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成就
傳世作品有嘉靖三十八年(1559)作《梅石水仙圖》軸,款署“嘉靖己未冬月孫枝”、萬曆十五年(1587)作《五湖釣叟圖》卷、十八年(1590)作《攜琴訪友圖》軸,現藏故宮博物院;隆慶五年(1571)作《九龍山居圖》卷、萬曆十六(1588)作《清溪放棹圖》軸,藏北京市文物局;萬曆七年(1579)作《溪山秋意圖》軸,款署“萬曆己卯秋日吳郡孫枝寫”,藏上海博物館;二十三年(1595)作《踏雪訪友圖》軸,款署“萬曆乙未九月吳郡孫枝寫”,藏蘇州市博物館;三十五年(1607)作《山水圖》扇頁,著錄於《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從藝活動約在嘉靖、萬曆間。款識:吳郡孫枝寫。萬曆二十年(一六零一)嘗作愛荊圖卷;《移居圖》由吳郡孫枝畫與款識,藏秦嶺珍藏閣;《無聲詩史、明畫錄、珊瑚網、式古堂書畫匯考、榆園畫志》。
藝術傳承
孫枝的藝術風格絕大多數受明代吳門畫派的影響,既繼承了前代優良的繪畫技藝又發展了吳門畫派的繪畫藝術。畫面注重大型寓意寫真,水墨工筆並舉的技法在其大型山水人物畫卷中大顯風範。
明朝前期,以宮廷畫和浙派繪畫為主,中期吳門畫派興起,成為畫壇旗幟,晚期董其昌為畫壇領袖。文人畫全面占領畫壇,是這一時期中國繪畫發展的主要脈絡。隨著封建王朝的沒落,宮廷繪畫也隨之式微,不再居於畫壇領導地位。文人畫發展成為中國繪畫的主流,傳統的繪畫“成教化,促人倫”的社會作用觀念,逐漸被“怡情適性”、“寄興自娛”所代替,因而使水墨寫意的山水、花鳥畫獲得特別的發展,相比之下工筆畫與人物畫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由於社會矛盾複雜,城市經濟迅速發展,使地域性的繪畫派別紛紛出現。晚明成批的妓女、侍姬畫家的出現,表現出封建束縛下婦女的才華,但也反映了社會的進一步腐朽沒落。隨著海上交通的發達,促進了中外繪畫交流。日本畫僧雪舟等曾來中國學習,中國畫僧也曾東渡日本;明末歐洲傳教士來華,同時帶來了西方繪畫。
一、傳統宮廷畫的最後光輝
明代沒有正式的翰林圖畫院,但組織了大批的畫家為宮廷服務。洪武初期,畫家臨時奉詔入宮,隨意授以職銜。如沈希遠為朱元璋畫像稱旨,授中書舍人。陳遠同樣為朱元璋畫像稱旨,則授以文淵閣待詔。當時主要任務是為皇帝畫肖像(有沈希遠、陳遠、孫文宗、陳■等)和為皇宮及皇室寺院畫壁畫(如周位、盛著、卓迪、上官伯達等)。畫家大部分來自江浙地區,畫風各隨原來面貌。由於朱元璋的個性猜忌,趙原和盛著竟以畫“不稱旨”被處死,周位則“以讒死”,使明代的宮廷畫家們,不敢大膽地放手創造,影響了宮廷畫的發展。宣德至弘治(1426—1505年)時期,由於宣宗朱瞻基、憲宗朱見琛、孝宗朱佑樘均好繪畫,其本身也能作畫,遂使宮廷畫盛極一時,出現了一批有成就的宮廷畫師。這時畫家多安置在仁智殿、武英殿、華蓋殿等處,準備隨時奉詔,並授以錦衣衛鎮撫、百戶、千戶、指揮、都指揮等武職官銜。錦衣衛本為皇帝的禁衛儀仗,後成為特務組織,聲名狼藉。畫家授以錦衣衛各級職銜,是為了便於領取俸祿(錦衣衛無常員,可以隨意安置)和接近皇帝,隨時聽召。嘉靖以後,隨著明帝國的衰落,宮廷繪畫也跟著衰落了。
