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和方法論特徵
實證主義社會學是在西歐啟蒙運動、英國經驗主義哲學、以物理學和生物學等重大科學發現為代表的發達的自然科學，以及法國的政治大革命和日益高漲的社會改良運動等背景下產生的。受19世紀初特殊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乃至宗教等氛圍的影響，實證主義社會學在理論和方法論上表現出如下特徵：①它明確地規定了社會學理論及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反對傳統的形上學思辨的思維方式，使社會學擺脫了思辨哲學的羈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②它的理論原則具有強烈的本體論的自然主義傾向，堅持統一的科學觀，認為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沒有本質的差異，它們都是一種“物”，故而遵從同樣的科學法則。這樣便混淆了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別。③在探討“物”的規律時，認為自然科學的方法完全適用於對人類社會的研究，特別是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套用了類比的法則後，產生了實證主義社會學知識體系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有機進化論和機械論。④重視經驗和感性資料在社會認識中的重要作用，在方法論上恪守經驗主義原則。⑤強調價值中立性，要求在社會學研究中不作任何個人的價值判斷，反對個人的情感介入，以保持嚴格的客觀性和科學性。⑥強調對現實社會生活進行干預，強調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實踐功能，把社會學看作“社會工程學”或“社會醫學”，即強調社會學對現實社會的改造作用。⑦重視對社會秩序、社會平衡和社會穩定性的研究，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內具有相當保守的價值取向。
古典實證主義社會學
實證主義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3個時期。前兩個時期通常被看作是實證主義社會學發展的古典階段。第一個時期始自19世紀上半葉，與社會學的初創階段相吻合。其理論創始人是孔德、英國社會學家H.斯賓塞、比利時社會學家L.A.凱特萊和法國社會學家F.勒普累等。此階段雖然確立了實證主義社會學的一般宗旨，但還存在兩大缺陷：①社會學理論還殘存著思辨哲學的成分；②理論研究和經驗探討相互分離。孔德和斯賓塞致力於構築實證主義社會學的理論體系，凱特萊和勒普累等人則偏重於經驗研究的方法和具體的社會調查。
從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為實證主義社會學發展的第二個時期，也是實證主義社會學的鼎盛期。法國的E.迪爾凱姆和義大利的V.帕累托對以往社會學進行了綜合，把實證主義社會學推向了高峰。迪爾凱姆在提出“社會事實”概念的同時，制定了一系列社會研究的實證規則。他把社會事實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進而揭示了它們之間所存在的“形態學”（即結構）的、功能的和因果的關係，由此把社會學的唯實論發展成為把社會看作高於個人的社會決定論。迪爾凱姆還把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基本理論與經驗研究密切結合起來。他運用統計方法對自殺現象的研究，用人種學資料對澳大利亞土著居民進行的宗教研究，是社會學的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相結合的範例。帕累托對邏輯與非邏輯行動的分類，對動態平衡的闡述以及精英循環的看法，使實證主義社會學更加豐富和完善。
新實證主義社會學
繼帕累托之後，實證主義社會學結束了古典階段，開始向新實證主義社會學階段演變。與古典實證主義社會學相比較，新實證主義社會學有以下特點：①新實證主義社會學摒棄了古典實證主義社會學的一些粗俗看法，不再把自然科學及其方法看作是社會學理論賴以存在的基礎，而把它們視為社會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②新實證主義社會學依然保持著自然主義的風格，但社會有機體論的基本觀點已逐漸演變成現代的結構功能主義，機械論則演變為行為主義的理論公設。③在強調經驗材料的重要性的基礎上，開始重視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力圖使社會學的研究通過程式化、操作化和定量化等手段，達到精細化和準確化的水平，進而將社會學的理論概念同經驗的操作概念聯繫在一起，實現理論知識體系和邏輯—方法論手段相統一的目的。
新實證主義社會學包括形形色色的實證主義潮流，如以L.F.沃德等人為代表的具有自然主義進化論傾向的實證主義和以P.A.索羅金為代表的文化實證主義等。到30年代，新實證主義社會學內部又發生了變化，功能主義的方法逐漸取代了新實證主義純經驗的方法。T.帕森斯以《社會行動的結構》（1937）為起點，開始構造系統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體系。帕森斯制定了“社會行動的唯意志論”模式，並重點分析行動者動機—目的的結構意義。他雖然承認社會的文化和規範的客觀性，並將行為主義、控制論和資訊理論納入自己的巨觀體系，但畢竟向理解的社會學作出了寬容的讓步，沖淡了結構功能主義的實證的自然主義實質。帕森斯的繼承人R.K.默頓則無視這種寬容精神，將文化規範等屬於人的客觀方面加以絕對化。
實證主義社會學在當代的另一變形是行為主義社會學。它以美國心理學家B.F.斯金納和社會學家G.C.霍曼斯、P.M.布勞、R.埃默森為代表。斯金納把人的行為等同於動物對外界的刺激—反應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社會交換論的基本出發點。他的操作主義和霍曼斯的心理還原主義，以適應新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姿態突出實證主義的實質。
具有實證主義傾向的經驗主義社會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它不再排斥理論的指導意義，並把科學方法論作為研究中心。美國的P.F.拉扎斯菲爾德、S.A.斯托福和H.M.布萊洛克等社會學家千方百計地尋找社會學理論概念和經驗現實之間的結合點，克服操作主義的局限性，重申實證主義曾一度輕視過的嚴格的邏輯程式的重要價值，把社會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與科學哲學聯繫起來。布萊洛克對變數間因果關係模型的論述，將默頓的中層理論概念具體化為可進行定量研究和分析的操作的經驗概念，這一趨向雖然符合社會學計量化和電子計算機化的潮流，但卻引起了人文主義者的不安和反感。
對實證主義社會學的批評
實證主義社會學產生、發展和演變的過程，一直受到來自社會學界其他學派的有力挑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解的社會學、法蘭克福學派、現象學社會學、符號互動論和存在主義社會學等，從不同角度對實證主義社會學將人和人的活動還原為抽象的變數的非人本主義理論進行了批判。它們之間的長期論戰，揭示了實證主義社會學的致命弱點，也促進了各學派之間的相互借鑑和相互滲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