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學妖與四姨太效應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2-8
頁數: 160
定價: 20.00
裝幀: 平裝
內容簡介
新上院科學文庫。“學妖”及“四姨太效應”都屬於科學社會學的範疇，是對中國當前社會科學技術知識“生產”方式特點的某種概括。兩位教授就此兩概念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溝通，為讀者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
“學妖”和“四姨太效應”(“Academic demon” and the “fourth-concubine effect”)
劉華傑（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100871）
田松（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100873）
劉華傑（2005-7-5）：2004年12月24日北師大科學與人文中心劉曉力教授組織了一次關於科學規範與科學文化的小型研討會。會上，我報告了一個自己考慮了很久的問題，發言題目為《“科學共同體”的神秘性：“學妖”的社會角色》。“學妖”一詞立即引起部分同行的興趣，一時有男學妖、女學妖，大學妖、國小妖，內行學妖、外行學妖，好學妖、壞學妖諸說法等等。看來此詞有一定的概括力和說明力，也促進了人們對科學之社會運作的思考。
此前，你曾提出“四姨太效應”的說法。我想，“學妖”及“四姨太效應”等，都屬於科學社會學的範疇，是對中國當前社會科學技術知識“生產”方式、特點的某種概括。這回我們就來稍詳細地介紹一下這兩個“模型”或者“隱喻”。
田松（2005-7-6）：“學妖”這個詞很形象，很有概括力。一個形象的詞能夠提供人們更多的想像空間，無形中有助於學術思想的流通和生長。雖然有些嚴肅的學者可能不喜歡這樣的方式，但是我喜歡。
也是在那次會議上，曹南燕老師就學術界的過度包裝作了一個發言。接著曹老師的話茬，我說了“四姨太效應”。這是“四姨太效應”第一次公開亮相。不過這個想法是在去年11月無意中冒出來的。你應該記得，當時我們在南京大學參加一個“科學大戰與後現代科學觀”的研討會，期間劉兵帶著你我前往江蘇人民出版社，在計程車里，我們談到了當時各高校正在申請的一個某部的項目，因為這個項目被一家很多人認為實力不夠的單位獲得了，引起了議論。我在車裡忽然想到了《大紅燈籠高高掛》，鞏俐扮演的頌蓮，四姨太。四姨太為了爭寵，假裝懷孕，最後事情泄漏。好心的大少爺對她說：“你也真蠢，懷孕這種事，做假能假得了幾天？”四姨太說：“我蠢？我不蠢！我早就算計好了，開始是假的，只要老爺天天到我這兒，日子久了不就成真的了？”
劉華傑：你應當利用這個機會更詳細地說說其中的緣由，畢竟多數人還沒聽說過“四姨太效應”，知道“馬太效應”的倒有一些。
田松：“日子久了不就成真的了？”四姨太不愧是念過書的，話里透著智慧。四姨太的意思很明白，雖然是假裝懷孕，但是因為引來了老爺更多的關注，就會有更多懷孕的機會，時間一長，假的就變成了真的了。到了那時，就算有人知道了當初的假，又能怎樣呢！
一個學術單位，雖然實力不夠，但是假裝夠――就是曹老師說的過度包裝――只要獲得了“上面”的信任，就可以得到項目、工程、基地，也就是說――得到經費。在我們現在的學術機制下，這些大項目、大工程可以在很多程度上決定一個學術單位的發展，乃至於命運。有的經費高達千萬，乃至上億。一個單位有了這樣的資金支持，不需要特別優秀的管理者，只要相對不錯的管理者，這個單位就不可能不發展。比如用個最直接的辦法，把學界公認的本領域最優秀的學者和最有潛力的新秀高薪挖來幾個，這個單位的實力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几個數量級。這時候，假的也就成了真的了。