明代宮廷人物畫多繼承南宋宮廷歷史故事畫風,內容大都與王朝的政治需要有關。現存的宮廷人物畫中,題材多稱頌前代聖主賢臣,以及描寫宮中行樂等。重要的畫家有:倪端,字仲正,宣德時召入宮中,作品有《聘龐圖》,描寫三國時劉表延請龐德公故事。商喜,字惟吉,宣德中授錦衣衛指揮,作品有《關羽擒將圖》,描繪三國時關羽水淹七軍活捉龐德故事。劉俊,字廷偉,官錦衣都指揮,作品有《雪夜訪普圖》,畫宋太祖趙匡胤私訪趙普故事,宣傳半部《論語》治天下。謝環,字廷循,宣德時為錦衣衛指揮,作品有《杏園雅集圖》,描繪當時在朝官吏楊一清等人的一次集會,是一幅群體肖像畫。
宮廷山水畫主要繼承南宋馬遠、夏圭的風格,並參以北宋郭熙等技法。重要畫家有:李在,字以政,宣德時與謝環、石銳、倪端同時被皇帝恩寵,待詔仁智殿,作品有《闊渚晴峰圖》等。王諤,字廷直,弘治時供事仁智殿,曾被孝宗朱佑樘譽為“今之馬遠”,可見其畫風與馬遠十分接近,但較之馬遠平穩、完整而細膩,作品有《江閣遠眺圖》等。朱端,字克正,正德間以畫士直仁智殿,後授錦衣指揮,畫風學郭熙,作品有《煙江遠眺圖》等。
宮廷花鳥畫在宋代畫院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創造了多種風格,在整個明代宮廷繪畫中,是成就最高的,著名的畫家有:邊景昭,字文進,永樂時入宮為武英殿待詔,擅長工筆花鳥畫,“妍麗生動,工致絕倫”,“花之嬌笑,鳥之飛鳴,葉之反正,色之蘊藉,不但勾勒有筆,其用筆墨無不合宜”。作品《竹鶴圖》,畫竹林中兩隻白鶴,悠閒徜徉,不惟造型準確、體物入微,且能表現出軒昂氣宇的神態,且設色鮮明,對比強烈,竹鶴穿插,層次分明。較之南宋的花鳥畫,在富貴明麗中,更突出渾樸端莊氣象。孫隆,號都痴,宣德間為翰林待詔,常陪侍宣宗朱瞻基作畫。善畫花鳥草蟲,以色代墨,隨意點染,不用勾勒,簡括而放縱,逸筆草草,使神形具備,稱“沒骨法”,自與宋代徐崇嗣的“沒骨法”不同,在當時花鳥畫中獨樹一幟。作品有《花鳥草蟲圖》、《花石游鵝圖》等。林良,字以善,廣東南海人。少年時家貧,曾充當奏事雜役,因畫而知名。英宗時應召入宮,授工部營繕所丞,直宿仁智殿,後由錦衣鎮撫、百戶直升到指揮。林良早年曾學習畫山水、人物,後來以花鳥專門,存世最多的是他的水墨寫意花鳥畫作品,“隨意數筆,如作草書,能脫俗氣”,“取水墨為煙波出沒鳧雁嚵唼容與之態,頗見清遠。運筆遒上,有類草書,能令觀音動色”。喜畫鷹,威猛有勢,多為絹本立軸。故宮博物院收藏他《灌木集禽圖》卷為紙本水墨,略施淡彩。在灌木雜草叢生的水沼邊,眾鳥聚集,或振翅奮飛,或覓食尋宿,或追逐相親,或歡呼跳躍,各盡姿態。加之枝條搖拽,草葉飛翻,形成一片熱烈景象。其用筆隨意揮寫,概括簡略,似不經意而謹嚴不失法度,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完美統一。在發展中國水墨寫意花鳥畫上,林良是一位繼往開來的大師。呂紀,字廷振,浙江寧波人。