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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學建校至今已歷50寒暑，中間雖遭遇“文革”之亂，停辦近10年，但仍有10萬之眾的莘莘學子前後就學於此，歌樂山魂培育浩然正氣，嘉陵江水滋養人文精神。10萬畢業生活躍於神州大地，為國家法治大廈之建設添磚加瓦，貢獻才智，已形成法律界廣受關注的西南法律人群體，造就了西南法律教育與這裡的畢業生獨特的品格與精神。在校慶50周年到來之際，西南政法大學北京校友聯誼會與法律出版社聯合推出“西南政法大學學子學術文庫”，這是對我們的母校50華誕的獻禮，是對這所中國法律教育與學術研究重鎮所取得成就的一次檢閱，同時，我們也希望這50部著作能夠成為後來者在法學研究和法律教育的道路上繼續跋涉的階梯，此外，還希望通過這些著作，能夠向讀者昭示西南政法大學的傳統與精神。
體現在西南教育過程中以及學子著述里和行為上的品格與精神首先是強烈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生生不息的傳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參的話最能夠表現中國知識人的那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不過，近代以降，由於引進了西方的學術與教育制度，知識人有了不同的專業，因此在憂國濟世與專業追求之間會有某種緊張關係。但是，對於一種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未曾存在過的新專業人士的法律人，他們與其他領域的人相比，在當今的中國注定要遭遇更多的坎坷。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法律教育很快就處在受抑制的狀態。實際上，20世紀50年代前期如西南政法學院等政法學院的成立與其說是對法律教育發展的起點，不如說是限制法律教育的舉措。因為每一所政法學院都是在合併若干所綜合性大學法律系的基礎上而建立的；政法學院的出現其實大大縮小了中國法律教育的整體規模。比規模更重要的變化是，“政法”這樣的概念所預示的法律教育內容與目標與既有傳統的斷裂。
因此，在政法學院裡的人，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一開始就處在一種壓抑的心態之中。我們看當時涉及法律教育的主流話語，完全是排斥法治的。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種排斥愈演愈烈，終於導致法律教育的完全停滯。教師下放勞動，學校紛紛解散。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律界知識分子的憂患真正是刻骨銘心，難以排解。文革浩劫之後，法律教育雖然恢復，法治建設也逐漸提上日程，但是書本上法律理論與社會中的實際狀況之間的巨大反差仍然是法律人經常面臨著的巨大痛苦。儘管位居西南，多少有些“處江湖之遠”，但是這種由於專業的特殊性而加劇了的憂患意識卻沒有須臾少緩，甚至正因為與政治中心距離的遙遠而更有所強化。
在法律教育以及法學研究方面，這種憂患意識與理性和開放的精神相結合，形成了西南法律人好學深思、平等討論的尚智風氣和不盲從、不迷信的學術品格。尤其是復辦後的一段時間，校園裡面百家爭鳴，學術牆報放言無忌，新論疊出，一些觀點或論證，今天讀來，或不免稚嫩，但是，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卻頗有石破天驚之感。正是這樣的校園風氣，培育了西南法律人那可貴的懷疑和批判精神。
懷疑和批判不是一種情緒化的表達，而是建立在廣闊而深邃的知識積累基礎上的理性論證。最初，設定單科型政法學院的目標正是為了培養偏於技術化或工匠型的法科人員；不在一個綜合性大學裡，學生以及教師的知識視野就必然受到限制，批判精神便無從發育。然而，西南法律人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意識到了這種教育體制的局限性，並且付出極大的努力，力求突破這樣的局限性。圖書館裡的手不釋卷，山蔭道上的玄思妙想，宿舍臥談中的唇槍舌劍，無不顯示出這所專業略嫌單一的大學中的師生們不拘泥於法學一科、尋求超越的努力。這樣的追求在我們的畢業生身上已經有多樣化的體現：除了那些從事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的人們經常在作品中顯示出他們多學科的知識修養之外，不少校友進入政壇，或從事著法律之外的業務而且勝任愉快，一些人甚至成為戲劇作家、旅行(作)家、詩人、哲學家。相信隨著母校向綜合性大學的不斷邁進，我們的畢業生在這個特色方面將更加令人瞻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