這就是我們當下學術體制所導致的“四姨太效應”。和你的“學妖”還說得上是可謂相映成趣吧！
劉華傑（2005-7-7）：念了半年大學的頌蓮深深懂得“老爺”有限精子條件下的資源分配問題，她的假孕主張只是想提高真實受孕的機會。對於科學事業，這種策略在某種條件下也未必一無是處。它的危險在於，它的持續作用或者多階段的疊代過程可能使老爺錯過真實生育的機會，即導致老爺斷子絕孫（逼急了也可能上演通姦及“狸貓換太子”似的極端故事），對於科學事業，相應的結局人們自然可以猜到。
我們可以把“四姨太效應”與科學社會學中著名的“馬太效應”作對比。默頓說的“馬太效應”講的主要是後來的事情運作和正反饋放大過程，而“四姨太效應”主要講述事情的形成過程，它將為馬太效應提供一種“前件”。於是，“四姨太效應”+“馬太效應”將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兩者都有一個“太”字，也算一種巧合吧！一個來自希伯來文明，一個來自儒家文明！
雖然“四姨太效應”和“學妖”都有具體的原型，但是它們有一般性，在科學社會學中可以指一種特定的社會角色。
田松：“學妖”一詞的提出，得益什麼呢？
劉華傑：“學妖”一詞字面上直接得益於“麥克斯韋妖”、“拉普拉斯妖”甚至“金妖”（其中的金指你的導師金吾倫，好像是張華夏教授命名的）等。不過，在學理上，這個概念主要得自於經典科學社會學和SSK（科學知識社會學）。
現代科學技術的運作在規模和組織方式上都遠遠不同於二戰以前的情況。我們看到的科學事件的發生，只是一種外表現象。柏拉圖有一個“洞穴”影像隱喻，我們某種程度上也是洞穴中的囚徒，不知道形成影像的背後機制（對應地，在中國有“驢皮影”表演，只是觀眾的位置有些變化）。
科學社會學道出了現代科學運作的一個核心機制：科學共同體及其同行評議。這一條幾乎可以解釋科學技術運作的許多方面。但是科學共同體是如何形成或者組建的？什麼是學術同行？此“同行”是如何聚類的？我們承認科學共同體及其同行評議的重要性，但是與此同時，許多時候要考問更多更、深層的問題，特別是對於許多事情尚未步入規範運作階段的中國現實而言。從現象學的角度看，使科學共同體的運作成為可能，隱而不顯的操作者，更為重要、更值得研究。說白了，誰有權力提供第一推動使某人成為科學共同體的一成員？
此操作者可以是學者但也可以不是學者，可以是大學者（如院士）也可以是傑出專家或一般科研人員，也可以是幕後的“包工頭”。他們的共同點是：（1）智商較高，有相當的組織能力；（2）有很強的遊說能力，能說會道，能很好地協調人際關係；（3）一般不把自己置於顯赫的座次，但是人人都知道他（她）的特殊地位。他們中相當一部分表面上只是小人物，身份通常為編輯、秘書、小官員、辦事人、召集人、活動家、記者等。與檯面上“公開表演”的科學共同體同行們的顯赫而正規的身份相比，這些操作者，即所說的學妖，身份甚至有點卑微或者故作卑微狀以圖大事。
簡要說，學妖是中國當前學術的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在同行評議中擔負重要角色，在學術民主、資格評定等過程是發揮重要作用。學妖的主要職責不是親自評議，而是使評議如期如願意地實施，即組織同行評議。組織同行評議的諸多邏輯可能性，但現實中往往有具體的習慣性安排。學妖所從事的工作有正義的和非正義的。我不會簡單地認為學妖只起副作用、只做壞事，那樣評價是極錯誤的。實際上總體上他們做對稱性的工作，社會學家應當無偏見地看待。
田松：如果說有所區別的話，以前的那些“妖”都是屬於科學哲學的，你這個“學妖”則是社會學的。這倒是可以看到我們這個行當所關注的核心問題的轉移。從科學知識到科學家，從科學共同體到科學共同體如何運作，這是一個不斷向外的過程。
