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中華民國時期革命家]

宋教仁[中華民國時期革命家]
宋教仁[中華民國時期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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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1882——1913),字鈍初,號漁父,湖南省常德市桃源人,中國“憲政之父”。1902年考入武昌普通中款學堂,常議論時政,萌生了“實行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1904年2月華興會在長沙成立,黃興任會長,宋教仁任副會長。1904年因長沙起義失敗,前往日本,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學習西方政治。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任法務部檢事長。1911年10月11日湖北軍政府在武昌成立,宋教仁致力於建設民主共和政權,大力宣傳革命宗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宋教仁被任命為法制院院長。1912年8月中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宋教仁希望在將來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能爭取多數席位,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蘇等地到處演說。1913年2月國會選舉接近尾聲,國民黨取得重大勝利。1913年3月袁世凱惶恐不安,策劃構陷宋教仁,未果之下,指使洪述祖派刺客在上海火車站將宋教仁暗殺。 宋教仁為民主共和國捐軀,舉國慟悼,孫中山先生為宋教仁撰寫輓聯:“作公民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教仁一生堅守的民主憲政,是反對專制統治的有力武器。宋教仁的理想雖然沒有實現,但他的憲政思想和獻身精神,在中華民族追求民主的鬥爭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早期生涯

光緒八年(1882年),宋教仁出生在湖南常德市桃源。

光緒十四年(1888年),六歲的宋教仁進入私塾讀書。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17歲的宋教仁升入桃源漳江書院。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學堂。翌年入學,在校期間,由吳祿貞等人組織的革命團體在武昌花園山的聚會吸引了他,常與同學議論時政,並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

參加革命

宋教仁 宋教仁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結識黃興,成為摯友,不滿清政府統治,傾向革命。11月4日,偕黃興,劉揆一、陳天華、章士釗共同成立華興會。

光緒三十年(1904年)二月,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華興會在長沙成立,黃興任會長,宋教仁任副會長。同年12月13日,宋教仁抵達日本。後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成為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創辦革命雜誌《二十世紀之支那》,入讀日本法政大學;8月,支持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並當任其法務部檢事長,將《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為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曾一度回中國,企圖在東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期間,根據其偵探結果編纂《間島問題》一書,為清政府日後保護圖們江間島地區做了有力證據。

宣統二年(1910年)底,宋教仁從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報》主筆,以“漁父”筆名撰寫大量宣傳革命的文章。

宣統三年(1911年)七月,宋教仁與譚人鳳、陳其美在上海組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親任總務幹事。他親自來往於上海、兩湖各地,積極發展中部總會分會,籌款購買武器彈藥,推動長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進程。

日本求學

1904年11月,宋教仁東渡日本,入東京政法大學、早稻田大學學習。在留日期間,他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特別感興趣,廣泛地閱讀了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和社會制度方面的書籍。他還翻譯了各種文稿,有《日本憲法》、《俄國之革命》,《英國制度要覽》,《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各國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國制度要覽》,《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覽》,《比利時、澳匈國、俄國財政制度》,《美國制度概要》等等。宋教仁從這些翻譯工作中,系統地掌握了理論知識,對當時世界重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各種制度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有利於他深入地研究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這對他後來從事黨政工作有極大的幫助。

推廣憲政

宋教仁 宋教仁

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漢口沿江東下,2月15日抵達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號黃興家中。在國民黨選舉勝利並且有望組織責任內閣的情況下,孫中山並沒有與宋教仁就相關事宜進行直接磋商,反而經過與袁世凱中央政府的密電協商,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進行並不急切的考察訪問。

1913年2月19日,宋教仁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表演講,更加明確地撇開孫中山發明的五權憲法而大講他自己三權分立的憲政構想:“討論憲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如何分配,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及許可權應如何規定,是皆當依法理,據事實,以極細密心思研究者”。接下來,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辭全盤否定袁世凱政府當局的內政外交,認為只有國民黨方面出面組織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醫生”。

