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加爾布雷思[美國經濟學家]](/img/f/a21/nBnauM3X2IDO5cDNxYTN0E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2UzLwE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約翰·加爾布雷思[美國經濟學家]")
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讀起來抑揚頓挫，可是在中國的書店裡，一直是個不夠響亮的名字。算起來，大陸翻譯出版的他的著作也有十幾種了，連自傳都有，可是學界始終不知道該把他劃分到哪個學派里，普通讀者又對偏向政治的經濟學興趣不大，而編輯們也沒在腰封上加上他那個聳動的光圈“哈佛最有名的教授”、或者另一個更為聳動的“百年來哈佛最有趣的教授”、或者他的對頭薩繆爾森封給他實則暗含貶義的“全能型天才”（universal geniuses），於是，他在中國也就這么一直不溫不火著。
2006年4月，當他去世的時候，美國媒體連篇累牘地進行過報導，畢竟，不是誰都能身高2米出頭、活上97歲、獲得52個名校的榮譽博士頭銜、寫出56本書、還被羅斯福、甘迺迪、詹森、柯林頓等總統“顧問”過。可是在中國，只有汪丁丁、梁捷和李華芳等人的紀念性文章，頗為寂寥。的確，2006年的中國不是加爾布雷思這個“異端”的好年景，當時主流經濟學一統天下，連中國的機場書店裡全都堆滿了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英文已出到18版），經濟學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嚴謹的、理性的、用數學模型可以解釋的——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加氏那種少了模型多了良心的經濟學是賣不動的。直到2008年，主流經濟學的聲望與經濟危機一起身敗名裂，甚至有觀點懷疑經濟學不足以成為一門科學，直到這時，人們才發覺離開倫理學的經濟學是恐怖的、離開政治學的經濟學是不可能的，直到這時，人們重新翻開加爾布雷思，看看他對80年前那場經濟危機的闡釋（《1929年大崩盤》）、看看他對美國資本主義中權力問題的分析（《美國資本主義》）、看看他95歲時洞察騙局的清醒小冊子（《無罪欺詐的經濟學分析——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相》），不禁感慨萬千。2009年，江蘇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三本加氏著作，包括《富裕社會》（1958年）、《不確定的時代》（1976年）和《美好社會》（1996年），希望這一次，加爾布雷思的名字能為更多人所知。
人們將美國的經濟學家約略分為三類，即學院派經濟學家、政府經濟學家和媒體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的特點在於貫通三界。在學院領域，他擔任過哈佛大學講師、普林斯頓大學副教授、最後在哈佛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多年，是保羅·沃伯格講座經濟學名譽教授，學院生涯的巔峰是1972年被推舉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84-1987年擔任美國藝術和文學院主席。在政治領域，他歷任全國資源計畫委員會顧問、全美農場主協會聯盟常駐經濟學家、國防顧問委員會官員、美國物價管理局副局長、戰後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團長、美國國務院經濟安全政策室主任、民主黨顧問委員會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美國人民爭取民主行動組織主席，出任過幾屆總統及總統候選人顧問，還擔任過美國駐印度大使等重要職務。
在媒體領域，他從大學時代即為報刊撰寫專欄文章、應盧斯邀請擔任過《財富》雜誌的編委、為BBC寫過專題片、創建了期刊《後凱恩斯經濟學》，甚至還寫過3部小說，最為驚人的是，他是羅斯福、甘迺迪和詹森寫作班底的成員，詹森的“偉大社會”演說正是他的捉刀之作，他的文筆清晰明了、亦莊亦諧，人稱“加爾布雷思式文體”，這般好文筆使他的著作每每成為暢銷書，使經濟學走向大眾，也為他贏得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名望。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格洛里亞·斯坦內姆（Gloria Steinem）坦言，“在學術圈子裡，他身背其著述易懂可讀之罪，有時也因此而不被信任”。如果說人生缺憾，在一般人看來，大概是他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他不以建立某套經濟學理論為目標，而是以社會現實問題為旨歸；不是以數理分析為依託，而是以公平正義為基石。在他看來，經濟學必須打破重物輕人、只看產值不看福利的傾向，經濟學家有責任將複雜的理論轉化為通俗易懂的大眾語言。同道好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指出，加爾布雷思在方法上的特性是運用了批判性描述（criti- cal description）方法，而這是經濟學通常所排斥的方法。正是運用這種方法，加爾布雷思使經濟學不僅有“頭腦”、更有了“心肝”。時至今日，他昔日所提出的一些觀念諸如反對貧困、反對戰爭、保護環境、權力均衡、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對貨幣主義的警惕、對過度消費的擔憂等等已成為常識，這也恰恰說明他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前瞻性，他的觀點得以被社會接納和流傳——與其讓經濟理論空置於教科書中，不如讓思想直接干預現實。
在新出版的這三種著作中，我對根據BBC電視片解說詞所改編的《不確定的年代》最有興趣，不僅是因為它通俗易懂，也不僅僅是因為這是一部別開生面的經濟思想史，而是因為從中能夠看出加爾布雷思本人的思想傳承，他是如何融匯了亞當·斯密、李嘉圖（DavidRicardo）、馬克思、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和凱恩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如何在他那裡和平共處進而成為“新社會主義”，深入淺出到了這種化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