弘治間被薦入宮,供事仁智殿,授錦衣指揮。其為人恪守禮法,敦誠信義,很受士大夫們歡迎。同時作品多所寓意,又得孝宗器重,說:“工執藝事以諫,呂紀有焉”。他的花鳥初學邊景昭,繼承五代以來黃鑒的手法,以精細、工細、設色濃艷見長,而運筆、章法又吸收南宋馬、夏的粗豪險勁的特點,遂形成自己的風格。代表他工筆的花鳥畫作品有《桂菊山禽圖》等。他同時也擅長水墨寫意花烏,曾私淑林良,同造化境。作品《殘荷鷹鷺圖》,描寫秋日荷塘,蒼鷹襲來,眾鳥驚散。鷹之搏擊,眾鳥之倉皇驚懼,風吹葦動,敗荷翻飛,繪聲繪色,妙趣橫生,無不扣人心弦。作者把握住禽鳥的自然特徵,加以人格化個性化的渲染,強化了主題內容的感人力量。林良和呂紀在明代宮廷花鳥畫中,如雙星輝映,後世並稱為“林、呂”,故畫壇諺語云:“林良、呂紀,天下無比”,代表了明代宮廷繪畫的最高成就。
二、戴進、吳偉及其派別
當明宮廷繪畫興盛的時候,與之共榮的有以戴進為首的浙派畫家,由於他們的畫風相近,畫史上並稱為“院體浙派”。戴進(1388—1462年),字文進,號靜庵、玉泉山人,錢塘(今杭州)人。少年時曾為鍛工,鑄造金銀器皿,後習繪事,名聞江南。宣德間曾被薦入宮,受宮內畫家妒忌排擠,終未被錄用,後回江南以賣畫為生,聲名更甚,因而有關他入都被讒事,傳說愈演愈奇。戴進的繪畫,技巧熟練精湛,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其山水畫,以馬、夏畫風為基礎,同時吸收了董、巨的技巧,筆跡遒勁疾迅,墨色淋漓,形式風格,變化多樣。代表作品有《渭濱垂釣圖》、《風雨歸舟圖》、《春山積翠圖》等。人物畫較多道釋題材,及前代聖賢、隱逸故事。多用鐵線描,間亦用葉蘭描法。《鍾馗夜遊圖》則用“蠶頭鼠尾”描法,行筆頓挫有力,更具特色。其它人物畫作品有《達摩至惠能六代祖師圖》、《南屏雅圖》、《三顧草廬圖》等。花鳥畫有工筆設色的《葵石蛺蝶圖》,水墨寫意的《三鷺圖》、《墨松圖》,二者結合的《耄耋圖》等,技法和風格有多種。由於他工力深厚,才華出眾,在當時頗受畫壇的推許,即使到後來文人畫風靡的時候,院體浙派畫家受到攻擊,人們也仍然佩服他。其中排斥最力的畫壇領袖董其昌見了他的作品,也不得不讚譽說:“國朝畫史以戴文進為大家”。在戴進的身後,有一大批追隨者,一時有“浙派”之目。其中吳偉、張路、蔣嵩等成就最高。
吳偉(1459—1509年),字次翁,號小仙、江夏(今武昌)人。幼失怙,家貧寒,而喜繪畫,後以此成名。弘治時曾兩次被詔入宮,待詔仁智殿,授錦衣鎮撫、百戶,很得憲宗朱見琛寵信,賜“畫狀元”印和居第,聲名更甚。其為人“性戇直,有氣岸,與俗寡偕”。又好酒使氣,“性自是,不受羈絆”,“出入掖庭,奴視權貴”,因此受到公卿們的攻擊,兩度離開宮廷到南京。武宗朱厚照即位,再次召他入宮,還未上路,劇飲中毒而亡。吳偉的繪畫近受戴進影響,遠承馬、夏遺風,而更加放縱,筆墨豪爽勁健如其為人。山水喜作大幅,濃墨大筆,氣勢豪粗,如《溪山漁艇圖》,縱270.8厘米,橫173.5厘米。然而他也能作細筆,人物白描,秀雅可愛,有元人韻致。如《鐵笛圖》、《子路問津圖》等。追隨吳偉畫風的畫家,稱為“江夏派”。
