(施氏生於1917，亨氏和布氏分別生於1927和1928)，因此成名也更早。由於受其父、美國城市史研究的奠基者阿瑟·施萊辛格的影響，小施萊辛格從小酷愛歷史，21歲從哈佛本科畢業，鏇即赴笈劍橋攻讀研究生，但一年後就返回美國成為一家機構的研究人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投身於美國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前身)。1945年出版了處女作《傑克遜時代》(The Age of Jackson)。這本被譽為“二戰後最有影響的史學著作”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地位。次年沒有博士頭銜的施氏破例被哈佛聘為副教授。當時其父也在哈佛執教，因此留下父子同為哈佛歷史系教授的佳話。八年後，他晉升為正教授，此時基辛格、亨廷頓和布熱津斯基這些70年代的名流則剛剛從哈佛獲得博士學位。施氏一生著作等身，其中《羅斯福時代》(1958-1960)、《一千天——甘迺迪在白宮》(1965，三聯有中譯本)、《美國歷史的周期》(1985)等著作多次獲得普利茲、全國圖書等圖書大獎。與相當一部分哈佛教授一樣，施萊辛格並不滿足於書齋生活，一直與政治保持密切的聯繫。1961年他與幾位哈佛精英一起成為年輕的甘迺迪總統的幕僚，他本人擔任總統特別助理這一要職長達四年，為此放棄了自己在哈佛的終身教職。六十年代後期，他曾與馬丁·路德·金等民權運動領袖並肩遊行。但就是這樣一位當年民權運動的支持者，今天卻開始對民權運動在美國文化中造成的結果——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表示深深的懷疑和憂慮。
五、批判非洲中心論(Afrocentrism)
在其最新著作《美國正在喪失統一》(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1992)中，施萊辛格一再強調，以非洲中心論(Afrocentrism)、族性迷信(the cult of ethnicity)和制度化的雙語教學(institutionalized bilingualism)為核心的多元文化主義運動正在侵蝕美國人的立國之本：那鐫刻在美國國徽上的合眾而一(E Pluribus Unum)的理想。所謂非洲中心論，是八十年代以來在美國學術界流行起來的一種新的世界史觀。它的基本看法是，人類歷史的發祥地在非洲，黑人是人類文明的創造者。迄今為止西方歷史書上所寫的關於古希臘的輝煌文明，諸如哲學、藝術、科學、政治理想與法律觀念，都是古希臘人從黑人那裡偷來的。換言之，現行的“歐洲中心”史觀是歐洲白人歷史學家在過去幾個世紀裡有意編造的一套神話，應當予以推翻，並重建非洲黑人為中心的世界史觀。因此，必須用這種新的史觀來重修美國大中學校的歷史課本，改造原有歷史課程的設定。在非洲中心論者看來，這種改造課程的努力是增強美國黑人自信心，提高美國黑人地位的重要舉措。正如一位黑人學者所云，“拯救和重建黑人的歷史是拯救和振興黑人人格的不可缺少的部份”。(對非洲中心論的詳細評論可參見已故沈宗美教授的論文：“作為一種世界史觀的非洲中心論”，《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非洲中心論”對“歐洲中心論”的批評不能說一點積極意義都沒有，但是它太情緒化了，缺少起碼的史料基礎。對此，施萊辛格首先根據專家的考證，指出“非洲中心說”是以極不充分史料和牽強附會的解說為基礎。其次，這種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來曲解歷史的方法，根本達不到它的倡導者所希望的增強黑人自豪感的目的，因為絕大多數的美國黑人從未認同過非洲的文化，也不關心非洲。通過指出一系列受過西方教育的美國及世界上的黑人領袖人物，他試圖說明，被指責為“歐洲中心論”的現代西方人文教育並不妨礙培養出偉大的黑人。同樣，猶太裔和亞洲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中出色的表現也不是因為他們多學了什麼“猶太中心論”或“亞洲中心論”的課程。因此，“非洲中心論”對黑人的成長有害無益。他借用一位黑人專欄作家的話說，“非洲中心論”的教育只會使黑人孩子“在一個他們必須參與競爭的文化中處於劣勢”。
在施萊辛格看來，“非洲中心論”只是族性迷信的典型發展，要徹底清算之，就要打破族性神話。族性迷信的基本特徵是強調只有本族人才能夠真正理解和認識本族。因此，大學所開設的族性理論和歷史的課程，只有具有同一族裔背景的教授才有姿格講授，推而廣之，便有了只有女性才能講授婦女課程，只有同性戀者才能進行有關同性戀研究的奇談怪論。族性迷信不僅表現在課程上，而且也波及到學生的日常生活中。因為對族性的迷信使學生相信，他只有與自己的同胞才可能進行真正的交流。於是，美國大學校園“象貝魯特那樣分裂成各種文化飛地”。曾經在一個半世紀前開美國黑白學生同校上學風氣之先的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今天成為分裂的典型：亞裔，猶太人，拉美裔和黑人，生活在不同的宿舍，甚至同性戀者也按族裔分成不同的團體，結果，“奧伯林學生的思、學、行、居完全分開”，大學失去了它應有的普遍性。
對於這一分裂的圖景，施萊辛格痛心疾首。“族性迷信誇大了各族裔之間的差別，加深了不滿與對立，加強了各種族和民族之間可惡的鴻溝，結果只會是顧影自憐和自我封閉”。?族性認同的重要標誌是語言。多少年來，美國不斷用免費的義務教育制度來向世界各地的移民及其子女普及英語，英語教學成為使移民“美國化”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一些多元文化論者卻認為強迫移民孩子學習英語，放棄母語無異於一種“政治壓迫”和文化剝奪，為此他們利用美國聯邦法律從未規定過英語是官方語言這一點，藉助1968年《雙語教育法》，開始倡導雙語運動(bilingualism movement)，要求公立學校向移民(這裡主要指拉美移民)提供用西班牙語講授的課程。於是，西班牙語幾乎成了美國相當一部分地區的通用語言。在施萊辛格看來，這種作法不僅使移民後代缺乏進入主流社會所需要的語言技能，而且“滋長了自我封閉，並由此滋生了種族對立”。因此，“幫助我們的學生流利地使用主流語言，是給予他們更多的機會與能力而非剝奪”。施氏指出，更重要的是，一種共同的語言是使美國成為一個同質民族所必需的紐帶，而制度化的雙語運動則是對這一理想的威助。
六、美國政治周期理論
該理論認為，每隔25～30年，美國的主流政治經濟觀念就會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完成一次轉換，從而形成一個周而復始的意識形態周期。在整個周期的初始階段，新的思維方式就像一股新鮮的微風，吹曾經橫行一時的信念。按照格勒善法則，這股微風也會不可避免地停下腳步，化為沉靜，而領導者則囿於舊有的陳規陋習。自由主義占據主導的意識周期易於陷入權力的 腐敗，而保守主義周期則導致對金錢的貪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