1913年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基本結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經營下,國民黨取得重大勝利。眾議院議員596人,國民黨得269議席,共和黨得120議席,統一黨得18議席,民主黨得16議席,跨黨者得147議席,無黨派26席。參議院議員274人,國民黨得123席,共和黨得55席,統一黨得6席,民主黨得8席,跨黨者38席,無黨派44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占有392席,雖然沒有超過半數,由於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加起來只有223席,國民黨依然可以憑藉其絕對優勢影響操縱參、眾兩院。國民黨的選舉勝利,進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權預期和政治熱情。

遇刺身亡

宋教仁 宋教仁

1913年中華民國國會大選,國民黨大獲全勝,宋教仁正欲循歐洲“內閣制”慣例,以黨首身份組閣之際,袁世凱惶恐不安,策劃構陷宋教仁,未果之下,在1913年3月20日指使洪述祖派刺客武士英將宋教仁暗殺於上海火車站,子彈從後背射入體內,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兇手開槍後逃逸。宋教仁疼痛難忍,趴倒在一張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頭拉到胸口,喘息地說:“吾痛甚,殆將不起……”,當時在火車站送行的黃興、于右任、廖仲愷等將宋教仁送往滬寧鐵路醫院急救。在醫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遺囑: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暫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他並授意黃興代擬電報給袁世凱,講述自己的中彈經過和革命生涯,最後希望袁世凱能夠竭力保障民權,自己則雖死猶生。

手術後,情況沒有好轉,大小便中出血嚴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進手術室,延至22日凌晨4時48分不治身亡,年僅31歲。身故後,范鴻仙拍下宋教仁遺體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於上海市閘北公園。

思想主張

政治思想

宋教仁主張“責任內閣制”,他認為:“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

主張原因

宋教仁 宋教仁

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制的一個重要的現實目的就是要限制大總統的權力 。有論者認為孫宋二人向來不睦,宋不願看到孫任總統後大權獨攬,而堅持責任內閣制而對其進行掣肘。但是,從當時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還是存在著防範袁世凱的意圖。因為當時革命黨高層已經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凱表示贊成共和,臨時大總統的位置就要拱手讓與袁世凱。宋教仁對袁世凱素無好感,不相信袁世凱真心贊成民主共和,而當時革命黨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通過實行責任內閣制,使“總統命令,不特須閣員副署,並須由內閣起草,使總統處於無責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 當時,舉袁世凱為總統幾乎成為無法改變的事實,若實行總統制,政權則掌握在袁世凱手中;若實行責任內閣制,政權將集中於內閣,革命黨人還有機會通過議會競選來控制內閣。

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制的另一個原因是想藉此排除舊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勢力。他曾說:“現在組織臨時政府,肇造共和政體,要不是由我們黨人負起責任,大刀闊斧,革故鼎新,就不足以談政治的改革。舊官僚模稜兩可,畏首畏尾,那裡可以跟他們談革命,講民主?‘以塗附塗,未見其有濟也’。我認為組織政府之初,應該全用革命黨員,不用舊官僚。” 宋教仁深知,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政權,必須保證革命黨人在政府中的絕對領導權。可是武昌起義後,宣布獨立的各省有很多在舊官僚、立憲派人的控制之下。對此宋教仁很不甘心,在組織臨時中央政府初期,他還採取措施試圖削弱黎元洪的影響。他希望憑藉責任內閣制,將中央政府的實際權力牢牢掌握在革命黨手中。

公開闡釋

宋教仁開始公開地有針對性地抨擊時政和闡釋他的政治觀點,應當始自1905年。由此至武昌起義爆發,他先在日本留學,後歸國任《民立報》主筆,公開發表了大量文章,批評時政,分析國際形勢。其時清政府正在內外交困的局勢下“預備立憲”,在不危及當權者統治權的前提下進行小心翼翼的改革。這些政治革新走的是維新派和改良派的路線,客觀看來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是,在已經系統化學習過西方政治理念的宋教仁看來,這些小腳女人似的改革與其說是向西方學習,不如說是清政府拿西方人的政治工具來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揭開清廷立憲“虛假的面紗”。

