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宋代佛教是敘述從宋太祖建隆元年到衛王祥興二年（960—1279）三百二十年間趙宋一代的佛教。
宋代政權建立之後，一反 前代後周的政策，給佛教以適當保護來加強國內統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 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廢毀。繼而又派遣沙門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內官張從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經版。
這些措施促使佛教傳播逐漸恢復和發展。以後宋代各帝對佛教的政策大體未變。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度童行達十七萬人。五年（980）中印 度僧人法天、天息災（後來改名法賢）、施護先後來京，因而朝廷設立譯經院，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久已中斷的翻譯。太宗還親自作了《新譯三藏聖教序》。後來院裡附帶培養翻譯人才，改名傳法院。又為管理流通大藏經版而附設印經院。當時印度等國僧人送贈梵經來中國者絡繹不絕，從宋初到 景佑初八十年間，即有八十餘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著維護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設立戒壇七十二所，放寬了 度僧名額。天禧末（1021），全國僧尼比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應增加，近四萬所。另外，還有貴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文寺很多。這些寺院都擁有相當數量的田園、山林，得到豁免賦稅和徭役的權利。於是寺院經濟富裕，舉辦起長生庫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業。到神宗時（1068—1085），因年荒、河決等災害頻仍，國家需用賑款，開始發度牒征費。這一 權宜之策，後來繼續執行，數量漸增，流弊也愈大，致使寺院經濟與政府財政間的矛盾有加無已。最後到徽宗時（1101—1125），由於篤信道教，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並使佛號、僧尼名稱都道教化。這給予佛教很大的打擊，但不久即恢復原狀。
目錄
緒言
第一章 宋代佛教史籍興盛的原因
第二章 宋代佛教史籍的刊行與流傳
第一節 宋代佛教史籍的編撰
一、宋代佛教史籍的官方編撰
二、宋代佛教史籍的私家編撰
第二節 宋代佛教史籍的刊行方式
一、宋代佛教史籍的抄寫
二、宋代佛教史籍的刊刻
第三節 宋代佛教史籍的流傳
一、宋代佛教史籍的流傳方式
二、宋代佛教史籍的流傳範圍
第四節 宋代佛教史籍的傳承情況
一、古代官私書目中的宋代佛教史籍
二、現存宋代佛教史籍的概況
第三章 宋代佛教史籍的體裁與體例
第一節 宋代佛教史籍體裁的發展與變化
一、宋代佛教史籍新體裁的出現
二、宋代佛教史籍體裁的繼承與改造
第二節 宋代佛教史籍的體例
一、直書與曲筆
二、撰述內容的詳略
三、多種多樣的語言風格
四、靈活多樣的論贊
五、頗具特色的記時手法
第四章 宋代佛教史籍中的思想文化內涵
第一節 佛教思想與儒家思想的交融
一、性命說與佛教學說
二、孝親觀
三、對佛教與世俗政治關係的認識
第二節 宋代佛教史籍中所反映的史學思想
一、佛教盛衰變化原因的思考
二、世俗社會歷史發展的認識
三、對史學工作的認識
第五章 宋代佛教史籍的史學價值
第一節 宋代佛教史籍與唐宋史研究
一、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宋佛教史研究中的價值
二、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宋世俗史研究中的價值
第二節 宋代佛教史籍的歷史文獻價值
一、宋代佛教史籍與正史文獻的比勘
二、宋代佛教史籍的文獻輯佚價值
三、對《全宋詩》補遺的作用
第六章 宋代佛教史籍的影響及其地位
