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安奈林·貝文思想
1944年在議會中和邱吉爾怒目而視比萬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和社會實踐家，對如何才能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和公平的社會殫精竭慮。他經常出國考察各國的政治制度，以作比較。20世紀30年代，比萬曾到蘇聯訪問，他對這個國家發生的事情感到震驚：名目繁多的勞改營，施加在政治犯身上的殘酷鎮壓，成千上萬人死於非命，大量冒犯了統治集團的失蹤者無從尋找，令人不寒而慄的“聯合犯罪”原則，史達林主義已使蘇聯人民陷於恐懼和苦難，“在英國，我們為過去做奴隸；在俄國，他們為將來做奴隸”。鑒於戰後資本主義的重重危機，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極大危害，比萬在《代替恐懼》一書中提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理念和構想。
根據比萬的分析，戰後的世界有三種社會觀念：競爭的社會、整體的社會和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所謂“競爭的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包括他生活在其中的英國。比萬對“競爭的社會”持反對態度，他認為在激烈的競爭之下，下層民眾的權利往往受到損害，陷於貧困，而貧困是社會不安定的根源。所謂“整體的社會”指蘇聯這樣的集權國家。對此，比萬以史達林時代的蘇聯為例子，認為史達林治下的“整體的社會”缺少自由和民主，人民的政治權利受到嚴重侵犯，肆無忌憚的大清洗是法西斯主義。比萬既反對“競爭的社會”，又不贊成“整體的社會”，他認為這兩種社會制度都有嚴重的缺陷，不能達至真正的民主，在“競爭”和“整體”的名義下，人民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各種恐懼之中。20世紀已為人類社會帶來太多的恐懼：戰爭的恐懼、失業的恐懼、貧困的恐懼、飢餓的恐懼、思想的恐懼、專制的恐懼、失去自由的恐懼……他要以“民主社會主義”來代替這些恐懼，消除這些恐瞑(故其宣揚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著作就名目《代替恐懼》)。在比萬看來，既然競爭的社會和整體的社會都不可取，那么只能在這兩者之外尋找新的路徑，這條新路徑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比萬通過對資本主義產業革命以來的歷史和現狀的分析，從階級衝突、政治制度、議會的作用、民主和自由、經濟生產、財富和分配、公平與競爭、社會福利、醫療保健、貧困、教育、法律、國際關係等等方面闡述了建立“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之必要。
比萬特別關注勞工及社會下層民眾的生活狀況和要求，他指出，“當窮人沒有權力和地位時，他們的苦難是沒有人過問的”。在個人的權利和集體的權力的相互關係中，公權力的濫用常常會損害個人的權利；政府過分強大和過分集中的權力，會壓制人民的思想和摧毀個人的創造精神，瓦解個人奮鬥的雄心。社會成了各種勢力集團和利益集團的決鬥場，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占有國家的財富和瓜分社會資源。這樣勢必造成廣大人民民眾的貧困和失業，生活的苦難使社會瀰漫著不滿情緒，“在異常困難的時期，如廣泛而持久的失業時期，就會爆發公開的鬥爭”，於是形成強大的社會壓力，有時候，“這種壓力會導致政體崩潰”。比萬舉了一個值得深思的例子：對於希特勒極權主義崛起的原因，眾說紛紜，較多從政治上和國際形勢去分析，而往往忽略了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比萬認為，導致魏瑪共和國崩潰的，並不是凡爾賽條約，甚至不是希特勒，如果當時沒有六七百萬德國人失業，希特勒未必能建立起深厚的民眾基礎(當然，各個黨派，包括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的不負責任的權力之爭、利益之爭也致使希特勒乘虛而入，在國會中坐大)。希特勒利用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以振興德意志民族為號召，以所謂“民族社會主義”的種族理論迷惑德國人民，在基層民眾(特別是失業工人)中獲得廣泛回響。希特勒深諳法西斯主義民眾心理學，善於運用“群氓的力量”，他充任魏瑪共和國總理之後，首先解決普遍就業，為六百萬失業者提供了工作，從而成功地消滅了嚴重的失業現象，於是爭取到一大批支持他的“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工人民眾。所以比萬說，令魏瑪共和國覆滅的“決定性的因素還是失業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失業者和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成全了希特勒。像這樣因全國性的失業問題而引發的政治體制改變，是有可能在任何國家發生的。
