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絕對標準的狀態下思考並且負責任地面對生活中的一切變動和不確定,而不是簡單地否定掉和破壞掉一切。正如肖開愚在強調“中年寫作”的時候所說的那樣,“停留在青春期的願望、憤怒和清新,停留在不及物狀態,文學作品不可能獲得真正的重要性。”詩歌寫作如此,整個知識界又何嘗不是如此?(《求錯集》,“論壇的形成”,1998)
對於竹內好來說,“政治正確性”幾乎不具有意義。任何從先驗的預設進入的問題,與他都是虛假的;同時,任何基於現實事件的推理,也都是他所無法忍受的。他從一開始進入學界時就強烈地反對所謂“學者”立場,主張“赤手空拳”地面對問題,這包含著竹內好一生都不曾背叛過的工作倫理,這就是在理論思考和現實行動之間建立一個思想的空間,並且在這個空間工作。(《主體彌散的空間》,“在理論思考和現實行動之間”,2002)
溝口最有論戰性格的論文集當屬《作為方法的中國》和《中國的衝擊》,這兩部著作貫穿了一個基本的視野是,今天我們尚未建立有效解釋中國的模式,是因為我們沒有完成一個必要的步驟,就是揭示中國原理的特殊性,同時也把西方原理“特殊化”。西方並不等於世界,它的歷史解釋只適用於其自身。當我們建立了這樣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多元視野時,世界史才會形成。這就是“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
溝口曾經說過,李卓吾走在他的時代前面。我相信這也是溝口雄三的命運。他領先於我們這個時代一步,我們看得見卻無法趕上。也許有一天世界史翻轉現有的格局,知識人不得不重新尋找精神營養,那時我們才能理解,過早失掉了溝口先生,對我們意味著什麼。(《送別溝口先生》,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