第一節 宋代佛教史籍對後世文獻編撰的影響
第二節 宋代佛教史籍的歷史地位
主要參考文獻
出版背景
議經
各經，再附載其後新譯各經，一共六百零二帙、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景佑時所編新錄稱《景佑新修法寶錄》，二十一卷，呂夷簡等編。體裁和《祥符錄》一樣。
所收譯籍即緊接《祥符錄》，從祥符四年到景祐三年（1011—1036），二十六年間譯出的各經，共糀E二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另外，還收有東土著撰十六部、一百九十餘卷。又由於漢文佛教經典的影響，當時的回鶻、西夏地區，都用民族文字譯成回鶻文及西夏文經典。
自五代以來，我國木版雕刻技術有了很快的發展，因此宋代對於佛教的大藏經，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綜計宋代三百餘年間官私刻藏凡有五種版本，這也算是宋代佛教的特點。第一種為官版。這從開寶四年到太平興國八年（971—983）費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也稱蜀版。所刻數量達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百二十餘卷，它的印本成為後來中國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麗、日本刻藏的共同準據。第二種是在福州私刻的東禪等覺院版。元豐初（1078）由禪院住持沖真等募刻，崇寧二年（1103）基本刻成，到政和二年（1112）結束，共得五百六十四函、五千八百餘卷（南宋幹道、淳熙間又補刻十餘函）。第三種是福州私刻的開元寺版。即在東禪版刻成的一年，福州人士蔡俊臣等組織了刻經會，支持開元寺僧本悟等募刻。這從政和二年到紹興二十一年（1112—1151）經四十年，依照東禪版的規模刻成（南宋隆興初曾補刻兩函）。第四種是湖州思溪圓覺禪院刻版，通稱思溪版。此版開刻時期約在政和末（1117）。刻費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觀察使王永從一家所出。內容依據福州版，而略去一般入藏的著述，共五百四十八函、約五千六百八十七卷。第五種是平江磧砂延聖禪院版。此版是受了思溪版的影響而發起，在南宋紹定初（1229）由當地官吏趙安國獨自出資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經典作為首倡，端平元年（1234）仿思溪版編定目錄，刻至鹹淳八年（1272）以後，因戰火逼近而中止，後入元代才繼續刻成。因此，它對原定目錄的內容頗有更動，並補入元刻各書，共得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宋代一般佛教徒著重修持，故禪淨兩宗最為流行。宋初，雲門和臨濟並盛於各地（禪家五宗內溈仰數傳以後即不明，曹洞與法眼當時也都不振）。臨濟宗由風穴（汝州）延沼（896—973）上繼興化存獎（830—888）的系統傳承而下。其後各代為首山省念（926—992）、汾陽善昭（947—1024）、慈明楚圓（986—1039）。楚圓的門人黃龍（隆興）慧南（1002—1069）和楊岐（袁州）方會（992—1049），分別開創了黃龍、楊岐兩派（和臨濟等五宗合稱七宗），都盛行於南方。
南宋時，楊岐且進而成為臨濟的正統。楊岐方會再傳為五祖法演（？—104），三傳為佛果克勤（圜悟，1063—1135）。佛果克勤曾就雲門宗雪竇重顯的著作《頌古百則》加以發揮、講說，門人錄成《碧岩錄》，為禪學名著。他門下有虎丘紹隆（1077—1136）、大慧宗杲（1089—1163），都在江浙一帶活動。大慧提倡看話禪，其影響尤為久遠。後來黃龍、楊岐兩宗還遠傳於日本。
雲門宗在宋初也很占優勢。得香林澄遠（？—987）一系再傳的雪竇重顯（980—1052）著《頌古百則》，大振宗風。仁宗皇祐元年（1049）汴京新創禪院，即是請雲門五世的大覺懷璉（1009—1090）去住持的。其另一系由緣密圓明三傳的靈隱契嵩（1011—1072），祖述《寶林傳》，反對天台宗所信奉的《付法藏傳》
之說，而厘定了禪宗的世係為二十八祖，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及《傳法正宗論》。他強調禪為教外別傳，一反當時禪教一致的常見。他還針對其時闢佛的議論作了《輔教篇》等。由於他擅長文章，得著仁宗和在朝的官僚們的稱賞，他的著述也被許入藏流通，這更加強了雲門的宗勢。但到南宋，此宗即逐漸衰微，其傳承終於無考。