清政府初有立憲之議,宋教仁便明確指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憲。因為立憲國家的一個基本要求——國民權利義務平等——是清廷無法做到的。清朝定製,漢人都要繳納地丁糧,而滿人非但沒有納稅負擔,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糧供養他們,這怎么能做到義務平等呢?清朝的另一個定製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滿漢平均,有的部門甚至為全部為滿人所操縱,而全國人口滿人只占漢人二百分之一,這怎么能做到權利平等呢?因此,在這種滿漢極端不平等的情況下,清廷決不能實行立憲,即使實行也是假貨。

1911年4月,宋教仁到香港參加廣州起義的籌備工作時,起草了大量的文告和法律檔案,即欲把所學的西方各種政治制度付諸實踐。今天我們已無從知道這些檔案的內容了,但在宋教仁不久後所寫的《論都察院宜改為懲戒裁判所》一文中可以看到他政治理想的第一次比較具體而完整的表述:“今後吾國政治變革,結局雖不可知,然君主制政體必不再許其存在,而趨於民權的立憲政體之途,則固事所必至者。” 同年8月,英國上院多數通過“國會法案”,上院基本失去了對法案的否決權,英國貴族進一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沿續數百年的兩院制最終轉變為實質上的一院制,實為民主政治的一大進步。宋教仁隨即在《英國之國會革命》一文中論道,英國作為君主立憲的母國,也在逐步實現實質上的民主化,難道還不能看出世界政治轉向民主政治是大勢所趨嗎? 可以看出,這時的他已堅信君主制勢將被民主共和政製取代。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無疑是溶入了這種議會至上和內閣負責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吾人則主張內閣制,以期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內閣不善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搖動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 “國勢之盛衰強弱,全視其運用國家權力機關組織為準,而內閣則尤眾機關之總匯,行政之首腦也。” 他認為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形成有效的制約,才算是理想的政體模式。內閣制在總統和總理之間的職責許可權上進行了制度化的規範制約,而不是指向當總統的某個人和當總理的某個人。他堅信責任內閣制必將導致良好的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

經濟思想

宋教仁作為清末民初傑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不僅在政治上多有建樹,且於經濟領域亦不乏見地,其中,均勢外債方面的識見就是重要體現。

主張原因

宋教仁對於外債並不排斥,他曾言道:“蓋以吾國今日之狀況論之,資本缺乏,產業幼稚,國民經濟枯槁之現象,已達於極致。各國投資貸款之來,雖由於其經濟的侵略政策,而吾苟能諳於管理之法,使用之途,與夫一切關於財政之準備,亦未嘗不可利用之,中國外債僅十六萬萬,視各國為最少,此事並無損國家主權。民國將來不但本年須借債,從此六七年中均不可免。此時先逐算每年應借若干,作何用途然後漸次整備,亦不難利用外債以強國。”

宋教仁之所以提出均勢外債主張,與當時的形勢息息相關。清末的中國,列強之間已然形成連雞之勢,這為中國推行均勢外債政策提供了機會,“彼等之爭先恐後而來投資或貸款者,既非一國,而其間又往往有互相疑忌爭奪之事,則苟有一國壟斷其利,而破壞各國均勢之局者,其他各國必不能默爾而息,此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有此連雞之勢,互相牽制,此正吾國善有以自處之一機會也;不特有以自處而已,更宜進而為牽制各國之動力,使各國不得不成連雞之勢,以長久維持均勢之局,此尤為吾國今日外交之要訣,而借債亦當如是者也”

公開闡釋

宋教仁的對於均勢外債觀是這樣解釋的:“所謂均勢者,非各國在滿洲之均勢,乃言各國在中國全土所得之現在勢力約略相當,且以維持不變相約,以保其平均也”。宋教仁對外債問題關注三點:一是管理,二是用途(目的),三是選定債權國(均勢)。三者之中,均勢乃其中的重中之重。“夫吾人非反對借外債者也,且極主張借外債者也,惟以管理債款之方法,使用債款之目的,與夫選定債權國之政策,皆非審慎周詳,以研究其真正利害,而後逐緒行之不可。而現政府皆不足以語此,故素昔不敢主張現政府之借外債,今則已矣。彼竟借最危險之外債矣,其管理方法,使用目的,已足病國,固不俟論,而其最可惡者,則選定債權國政策,直是全昧於國際形勢,開門揖盜,以斷送四百餘州之運命,故吾國人不可不深惡痛絕之也。”