學妖這個詞隱喻著我們的學術活動背後某種不為人注意的機制，涉及到權威如何成為權威的問題。以往我們關注的是，權威作為個人，是怎樣成為權威的，比如發憤苦學、比如智存高遠等等。但是學妖則讓我們注意到這個問題：作為有可能成為權威的個人，是怎樣凸顯出來，得以成為權威的。因為權威不是絕對的，你能夠成為權威，這件事兒本身是需要更大的“權威”來認證的。所以我覺得學妖構成了一個界面。這個界面的一面是科學共同體，另一面是對權威有需求的群體，可以是公眾，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企業，甚至也可以是其它領域的科學共同體。只有穿過了學妖這個界面的權威，才可能被需要權威的人視為權威。
這樣的事情是屢見不鮮的。比如某某人經常在某家媒體上以某某家（就說是科學家吧）身份出現，對某種和科學有關的社會現象發言。時間一長，在這家媒體的讀者看來，這個人就是具有權威意義的科學家。如果很多媒體都這樣說，那么就會有相當多的公眾認為，這個人就是具有權威意義的科學家。再有類似事件的時候，如果其它的媒體沒有請到這位先生髮言還會覺得自己的權威性不夠。然而，很有可能，這個人在他自己的共同體中只是一個普通的專家，遠遠算不上是權威。甚至也可能，他根本就不是那個共同體中的一員。
當然，學妖對於這個界面並沒有絕對的控制權，但是有相當的調控能力。而不同的學妖，有意無意地調控著不同的界面。
如果按照界面的種類劃分，你覺得是否可以簡單地分成兩類：（1）體制內學妖；（2）民間學妖？
劉華傑（2005-7-8）：可以簡單地這樣劃分，但這樣容易立即引出認知層面或者價值層面的判斷，而從社會學或者人類學的角度看，應當儘可能事先不做這樣的判斷。即使做出了這樣的劃分，它們運作的過程也是十分相似的，而這種相似性是我們首先需要關注的。你說的“界面”概念很有意思，它相當於一層“膜”，膜兩側的勢能、滲透壓、社會地位不同。學妖的一種主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建構大大小小的不同的界面。界面行使區別的功能，一旦建成，原本相差無幾的真正同行，就可能形成天壤之別，具有完全不同的社會地位和公眾形象。
科學家要走向社會，必須以某種辦法傳播自己、宣傳自己、推銷自己，這樣的事實從伽利略那就開始了，作為近代實驗科學之父的伽利略本人甚至非常擅長此道（可參見《伽利略的女兒》）。但是，相比起二戰之後的大科學，伽利略的社會活動數量級太低了，或者說現在的科學組織過程更為複雜。
如果說伽利略本人就是自己的學妖的話，那么現代的科學家一般不能直接面對社會，他們需要代言人（agent），學妖就是其一。在中國，院士稱號是最高等級的科學技術榮譽，院士在中國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對大大小小的公共事件具有發言權和權威，院士也頻繁出席各種論壇、大小會議。媒體以及普通公眾，可能只注意到（因為他們一般只看到這一層面）諸位院士走來走去、說不說去，卻不曉得這些院士何以“出場”。一般說來，院士還比較乖，不會主動請纓，自己報名上媒體上發表言論，而是經某人（學妖）的邀請而出場的。當然，極個別院士除外。
在你說的“體制內”，院士們也幾乎一樣地活動，比如評審、論證某個項目，院士們一般並不知道項目的存在，或者知道了也不曉得何時啟動哪項程式。通常，需要地位雖低，但能操縱院士的小人物（學妖），對院士的出席與否做出細緻安排，甚至細化到座次排定、發言次序等等細節。學妖的行為極類似於“麥克斯韋妖”的行為，他（她，它）似乎具有某種特殊的能力，迅速而準確地做出判斷，操控開關，決定某個人（分子）歸屬於界面的哪一側。
我們看出來了，標準是重要的，但是標準是隱而不顯的，學妖具體掌握著標準。
好像說來說去，還是隱含著展現了學妖的負面效應，其實我本來並不是這個意思。
田松（2005-7-8）：不錯，我也發現，從界面這個角度看，學妖和麥克斯韋妖的功能是極為類似的。不同的是，麥克斯韋妖是一種不可能之妖，而學妖則是現實之妖。