此外，曹洞宗僅洞山嫡傳的雲居道膺（？—902）一系，綿延不絕，從六世芙蓉道楷（1043—1118）以後漸盛。再經丹霞子淳（1064—1117）傳弘智正覺（1096—1156），提倡默照禪，與看話禪並行。又丹霞子淳一系，在天童如淨之後，傳入日本。
除禪宗之外，律宗和賢首、慈恩的義學，在宋代也相當流行，天台宗則有新的發展。律宗是南山一系單傳，其中心移於南方的杭州。宋初，得法寶律師傳承的贊寧（911—1001）有律虎之稱。另外，從法寶七傳而有允堪（1005—1061），普遍地註解了道宣的著述，達七部之多，所著解釋《行事鈔》的《會正記》尤其重要，因而繼承他的一系有會正宗的稱呼。他的再傳弟子靈芝元照（1048—1116），原學天台宗，後即採取台宗之說以講律，也註解了道宣的三大部著作。
他對《行事鈔》的注釋稱《資持記》，就一些行儀如繞佛左右、衣制長短等，都有不同的見解，於是別成資持宗。後來此宗獨盛，傳承不絕，並東傳於日本。
宋末寶祐六年（1258），臨安明慶聞思律師，還請得道宣三大部著作及元照的記文入藏印行。
賢首宗（即華嚴宗）學說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溝通《圓覺》、《起信》
的理論，著名人物有長水子璇（？—1038）。他的師承不明，但嘗從琅琊慧覺（傳臨濟宗善昭的禪法）學禪宗，受到慧覺的起示，而重興賢首宗,因之帶有教禪一致的意味。其門下有晉水淨源（1011—1088），他雖曾受學《華嚴經》於五台承遷和橫海明覃，但由於子璇的影響，推崇《起信》，以為從杜順以來即或明或暗地引據《起信》而立觀門，所以他在賢首宗的傳承上主張立馬鳴為初祖，而構成此宗七祖之說。其時高麗的僧統義天（文宗的第四子，1051—1101）入宋，曾就學於淨源之門，後從高麗送回好多《華嚴經》的章疏，大大幫助了賢首宗的復興。到南宋時，淨源的三傳弟子有師會，註解了《一乘教義分齊章》，嚴格處理同教別教問題，而以恢復智儼、法藏的古義為言。他還批判了在他之前道亭和同時的觀復對於教判的說法。他的弟子希迪，頗能發揮其說。後人即並稱他們為四大家。又南宋初，慧因教院的義和請準賢首宗著述編入大藏，他又向高麗搜羅到智儼、法藏著述的佚本，重新雕版流通，因此華嚴義學在南宋一代始終活躍。
慈恩宗入宋以來的傳承不明，但繼承五代的風氣，講《唯識》、《百法》、《因明》各論的相繼不絕。宋初著名的有秘公、通慧、傅章、繼倫等。在譯場的執事也多能講諸論。慈恩章疏四十三卷，在天聖四年（1026）並編入大藏刻版。
宣和初（1119），真定龍興寺守千（1064—1143）為一大家，他嘗校勘遁倫的《瑜伽師地論記》刊版流通。
天台宗經五代時吳越王錢弘俶，向高麗求得重要著述而復興。入宋以後的傳承，從義寂（919—987）、義通（927—988）到慈雲遵式（964—1032）、四明知禮（960—1028）益趨興盛。遵式嘗於乾興元年（1022）在天竺替皇室行懺，並請得天台教典入藏（天聖四年編入），一宗的勢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為重心。與知禮同時，而屬於義寂同門慈光志因一系的有慈光晤恩（912—986）、奉先源清（996頃）。源清傳梵天慶昭（963—1017）、孤山智圓（976—1022）等。他們受了賢首、慈恩學說的影響，只信智顗《金光明經玄義》的略本為真作，而主張觀心法門應該是真心觀，即以心性真如為觀察的對象，連帶主張真心無性惡、真如隨緣而起等說。這些主張都為相信《玄義》廣本為真、並專說妄心觀的知禮所反對。知禮曾以七年的長時間和晤恩、智圓等往復辯難，意見終於不能一致，而分裂為兩派，知禮等稱為山家，晤恩等稱為山外。其後，知禮還闡明別教有但理（即真如）隨緣，與圓教的性具隨緣不同，以及色心在一念中都具有三千等說法，以致引起門下仁岳（？—1064）和慶昭門下永嘉繼齊等的異議。最後，仁岳和知禮法孫從義（1042—1091）都反對山家之說，而有後山外一派之稱（亦稱雜傳派）。
不過知禮門下廣智（尚賢）、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家繼續發揮師說，影響甚大，終至以山家之說代表天台一宗，而盛行於南宋之世。廣智系有善月（1149—1241）、宗曉（1151—1214）、志磐（1253年前後）。志磐以著《佛祖統記》而著名。神照系有有嚴（1021—1101）、瞭然（1077—1141）等。南屏系有宗印（1148—1213）、法照（1185—1273）、法稱（1088—1158）。法稱著有《翻譯名義集》。宋代天台宗義也前後好幾次對日本的天台宗發生影響。