人物評價

石雕《宋教仁》 (朱惟精創作) 石雕《宋教仁》 (朱惟精創作)

宋教仁是一位頗有爭議的清末民初時期的政治人物。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他投身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設,並從中傳播西方政黨觀念,組建政黨,推行政黨政治,雖在民初過分注重議會競選,卻也不可藉此否定其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和中華民國的創立者之一,是民初政黨政治最主要的倡導者和先行者之一。與孫中山等同時代人比較,認為宋教仁是民初政黨政治身體力行的第一人,也不過分。

章太炎在《民國報》、《神州日報》評點孫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於建制內閣,仆則首推宋君教仁,堪為宰輔”,“謂總理莫宜於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歷史》序言說:“(同盟會)其抱有建設之計畫者居少數。抱此計畫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數,宋漁父先生其最著也。”

吳相湘認為,宋教仁一方面努力推進民主政治,同時更力言中國絕不能引用共產主義,且明白指出中國如實行共產主義之種種不幸惡果;因而堅決主張國家社會政策。

胡漢民則認為:“鈍初始欲戴為總統,己為總理。”

新中國建立後,1954年,在制定第一部憲法的過程中,毛澤東談及憲政歷史時,還對宋教仁有過貢獻的《臨時約法》作了歷史的肯定,說:“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當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是資產階級性的,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因此,關於憲政和宋教仁從事憲政活動的革命性、民主性,是無庸置疑的。開啟中國近代民主憲政歷史,不是宋教仁的過錯,而應是他的重大歷史功績之一。

親屬成員

長輩 祖父:宋業宏(1821年-1850年) 祖母:熊氏 (1816年-1851年) 父親:宋宗伴(1851年-1892年) 母親:萬氏(1849年-1913年)
兄弟姐妹 長兄:宋教信(1880~1908年) 長姊:早夭 次姊:宋教範(不詳)
妻兒 妻子:方快姐(1877~1918年) 兒子:宋振呂(1900~1936年)
孫女宋奇璋(宋振呂之獨女,婚後育有2子3女)
重孫宋克家(隨母姓,宋奇璋的兒子)
玄孫女宋丕興(宋克家的女兒,宋奇璋的孫女)

個人作品

宋教仁著作
作品名 冊數 出版時間 出版地
二十世紀之支那 1 1905 東京
醒獅 4 1905起 東京
民報 26 1905起 東京
間島問題 6 1908 上海
民立報 6 1910起 上海
比較財經學 1 1911 上海
我之歷史 6 1920 湖南

軼事典故

書捍國土

宋教仁遺照 宋教仁遺照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領袖。他在發揚資產階級革命思想、領導推翻帝制的武裝鬥爭、草擬資本主義憲政綱領、以議會方式反對袁世凱專制等方面的業績,是常為世人道及的,而他在25歲之齡,即為中國領土的完整做出過傑出貢獻。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東北,聯絡當地反清武裝力量,在此期間,也得知日本正在密謀侵吞中國東北領土。在長白山東南,有一塊縱十里、寬一里的灘地,歷來屬於中國。朝鮮諧稱之為“墾土”,譯音“間島”。日本早就覬覦這塊土地,作為向中國擴張的跳板。日本的報刊大造輿論,硬說“間島”是“朝鮮的屬地”。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當局向該地派出警察,設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參謀部操縱的長白山會,也在為日本侵吞“間島”製造假證據。