我覺得，把四姨太效應、學妖以及馬太效應連起來，可以講一個比較完整的故事。馬太效應是說，讓有的更有，沒有的更沒有。但使有者更有無者更無的動力機制是什麼？在聖經里沒有講，似乎是出於一種神秘的力量，或者某個主導者（老爺？）的神秘意願。而四姨太效應則有其內部的解釋，該效應之所以能夠成立，關鍵在於“假孕能夠提高真孕的機會”。假孕必然引起兩種關注，一是老爺的關注導致了真孕的可能性，二是其它姨太和丫環的關注導致了揭穿的可能性。這兩種可能性相互競爭，哪種可能性增加得快，哪種結果就會出現。倘若只有後者沒有前者，啟動四姨太效應肯定是個瘋狂的愚蠢行為。但是由於存在前者，四姨太效應就是一種大勝大敗的風險策略。在電影的故事原型中，由於丫環和二姨太的作用，四姨太被揭露，這時就進入了馬太效應，無者更無。但是在我們的現實學術體制中，情況則複雜得多，不像電影那么簡明。在學術版的四姨太效應中，必須引入學妖的概念才能說得清楚一些。
首先，電影中的四姨太是否有孕，有明確的判斷標準，這個標準不僅老爺掌握者，其它姨太和丫環也都掌握者。但是，一個學術機構有多大的能力完成多大的事情，本身不是有和無的二值邏輯，而是一個連續譜。所以真孕假孕，取決於由誰來定義，誰來判斷。我們在南京談到的那個學術機構獲得那個項目，也是通過正常的評審機制獲得的。單從程式上說，幾乎每一步都沒有問題。當然我們知道，其中可能是有問題的。比如評審中有幾人就是那家學術機構的兼職或榮譽成員。但是，這不足以說明什麼，因為很有可能每一個有資格做評審的人都是某個參評單位的兼職或榮譽成員，如果嚴格迴避的話，可能在小的同行範圍中根本找不出評審。所以這裡關鍵可能是：是誰讓這幾位評審而不是另幾位成為這個項目的評審！當然，這就是學妖了。學妖可能是個具體的人或者具體的機構，也可能根本不是具體的人，也不是具體的機構。在這裡，學妖調控了姨太和老爺之間的界面。
其次，在學術機制中，被判斷的可能不是真孕與假孕，而是是否可孕。在你被判定為可孕的時候，你馬上就受孕了。因為判定本身就意味著得到經費，或者成為平台、基地。所以只要老爺關注，立即受孕。在啟動四姨太效應到接受判斷這個過程中，並不存在被揭穿的問題，只有得到與得不到的問題。馬太效應在這裡只表現為有者更有，而不表現為無者更無。
第三，孕後足月就要生產，但是難產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嬰兒是否健康，同樣是要經過同樣的界面，被同一個老爺認可。所以這個嬰兒很難被判定為不健康。即使出現非常糟糕的意外，甚至難產，“四姨太”也不會受到什麼懲罰。並且，無論怎樣，四姨太在此前已經得到的好處不會消失。
所以這樣一來，在學術機制的四姨太效應只有收益，沒有風險。自然會成為幾乎所有學術機構的首選策略。
完整的故事大概是這樣的。四姨太啟動四姨太效應，爭取老爺的關注，老爺自己不去判斷，而是通過一個由學妖調控的界面進行判斷，其它姨太和丫環的關注也必須通過界面完成，判斷之後，馬太效應出現，有者更有。
不知道這個故事講清楚了沒有？講得是否中性？
劉華傑：我覺得，你講得非常形象，充分運用了metaphor的好處（有關metaphor的說明能力，可參見Mary Hesse的經典論文）。我贊同你的貫穿性的講述，完整的故事就是這樣。
不過，可能由於這故事太不正經（據說學問都裝得很正經），所以讀、聽起來多少會令人覺得不會發生在科學界吧！事實上，這正是我們要明確的，科學界（以至於學術界）確實會發生但不是必然要發生這樣的事情。學妖、四姨太效應、馬太效應等，都是某種“片段性”關於實在過程的模型，只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才成立。
因此，現在我先要鄭重地說說學妖的正面價值。學妖幾乎是當代科學活動必不可少的一種制度性安排。某單位要把科學活動搞好、搞出聲勢，必須有很好的學妖。
相比而言，四姨太效應稍稍具有貶義，但我們仍然可以平靜地、中性地看待之。影片中三姨太曾說：“四妹，你剛來，老爺對你的新鮮勁還沒過去，往後時間一長，你要是不給陳家添個兒子，苦日子就在後頭了。雖說你是個讀書的，我是個唱戲的，我們這種人都是人回事。”