律、賢、台等宗在修習方面，本來各有其觀行法門，但宋代很多宗師常聯繫淨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這就幫助了一般淨土宗的傳播。天台宗對淨土的關係尤見密切，從知禮起就很重視智顗的《觀經疏》，而用本宗觀佛三昧的理觀方法來組織淨土教，並還結念佛淨社。其次遵式則重視《淨土十疑論》，而採用天親《往生論》的五念門，並參以懺願儀式。他常常集合道俗修淨業會。此外，智圓同樣地闡揚《觀經疏》。各人門下的傳播也很廣，如知禮門下的本如即繼遵式之後結白蓮社以弘揚淨土。其次，律宗元照受遵式的影響，以觀心與念佛並重，而視同定、慧之學，與持戒並為實修法門，其門下用欽跟著弘傳。南宋初，天台學者道因，曾一度評破其說，但其門人戒度反加以辨正。又其次，賢首宗因有普賢行願求生西方的典據，開始淨源即主張修習淨土，後來義和提倡華嚴念佛三昧，也盛讚往生法門，但未能繼續發展。另外，禪宗當雲門盛時，象天衣義懷、照圓宗本、長蘆宗賾等，都是禪淨雙修，而約集蓮華等會。
至於純粹的淨土信仰，宋初南方有省常（959—1020），效法廬山蓮社故事，在杭州西湖集合僧俗結淨行社，提倡念佛。後來由於各宗都傾向修行淨土的推動，各地結社集會益多；有些寺院建築了彌陀閣、十六觀堂，專供念佛修行的場所，就越加在民間推廣淨土信仰，而成為風俗。特別是一些在家居士也相隨提倡，如馮揖之發起繫念淨土會，張輪之發起白蓮社等。於是淨土法門逐漸形成一固定宗派。在南宋四明石芝宗曉所編《樂邦文類》里，即以蓮社為專宗，和禪、教、律並稱；還以善導、法照、少康、省常、宗賾上承慧遠為淨土教的歷代祖師。其後志磐更改定為七祖（從慧遠而下為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一直為後世所沿用。又在淨土信仰發展的中間，有關淨土的《往生傳》類也陸續傳出，如遵式、戒珠、王古乃至志磐都有這類著作，其中可以看出淨土和各宗相涉的事實，這也可說是宋代佛教的特點之一。`宋代禪教各家的理論組織都有一定的成就，它和一般思想界接觸既繁,乃引起種種反響。先是一些儒家學者，仍舊用傳統的倫理觀點，對佛教著文排斥，如孫復的《儒辱》、石介的《怪說》、李觀的《潛書》、歐陽修的《本論》等，都是其代表之作。佛徒對於此等攻擊卻是用調和論來緩和。如契嵩作《輔教篇》即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又說佛儒兩者都教人為善，有相資善世之用。在這種說法的影響下，儒者間也出現了調和之說。如張商英、李綱等，都以為佛與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廢。另一方面，由於禪宗的修持趨向於簡易，理論典據又集中在有限的幾部經論，如《華嚴》、《楞嚴》、《圓覺》、《起信》等，一些中心概念如理事、心性等，有時也牽合到儒家的經典《中庸》來作解釋，這些都使儒者在思想上、修養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終至構成一套有系統的理論來和佛教相抗衡，這便是宋代勃興的理學。
典籍
其中以密教的典籍占最多數，論部最少。當北宋之初，印度密教正盛，有關的梵本流入中國的不會太少，但在天禧元年（1017），宋代統治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不純部分和佛教的傳統相違反，因而禁止了新譯《頻那夜迦經》的流行，並不許續譯此類經本，這就大大限制了以後的翻譯。此外，從宋代譯經的質量上看，也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別是有關義理的論書，常因筆受者理解不透，寫成艱澀難懂的譯文，還時有文段錯落等情形，因此，儘管譯本里也有中觀一類的要籍（如龍樹、陳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對當時義學界似未發生多大影響。