宋教仁 行書五言聯 宋教仁 行書五言聯

宋教仁聞此義憤填膺,通過日本友人片山潛介紹,裝扮成日本人,假名貞村,打入長白山會。他在這一帶進行了實地考察,蒐集了第一手資料,還將長白山會製造的全部偽證拍照攜歸。路經朝鮮時,宋教仁到漢城圖書館,查閱了各種有關資料。隨後又返日本,在帝國大學圖書館翻閱了大量文獻圖籍。經數月努力,宋教仁在縝密考證基礎上,寫成了《間島問題》一書。書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國、朝鮮、日本的歷史、地理文獻典籍和公私記載,並運用自己豐富的國際法知識,論證“間島”地區從周秦以來一直是中國設官管轄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間島問題》書成後,日本當局深恐清政府以此為據,戳穿其編造的偽證,先是離間,勸說宋教仁不要幫助迫害他的清政府;後又以巨款購買該書著作權。但宋教仁富貴不淫,拒賣書稿,以民族大義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關資料。

7月,中、日就“間島”問題進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書稿,使日方製造的謊言和偽證難以成立,被迫放棄侵吞陰謀。當然不能說“間島”地區主權的捍衛全在於宋教仁的一本書,但這本書在“間島”談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為此,人們在論及此事時,謂之為“一本書捍衛一塊國土”。

袁世凱曾致電駐日公使館贈送宋教仁二千日元,為宋婉拒。他說:“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之賺幾文錢也。”袁世凱約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據說慈禧太后曾擬賞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絕。他說:“吾本革命黨人,烏能為清政府官,但能為祖國盡力者 ,生死以之,不願為官也。”(《宋漁父先生史譚》)自此以後,日本官方將他看作中國派來的密探,而留日學生中有人罵他賣黨交結官吏。處身內外夾攻的困境中,他不以為意,不改初衷。

兩次挨打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決定推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時。孫中山與部分開國元勛,主張一定要袁世凱離開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職,以對袁世凱進行鉗制。可另一些革命元老卻不以為然。雙方為此互不相讓。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爭論這個問題,一人提議,乾脆讓黃興帶兵北上,以迎袁為名,將其北洋軍消滅掉。宋教仁不贊成這樣做,他說北洋軍有重兵把守直隸、山東,革命軍根本無法北上。他的話音剛落,同盟會元老、廣西才子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左眼流血不止。馬動手兼動口,大罵宋教仁是在給袁世凱作說客,想出賣南京,出賣革命者。

宋教仁第二次當眾挨打,系孫中山譽為“創立民國的巾幗英雄”的唐群英所為。唐群英,湖南衡山縣人,其夫家與秋瑾的夫家有親戚關係,因此,唐得以和秋瑾相識。1904年,寡居在娘家的唐群英聽說秋瑾已去日本留學,便也乘船東渡。她是同盟會中第一個女會員。

作為一名女性,唐群英在進行革命活動時,將相當多的注意力放在爭取婦女權益問題上。1912年2月,她聯絡湖南的女國民會、上海女子參政同志會等團體,先後五次向孫中山和臨時參議院上書請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內訂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選舉權”的條款;4月,她發起成立了“女子參政同盟會”,並親自起草了“實行男女權利平等”、“實行普及女子教育”、“實行一夫一婦制度”等十一條政綱。她還通過辦報刊、演講等宣傳男女平等、婦女解放。

同盟會是吸收女黨員的,但是,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一則由於以英國憲政為榜樣(當時英國婦女沒有參政),二則由於不少男會員還存有封建思想殘餘,所以,在國民黨新黨章中,規定不接收女黨員。

這一規定讓唐群英不能接受。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在北京虎坊橋湖廣會館召開成立大會,有一項議程是宣布新黨章,宣布一條,說明一條。當說到新黨章中規定不吸收女黨員時,坐在台下的唐群英衝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組工作的宋教仁,結結實實地打了宋教仁一記耳光。

挨馬君武的巴掌時,宋教仁還想還手;挨唐群英的耳光時,宋教仁只好捂著面頰退避。

遇刺真相

上海《民主報》發表的孫中山電文 上海《民主報》發表的孫中山電文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3月22日不治身亡。多年來,關於宋教仁遇刺案的幕後真兇是誰,一直眾說紛紜。 近些年來, 有些人竟然莫名其妙的認為陳其美為幕後真兇,但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現此案與陳其美毫無關係,完全是袁世凱栽贓陳其美。事實上,“宋案”案情演變與政局演變有非常緊密的關係。民初政壇各種勢力、各種矛盾充斥、交織在一起。舊官僚、舊立憲派以及同中國盟會等各種勢力經過分化組合,逐漸形成國民黨、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等,他們或依附於袁氏政權,或明里暗裡與袁氏抗爭。