如果人人都明白四姨太效應的作用機制，就會主動地防範它帶來的過多的負面東西。說到底，運用四姨太效應可以是一種普通的博弈策略，在不違反法律和道德的情況下，部分社會主體確實可用採用。其他主體最好的對策是，先了解四姨太效應的具體機制，在項目初期申請及後期評審過程中採取正常程式把好關，把四姨太效應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控制在合理的、可忍受的範圍之內。
田松（2005-7-11）：褒貶本身是一種價值判斷，這可能是一種矛盾。一方面我們儘可能地做中性的研究，一方面對於社會學而言，純粹的中性研究是無意義的，也是不可能的。也許一個比較好的方案是：在研究之初，或者在研究的過程中，明確自己的價值傾向，把隱含的價值判斷直接表達出來。價值判斷總是相對的，我們只能以我們理想中的那種狀態為標準，評判實際情況的好壞。
比如我們會覺得，最理想的狀態是：通過了界面的專家就是被學術共同體普遍認可的那些專家，而不是學術共同體不大認可，甚至反對的那些。在這種對理想的設定中，其實隱含著學術共同體本位的思想：把學術共同體的價值作為價值，把學術共同體的標準作為標準。而如果是由於學妖的存在而導致了對這種價值和標準的偏離，就會被我們認為是一種負面的作用。但是，這裡仍然存在的問題就是，（1）學術共同體所謂“公認的”專家，可能未必統一，也就是說，並不存在公認的某幾個專家，不同的學者會有不同的提名和排行，所以這裡面恐怕也存在界面和學妖的問題；（2）即使這個公認存在了，它是否就可以作為標準？
而事實上，由於界面本身的多樣性，學妖的出現是必然的，必需的。所以我們討論學妖以及四姨太，不是為了消滅學妖和四姨太，而是在了解了當下學術運作機制的情況下，指出機制內部隱含的問題，從而完善機制本身。
我們不妨談幾個學妖與四姨太套用的案例，通過案例，可以把問題討論的更清楚一些。
劉華傑（2005-7-14）：現在研究生的導師一般被稱為boss，即老闆，外國、中國皆如此。這個boss相當於董事長還是總經理？可能兩者兼有。此說法在多年前，我還是首先從留學生那裡聽說的，後來國內也有了，而且發展迅速。
美國的科學“老闆”，喜歡招收印度、中國及俄羅斯來的學生，大量實驗室工作由學生來承擔，但做出成果首先是老闆的。這些學生平時一般自稱“打工的”。美國三院的手冊《怎樣當一名科學家》中的一個指示性舉例明確認可這種做法（見中譯本第36頁），這意味著大科學就是這樣運作的，“他比你先到”，他是老闆，他說了算。不過，學界老闆不能做得太過頭，不能成為簡單的“包工頭”和“轉包商”。抬頭看，中國各學科的包工頭式的人物已經有許多了。這些包工頭的主要職責努力實現四姨太效應（初期，或者進入新領域時），進而實現馬太效應，具體措施如：（1）用公款用大部分時間參加各種會議；（2）負責申請、指導、管理、驗收各類科研項目，或者擔任某某“基地組織”的主任、首席科學家；（3）參與評定學術獎勵並接受獎勵；（4）大量招生，用少量時間象徵性地從事一些研究工作，但署名的研究成果一般很多。
田松（2005-7-22）：的確，現在國內也是這樣。這種現象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憤怒，我原來在報社的時候，就曾經有一位相對基層的研究人員跟我講述其主管領導的某些行為。該領導有職有權有地位，總能拿到大項目，大課題。他自己不做，只是分下去，讓其他的研究員和研究生給他打工，他本人不但有絕對的經費支配權，發表文章也署名在前，儘管那些文章他甚至都看不懂了。她把這位領導稱為“學術地主”，和“包工頭”、“轉包商”的說法類似。這已經十年前的事兒了，現在的情況恐怕更為嚴重吧。這種現象可能會被某些人稱為學術腐敗，被另一些人稱為學術不端行為。但是，這種行為之所以出現，我想不應該僅僅歸結為“包工頭”和“地主”個人的道德問題。如果說這種現象不好，那么，它是否意味著我們現實的科學活動的運作機制出了什麼問題？