宋代譯經多屬小部，就其種數而言，幾乎接近唐代所譯之數，因而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天聖五年（1027）、景祐二年至四年（1035—1037），曾經三度編撰新的經錄。祥符時所編，稱《大中祥符法寶總錄》，二十二卷，為趙安仁、楊億等編修。所載譯籍乃從太平興國七年到祥符四年（982—1011）三十年中間所譯，總計二百二十二部、四百一十三卷（此外，還收有東土著撰十一部、一百六十卷）。這部目錄的主要部分完全依照各次進經的年月編次，除列出經名、卷數、譯人而外，還附載進經表文，這都依據當時譯經院的實錄，所以連帶記載著有關譯場的各事，如新獻梵?、校經、更動職事等等，其體裁和過去的各種經錄完全不同。天聖時所編新錄稱《天聖釋教總錄》三卷（亦作三冊），譯經三藏惟淨和譯場職事僧人等同編。
影響
宋代佛教的發展也影響到國外的佛教界。如高麗，從五代以來常有禪師來中國受學各宗禪法。宋元豐末（1085）更有教家義天入宋，從汴京覺嚴寺有嚴、杭州大中祥符寺淨源、從竦等學賢首宗，天台宗，攜歸章疏三千餘卷，後編錄刻入續藏經。他在高麗，弘傳賢首宗而外，還弘天台之教。又日本在北宋時入宋僧人不多，知名的有奝然、寂昭、成尋等三數人。他們多為巡禮祖庭，到天台、五台等地。奝然還接受了宋帝贈送的新刻大藏經印本，又模造旃檀佛像攜歸，近年在佛像中還發現了當時裝藏的各種寶貴文物。成尋也帶去宋代新譯和著述的印本。
及入南宋，中日交通驟繁，日僧入宋者很多，現在可以指數的幾達百人，宋代禪宗和律宗即因以弘傳於日本。如在南宋孝宗幹道中（1171），先有日僧覺阿、金慶入宋參靈隱慧遠禪師，歸國談禪，引起日本佛教界極大注意。其後榮西於淳熙末（1187）再度入宋，學禪於天台萬年寺懷敞禪師，回國提倡，因有臨濟宗的立。
榮西的再傳弟子道元，隨其師明全於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歷游天台、徑山等處，從天童長翁如淨得法而歸，創曹洞宗。嗣後日僧來宋問禪者還很多，宋僧蘭溪道隆也去日傳授禪法。又日本律宗原由唐代鑒真律師傳入，後漸衰微，南宋寧宗慶元五年（1119），日僧俊芿入宋，從明州景福寺如庵了宏（元照直傳）
學律三年，又學禪與天台教，一共在宋十年，歸創泉涌寺，大傳律學。又有淨業，於嘉定七年（1214）入宋，就中峰鐵翁學律，在宋十四年，歸創戒光寺弘傳律學，與泉涌寺並峙。
宋代的佛教文學、藝術，也有其特色。當時禪宗盛行，各家的語錄，都運用接近口語的文字，別創新格，因而影響到一般文學。特別是儒者說理的記錄，也時常模仿它。還有俗講變文一向在流行，並演變為唱曲，雖遭到當時政府的禁止，但俗文學中評話、小說及唱講詞本都已受其影響而益加發展了。在佛教藝術方面，塑像技巧顯著提高，而以寫實見長，形象亦端嚴優美，能刻畫性格。遺存的代表作品有麥積山石窟中供養人像、長清靈岩寺羅漢像、太湖洞庭東山紫金庵羅漢像等。
石刻比較稀見，但如杭州南山區及飛來峰諸刻，又四川省大足縣寶頂摩崖各像，都極生動精緻，技巧也很洗鍊。宋代造塔以多檐多角的為常見，僅江西一省遺構即不下十處（如浮梁西塔寺塔為宋初建築，安遠無為塔為南宋建築等）。又仁宗寶佑初（1048），開封建塔供奉阿育王寺佛舍利，其塔連基高二十餘丈，用褐色琉璃結構，有鐵塔之稱，尤為突出。在繪畫方面，則發揮宋畫寫實之長，多畫觀音、羅漢、高僧等像。作者有李嵩、梁楷、賈師古等。僧人以佛畫著名者有牧溪、玉磵、仲仁等。
宋代南遷之後，政府益加注意對佛教的限制。高宗時（1127—1162）即停止額外的度僧，使僧數自然減少。但江南地區的佛教原來基礎較厚，國家財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費及免役稅等收入以為補充，故佛教還是能保持一定的盛況，以迄於宋末。
宋代譯經開始於太宗太平興國初。當時特別設立了譯經院，並制定一些規章。
如譯場人員設譯主、證梵義、證梵文、筆受、綴文、參詳、證義、潤文（後更設譯經使）等，組織比較完備。從太平興國七年（982）起，逐年都譯進新經，繼續到天聖五年（1027），譯出五百餘卷。其後因缺乏新經梵本，譯事時斷時續，維持到政和初（1111）為止。總計前後譯家（及其譯經年代）可考的有十五人，即法天（譯經年代974—1001）、天息災（980—986，後改名法賢，987—1000）、施護（980—1017）、法護（中印人，980—983）、法護（北印人，1006—1056）、惟淨（1009—？）、日稱（1056—1078）、慧詢（1068—1077）、紹德（1068—1077）、智吉祥（1086—1093）、金總持（1095—1112，下四人均同）、天吉祥、相吉祥、律密、法稱。其中惟淨、慧詢、紹德都是由傳法院培養出來的中國僧人，天吉祥等則幫助金總持翻譯。諸人所譯的總數是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