“宋案”各個環節,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就是袁世凱以不法手段暗中對付國民黨。只不過對案件直接製造者洪述祖、應夔丞而言,他們還試圖借袁世凱對付國民黨人之機,為各自謀取私利,而不是單純奉命辦事,這就使二人與袁世凱、趙秉鈞之關係亦變得不那么簡單,使“宋案”案情更加曲折複雜。

應夔丞向洪述祖報告任務已完成的密電 應夔丞向洪述祖報告任務已完成的密電

透過對“宋案”幾個關鍵人物關係的考索和對案情演變進行詳細考證,洪述祖在所有環節中都是重要人物,殺宋之意其實首先便是來源於洪述祖的意圖,而後唆使應夔丞派人實施的暗殺。“宋案”發生於臨時政府即將向正式政府過渡的特殊時期,對袁世凱而言,首要問題是競選正式大總統,如不能當選,一切皆成虛幻。

為此,袁世凱需要對付勢力日益壯大的國民黨,故而主導了“宋案”的環節,如調查“歡迎國會團”,收買國民黨報館、議員操弄憲法起草以及構陷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宋教仁遇刺案發生後,在袁世凱的庇護下,洪述祖藏匿青島、趙秉鈞拒絕出庭應訊,袁世凱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竭力阻止“宋案”的發生衝擊其競選正式大總統選情。因為袁世凱知道,自己主導了收買國民黨報館、議員操弄憲法起草以及構陷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案情,而袁世凱正是在構陷陰謀未果之下,派洪述祖先後以“毀宋酬勛位”及“債票特別準”,唆使應夔丞殺害了宋教仁。這些醜聞一旦在法庭上曝光,對袁世凱的“民主”形象將是沉重的打擊,他競選正式大總統的前景將很可能變得不妙。因此,袁世凱無論如何不會允許洪述祖、趙秉鈞二人出現在法庭之上。這樣,趙秉鈞就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袁世凱維護自身利益的犧牲品。

至於近些年來,有些人竟然認為陳其美是刺殺宋教仁的幕後真兇,這純屬無稽之談。

當時報刊上列出的“謀殺宋先生之關係者” 當時報刊上列出的“謀殺宋先生之關係者”

陳其美主謀刺宋的證據,是一篇被冠以“北京國務院聲明”的 無出處史料。該“聲明”稱,陳其美假借應夔丞之手刺殺宋教仁,並嫁禍袁世凱。陳其美還賄賂司法人員篡改供詞,並將武士英毒死。應夔丞已經被從租界引渡到上海當局,處境十分危險。

該史料一些語句的語氣,諸如“幸廳長尚未允諾”、“裁判所轉移之事,不知是否為法律所許”、“此皆應(應夔丞)親告其所延之律師”等,根本不可能出現在國務院公文中。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所藏檔案中發現一封手書殘信,該信僅殘留最後一頁,內容與“國務院聲明”中最後部分吻合。殘信並無“國務院聲明”字樣,卻在末尾寫有 “乞公與當道酌之。名心叩”。可見“國務院聲明”應該是應夔丞黨羽寫給某人的信件,希望政府將應轉移出上海。捋清“國務院聲明”的來龍去脈後,可以該信件內容多為謊言。信件中還稱武士英在公堂上承認陳其美為主使者,陳其美此後將供詞篡改。事實是宋案為租界司法機構公審,各方均派代表或律師,公堂眾目睽睽之下,篡改供詞記錄,不可能堵住現場旁聽者的悠悠眾口。《國報》上出現的言論, 是袁世凱為了嫁禍陳其美而編造的