比萬特別關注財產權的問題。在民主的國家裡，“或是貧困利用民主制度取得對財產權鬥爭的勝利，或是財產權害怕貧困而摧毀民主制度”。處理好財產權與貧困之間的張力關係，可以走向民主社會主義，否則，也可能導致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極權主義者最善於在社會發生嚴重危機時乘虛而入，利用下層民眾的不滿情緒，對他們作出美好的許諾，而暗中行其政治陰謀。窮苦的工農大眾以為靠了集權的力量，就可以均貧富、去等級，衣食無虞，心情舒暢，從此盡享天下大同之樂。殊不知集權主義一旦實行全面專政，則挾天下為公以自矜，禁錮思想，鉗制自由，褫奪私產。從舊制度中衍生的“新階級”成了既得利益者，本來就無恆產可言的大多數窮人在一場激烈的革命或社會改造之後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依然處於弱勢，而且更加徹底地被邊緣化了；他們先前尚有的一點政治權利和僅存的財產，也在集權主義的大掃除中喪失殆盡。比方指出，蘇聯在史達林時代已走上了“警察國家”的道路，“警察國家的經濟職能就是壓抑人民的、特別是農業人口的消費，將他們的剩餘生產物奪過來用之於固定投資。剩餘越少，固定資金的積聚就越慢，就需要採取更嚴厲的鎮壓措施”。集權主義的別名是集 中主義，為了執行“極端集中”一一權力集中、經濟集中、輿論集中、思想集中、行動集中，總之一切以國家的名義、集體的名義集中——的政策，團隊精神的蘇聯建立了龐大的警察機構和官僚機構，“為了適應‘集體計畫’的需要，犧牲了一切”，“蘇聯的全部悲劇就在於此”。
安奈林·比萬紀念雕像在《代替恐懼》一書中，比萬對他理想中的社會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項”——
在任何社會裡，貧困、巨大的財富和民主制度，終究是互不相容的因素。
一個自由的民族總是不肯忍受可以避免的貧困的。如果要保全自由和擴大自由，就必須結束貧困，此外沒有其他解決的辦法。
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把普通人的福利問題提到政治討論的日程上來，並且要求予以考慮，法西斯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極權政府又把它從議事日程上勾掉。
人民不需要一種欺騙他們使他們無法進行改革的自由。
自由的人們能夠運用自由的制度來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與經濟問題，只要給他們這樣做的機會。
自由的制度不僅是最可取的制度，不僅是最適合人類天才發展的制度，而且是現代社會所不可缺少的東西。然而這種制度不僅受到了政治獨裁的威脅，同時，私有的和地方的勢力對社會經濟變革所能施展的阻力，傷害了民眾對自由制度產生力量的信心，也能成為同等致命的禍害。
現代獨裁制度的機器是可怕的，這種可怕不僅表現在它所做的事情上，而且還在於它能在暗中秘密地去幹這種事情的本領。
適合現代工業社會需要的惟一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不可能一方面教育工人們實行現代工業所需要的無數活動，而同時仍然期待他們容忍政治上的奴役。
在任何社會裡，如果一個病人由於沒有錢就得不到治療，這樣的社會就不能正當地自稱為文明的社會。……令人滿意的醫療保健服務的要素就在於使貧者和富者得到一視同仁的待遇，不因貧窮而喪失資格，也不因富有而享受便利。
不等到社會上種種緊張狀態發展到難以容忍的地步，就須把它們消除，自由的政治制度才得以安全。
得不到人民贊同的社會是不能長久存在的。
抗議發生的時候它將採取什麼形式的問題，是很難推測的。現代獨裁制度的壓迫機器是強有力的，也是萬能的；在人類的整個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意見不能自由地表達，以及缺少表達的工具，民主就會死亡。
在所有的獨占事業中，輿論獨占是最壞的一種。在一切形式的“消費品”裡面，除了糧食以外，自由的、因而也是各種不同意見的“消費”，應當成為一個文明社會的持久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