以戴進為首的浙派,和以吳偉為首的江夏派,以及宮廷中的畫師們,曾經盛極一時,自吳門畫派興起之後,他們的畫風逐漸受到批評,特別是董其昌等人的批評更為尖銳。主要是他們的筆墨過於放縱,缺乏蘊藉含蓄,也流於習氣,而這些畫家們,大都是出身低微的職業畫師,不入“仕流”,故而受到文人們的輕視。
三、吳門四家與吳門畫派
隨著經濟的發展,明代中期的蘇州(古稱吳門)成為重要的手工業和商業城市,它的繁榮為吳門畫派的興起提供了物質基礎。明初以來,江南士大夫階層累遭政治上的打擊,為了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以“清高”、“不求仕進”為慰,採取了優遊林下、詩酒書畫自娛的生活方式。這為吳門畫派的出現、準備了人才和條件。在沈周出現之前,楊基(字孟載)、張羽(字來儀)、徐賁(字幼文)、陳汝秩(字惟寅)、陳汝言(字惟允)、趙原(字善長)等,均為蘇州地區文人,同時擅長畫山水和枯木竹石,寄託悠閒平靜、沖淡清雅的情致。他們的繼承者有劉珏(字廷美)、杜瓊(字用嘉)、趙同魯(字與哲)、謝縉(字孔昭)、馬琬(字文璧)等。由於這些吳派的先驅將元代興盛的文人畫延續和播種在蘇州地區,成就了沈周、文徵明成為一代畫壇宗師。吳門地區也有受南宋李唐、馬遠、夏圭影響的畫家,如王履和周臣。王履曾以創作《華山圖》而著名,周臣則為職業畫師,他所教導的兩位學生,唐寅和仇英,名與沈、文相齊,畫史把他們並稱為“吳門四家”,名傾天下。
沈周(1427—1509年),字啟南,號石田、白石翁,從小受家庭薰陶,父恆吉、伯貞吉,均 寄興於詩畫,不曾做官。沈周同時師事陳寬(陳惟允之子)、趙同魯、杜瓊、劉珏等,亦受其影響。沈周不曾出仕,為人寬厚,優遊林下,以詩畫為樂,深受士大夫們的尊敬。繪畫以山水為主,兼作花鳥,繼承了宋、元時期董、巨、黃、吳四家傳統而有所創新。早年筆法較細和繁密,深得王蒙之法,如《廬山高圖》。此畫是為其師陳寬祝壽而作,山勢雄偉富於想像,以比擬其師的崇高品德。中年以後,擴為粗筆禿鋒,筆力雄壯,圓潤而簡括,形成自己的風格。《夜坐圖》,畫山中茅屋,一個秉燭夜坐,抒發世上“人喧未息”的感慨。他的山水畫作品,無論是以江南名勝風景為依據的作品,還是自己想像構思出來的意境,都表達出士大夫們對閒適生活的思想追求,於靜中求美,抒發出清心寡欲、高舉遠引的情懷。沈周的傳世作品很多,著名者有《東莊圖》冊、《滄州趣圖》卷等。
文徵明(1470—1559年),初名壁,字征明,後以字行,更字征仲。他是沈周的學生,早
年潛心藝術,不曾仕進。54歲時曾被薦入宮,授翰林待詔。未及四年,便自求退職回鄉,專心從事詩文書畫的創作。晚年聲望愈高,向他求畫者,車馬盈門。而其為人,謹慎沖和,於藝勤奮刻苦,孜孜不倦,詩文書畫,不激不怒,體現著他的人品性格。其繪畫風格也多樣,小青綠山水及水墨枯木竹石蘭草兼而有之,主要師法趙孟俯\。筆致和平清遠,情調蕭疏幽淡。山頂的平台,濃密的小葉苔點等特點,則師法元四家,融匯成自己的風格。有時他也放筆作水墨寫意山水,但也控制得法,不太顯露鋒芒。因這類作品較少,與沈周的早年細筆一樣,故收藏家有“粗文細沈”之說,得此彌足珍貴。