袁世凱之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稱:宋教仁北上前,曾接受陳其美和應夔丞宴請,期間陳其美問宋教仁如何組閣,宋教仁稱“唯大公無黨耳。”應夔丞認為宋教仁叛變國民黨,欲掏出手槍,被其他賓客阻攔。一同赴宴的沈翔雲告訴袁克文,陳其美和應夔丞對宋教仁極度不滿。袁克文還稱,應夔丞與陳其美設計了刺殺宋教仁的方案。但參加民初國會選舉的國民黨是宋教仁一手組建的,政黨內閣亦是宋教仁的核心思想,宋教仁不可能說出“大公無黨”。應夔丞為共進會成員,並非國民黨人,也不認識宋教仁,然而在袁克文的故事中,應夔丞卻是國民黨員,甚至是可以和宋教仁、陳其美一起吃飯討論政局的人,這純屬杜撰。 陳其美主謀殺宋的說法,完全是袁世凱及其黨羽構陷、再經袁世凱之子袁克文杜撰情節。

後世紀念

宋教仁故居

桃源故居

宋教仁故居(出生地,現已重建)坐落在桃源縣漳江鎮漁父村,該村風景優美、秀麗,故居毀於十年動亂,對這位近代民主革命家,桃源縣委縣政府擬在縣城重建漁父祠,以為紀念。

鬯春堂

鬯春堂 鬯春堂

宋教仁故居(鬯春堂,位於北京動物園):在北京動物園最西端,遊客罕至的綠蔭深處,有一座歐式巴洛克風格的精緻小巧的兩層洋樓,這就是清末慈禧太后往來於大內皇宮與“夏宮”頤和園之間的行宮暢觀樓。與暢觀樓遙對,是清乾隆時期樂善園的遺存建築鬯春堂。鬯春堂灰色筒瓦歇山頂,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四面迴廊,周圍假山環抱,古槐遮蔭。這清幽靜謐的樓房,曾住過辛亥革命的風雲人物、孫中山的主要助手、國民黨的實際組建者宋教仁。

辛亥革命後,暢觀樓曾作為北平農事實驗場及國立北平天然博物館的一個組成部分。袁世凱當政時期,暢觀樓一度成為國民黨先賢在京秘密串聯抗袁人士組織政黨內閣、實現真正共和的重要活動場所。因此,暢觀樓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許多名人先賢駐足的痕跡。1916年6月,為紀念宋教仁,人們特地在鬯春堂與暢觀樓之間建造了一座高約2米的宋教仁紀念塔。紀念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現只餘一座兩層的塔基。

宋教仁墓

宋教仁墓 宋教仁墓

1924年6月,在上海閘北群地百餘畝建成宋公園(現名閘北公園),葬宋於園內,墓呈半球形,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頂塑一展翅雄鷹,象徵先烈革命的凌雲之志,四周遍植龍柏,綠樹成蔭,莊嚴肅穆。墓前方立有宋教仁先生的石雕像,作支坐側思狀,下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陽篆“漁父”二字,于右任撰書刻銘: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紀,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嗟嗟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

白話文翻譯如下:

先生的死,全天下的人都感到惋惜。先生的行為,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又要如何記載呢。照實寫下吧?實寫有人會殺了我。扭曲事實寫出來吧?這樣連天都要殺我。哀嘆你在九泉之下的淚水,天下人流出的鮮血,我所寫的墓誌,都將成為那國賊的鐵證。我把它刻在空山的石碑中,期待將來有一部好的史書,將史實刻在各位的心中,將證據永存於天地。嘆息!

悼亡輓聯

宋教仁像 宋教仁像

宋教仁逝世後,社會各界紛紛表示痛心惋惜,當時許多名人紛紛題寫輓聯,一時蔚為大觀。以下列出主要的幾條:

孫中山(兩幅)

作公民保障,誰非後死者;

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三尺劍,萬言書,美雨歐風志不磨,天地有正氣,豪傑自牢籠,數十年季子舌鋒,效莊生索筆;

五丈原,一抔土,臥龍躍馬今何在,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灑幾點萇弘血淚,向屈子招魂。

章太炎

願君代彗孛

為我掃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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