你剛才說，不能太過分。但是，過分的界限應該劃在什麼地方？比如說，如果地主們不在文章前面署名，他們的行為是否就是正常的？或者說，地主們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署名，在什麼情況下不可以署名？如果一位地主幾年不在文章前署名，他是否還可以安心地穩定地當他的地主？比如，每個單位都有類似的考評制度，教授每年要發表第一作者文章多少多少，連續幾年不能達標則如何如何。
我現在考慮，在我們講的故事裡，是否還應該有一個新的角色：學術明星或者學術能人。事實上，現在每個單位都希望包裝出自己的學術能人。比如現在競爭院士的位置，不僅僅是院士候選人個人的事兒，更是單位的事兒。每個單位都希望包裝出更多的學術能人，占據更多的兩院院士之類的位置。這樣的位置能夠幫助它們充分地實現四姨太效應。
至於充分利用四姨太而成功的例子，我記得以前你說起過一位學術帶頭人，現在從我們這個討論的角度，你是否有新的評價。
劉華傑（2005-8-13）：通過舉例，把社會學意義上的某種角色具體化，不但有一定的風險，而且可能縮小了想像的空間。我看還是不講出我的例子，而是希望讀者搜尋自己的例子，也歡迎對號入座。
田松（2005-8-13）：也許在我的這種比喻的框架下，不大會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四姨太。不過在我們當前這種科研資助的框架下，啟動四姨太效應可能是每個科研機構必然的策略吧。我們有太多的時間用在了填表上面。
學妖這個詞雖然我們也儘量地從中性考慮，恐怕也不會有人願意自我對號。還是你舉個例子，或者打個比方吧。
劉華傑：學妖的組織過程直接影響到“同行評議”的結果。舉個假想的例子：某重大水利工程項目是否要上馬（或者教育部的某個項目）？假定一開始“隨機”選擇200位專家（其中相當多是院士）進行項目可行性論證，經初步調查發現，正好一半專家支持上此項目，而另一半反對，可謂涇謂分明、旗鼓相當。
此時學妖A出面，重新組織“更科學、更合理”的同行專家隊伍進行“深入的”項目可行性論證。學妖A傾向於支持上此項目，因而他（她）的立場多少影響到其對同行專家的出場選擇。在第二輪投票中，同行專家數量仍然保持在200位，但人員略有變動，其中某些人退出某些人進入，投票結果為140：60，即贊成上此項目者明顯居上風。此項目的運作有了轉機。但是，此時學妖B出場，經他（她）運作，同行專家投票的結果為30：170，即反對上此項目者取得絕對優勢。再經過數年的科學論證。學妖C、學妖D、學妖N紛紛出場，最終此項目以100：0的乾淨結果通過上同行專家的論證，也就是說，大家[=學術界+X界]一致同意此項目立即上馬。
至此，該項目的可行性也業已得到“科學的充分論證”，這相當於一群科學家以科學共同體的名義為此項目“背書”，即以科學的名義、以科學家的職業信譽為該項目的合理性、合法性進行了擔保。在上述整個過程中，學妖的活動始終是隱而不顯的[按現象學的說法：不在場者，起著更大的作用]，但其作用卻是相當大的。我無意指責其中任何一個學妖做了不該做的事情，因為當代科學技術活動總是一定程度上需要學妖的角色，不是A就是B擔任此角色，而每個人都是有立場的、都是價值滲透的。
有些學妖的工作做得相當不錯，比如某某（考慮到誤讀的可能性，隱去真名）。
時代已經不可逆轉，我們並非想指責某些“學妖”或者“四姨太”，而是希望更多的人關注科學之社會運作的具體機制，讓人們爭做“好學妖”和“明智的四姨太”，而不是相反。離開了“學妖”的“四姨太”，當代科學就會瓦解。
田松（2005-8-13）：這個話題涉及的問題比較多，很多問題還需要更深入的討論。也許我們只是提供了一個入口或者一個視窗。這兩個概念雖然比較怪異，但是涉及的問題我想是嚴肅的。學妖這個概念可能比較玄，我覺得，從界面的角度，把學妖和麥克斯韋妖進行類比，對於理解這個概念是非常有幫助的。四姨太效應相對來說容易理解，把它和馬太效應對比著看，連起來看，會更顯直白。
2005年7月－8月
北京－長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