代表“粗文”的作品有《寒原宿莽圖》、《古木寒泉圖》等,代表“細文”的有《江南春圖》、《真賞齋圖》等。他也能作人物,多為山水中作點景用。獨立的人物畫作品,有《湘君湘夫人圖》,線條細勁如遊絲,造型古樸典雅。唐寅(1470—1523年),字子畏,又字伯虎,號六如居士。與文徵明、祝允明、張靈、徐禎卿友善,為吳中才子。青少年時,讀書求學,29歲舉南京應天鄉試,獲第一名解元。曾刻有印章“南京解元”和“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在書畫作品中使用,其倜儻自許如此。不意次年入京會試時,因考場“鬻題受賄”一案,無辜受到牽連,不但受到嚴刑杖責,而且被永久取消功名資格。這一打擊,使他飽嘗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痛苦。自此就採取了放浪形骸、玩世不恭的生活態度。他的一生,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悲劇的一生。唐寅的繪畫,透過他的老師周臣,主要繼承了南宋李唐的造型用筆方法,同時又遠溯李成、郭熙,並把自己在詩文方面的修養體現在作品中,因而有“出藍”之譽,為應付四方求畫者,往往請老師代筆。儘管他放懷不羈,然創作勤謹,短短的一生,作品不少。山水畫有《山路松聲圖》、《女幾山圖》、《事若圖》等。他的人物畫作品,多取材下層妓女生活,對她們不幸的遭遇寄予一定同情,也表現出他對封建道學的嘲弄。技法則繼承唐張萱、
周昉的造型。作品有《陶谷贈詞圖》、《李端端乞詩圖》、《王蜀宮妓圖》等。《秋風紈扇圖》畫一女子抱扇立於秋風中,並題詩曰:“秋來紈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傷。請託世情詳細看,大都誰不逐炎涼。”當是他身世遭際的切身體會。
仇英(生卒未詳),字實父,號十洲,原籍太倉,寄居蘇州。出身漆工。兼畫建築彩畫,後棄工專學繪畫,從師周臣,又得文徵明父子的鼓勵指授。他擅長臨仿古畫,可以“亂真”,曾被收藏家項元汴、陳官延聘至家中,專門臨摹,全補古代名家作品和創作。由於他天資穎悟、刻苦用功,從臨摹複製古畫中,廣泛地吸取前代大師的技法技巧,融匯到自己的創作里,所以很受文人們的器重,認為他的作品“秀雅纖麗,毫素之工,侔於葉玉”。他最擅長的是工筆重彩的人物畫和青綠山水畫。突出成就表現在纖細精巧艷麗中,能得古樸淡雅的意趣。所以前人評價認為,其人物“發翠毫金,絲丹縷素,精麗艷逸,無慚古人”,“神采生動,雖(周)昉復起,未能過也。”山水則是“趙伯駒後身”。代表作品有《玉洞仙源圖》、《桃源仙境圖》、《劍閣圖》、《蘭亭修禊圖》、《春夜宴桃李園圖》、《金谷園圖》等。他也能作水墨寫意人物和白描人物,作品如《羲之書扇圖》等。
沈周、文徵明的學生、子侄及追隨者很多,他們大都能詩善文,使吳門畫派壯大成一股潮流,影響到以後明、清兩代的繪畫史進程。其中重要畫家有文彭、文嘉、文伯仁、陸治、陸師道,王谷祥、錢穀、陳淳、周天球、★孫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