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此詩作於公元426年(元嘉三年),詩題中“始安郡”即今廣西桂林,延之曾在此任太守,“都”指當時的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張湘州”即湘州刺史張劭,“巴陵城樓”即今之岳陽樓。先是,公元422年(永初三年),延之受權臣徐羨之排斥,出為始安太守,道經汨潭,與張劭有過一段交往,並作《祭屈原文》、《祭虞帝文》,借憑弔古代聖賢,以抒發自己遭受忌疑而被放外任的悲憤情懷。兩年後(公元424年,即元嘉元年),文帝劉義隆即位,至此年,文帝誅徐羨之等,征顏延之為中書侍郎。延之在返京途中,又與張湘州相會,和他共登岳陽樓,並寫下了中國詩歌史上第一首詠岳陽樓的詩。

作品信息
【名稱】《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年代】南朝
【作者】顏延之
【體裁】五言詩

作品原文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
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
經途延舊軌,登闉訪川陸。
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
卻倚雲夢林,前瞻京台囿。
清氛霽岳陽,曾暉瀾澳
淒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
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
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
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作品鑑賞

此詩作於公元426年(元嘉三年),詩題中“始安郡”即今廣西桂林,延之曾在此任太守,“都”指當時的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張湘州”即湘州刺史張劭,“巴陵城樓”即今之岳陽樓。先是,公元422年(永初三年),延之受權臣徐羨之排斥,出為始安太守,道經汨潭,與張劭有過一段交往,並作《祭屈原文》、《祭虞帝文》,借憑弔古代聖賢,以抒發自己遭受忌疑而被放外任的悲憤情懷。兩年後(公元424年,即元嘉元年),文帝劉義隆即位,至此年,文帝誅徐羨之等,征顏延之為中書侍郎。延之在返京途中,又與張湘州相會,和他共登岳陽樓,並寫下了中國詩歌史上第一首詠岳陽樓的詩。
“江漢”四句寫岳陽樓的地理位置和它磅礴的氣勢。《左傳》載楚昭王語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奠即定。南服,即南方。長江、漢水交織分流於故楚之地,衡山、巫山屹立在南方。這兩句以“登高懷遠”的手法,顯示出岳陽樓遼闊的背景,以遠方著名的山水遙遙烘托出它地當衝要。三湘,原指江、湘、沅,這兒指洞庭湖南北、湘江流域一帶。牧,指郊外。沅湘之水波翻浪疊,匯入洞庭湖;雲夢七澤,滋潤著荊州郊野。這裡,作者的筆觸已經收縮到洞庭區域,以沅、湘、雲夢、荊州逐步突出岳陽樓的具體位置。四句寫景,卻有三句寫水,渲染出“水國周地險”的特點。後世登岳陽樓之作,如杜甫“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陽樓》),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也都以善於描摹水勢著稱,這未必不是受了此詩的啟發。
“經途”八句,始進入城樓具體環境的描寫。詩人途經岳陽,有幸與老友張劭登上曲城,訪覽山水名勝。城樓四周均為綠水環繞,地勢高峻,舉目望去,山重水複。遠處有雲夢故地的茂林為之倚靠,近處有高台囿圃引人注目。適逢雨過天睛,整個岳陽彌滿著清新幽馨之氣;層層的太陽光輝,照得湖面浮光躍金,煞是可愛。詩人寫岳陽樓,基本上沒有寫樓本身的建構、形狀,而著重於登樓後的所見,共三個層次。第一層是遙遠的大背景:江、漢、衡、巫,這與其說所見,倒不如理解為所思;第二層是基本可感的中背景:三湘、洞庭、七澤、荊牧,既有所見又有所思;第三層是可見的小背景,如彎曲重疊的城門,別致的園囿。這三層的寫景由大到小,層層縮小,愈益明朗突出,頗得步步逼進之妙。至於“清氛”兩句,則已從所見寫到所感,為下文直接抒發感情做了充分的鋪墊,正所謂寫到最佳處,引出悲苦情。
“淒矣”八句集中寫所感。開頭兩句變換了基調,遠風吹來,仿佛勾起了淒涼之意;目極千里,不由得悲慨萬端。悲從何來呢?接下二句寫樂極生悲的原因:“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由遙遠的空間聯想到悠久的時間,由自然聯想到歷史,由山水聯想到人物,詩人思想升華了,景物的內涵也深化了。這岳陽樓,是眼前縱目遠眺的立足點,又是歷史變遷發展的觀察點。人類自從產生以來,就經歷著各種曲折波濤,在往還起伏中掙扎、抗爭、前進;平靜而多變的自然景色不僅是它的見證,而且它本身也經歷了這種不可抗拒的磨難。接著,作者由生命本體的哲理思考推演出人生的抉擇:“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清人聞人倓以為,“言萬古百代,存者沒者,寧可數計,至竟何人為可法耶!翹企耿光,惟在明淑之士而已。”(《古詩箋》)延之為人狂放,敢於肆意直言,每犯權要,可見“炯介”之節、“明淑”之性,亦是其平生所持。所以這二句看是企慕古人,其實是“夫子自道”。最後兩句承上,道出了詩人的人生志向:“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王充《論衡》云:“上世之人,質樸易化”。作者寧願歸隱山林,親植桑竹,過那種質樸自然的生活。這與“桃花源”的古樸生活“桑竹垂余陰,菽稷隨時藝”(陶淵明《桃花源詩》),可謂如出一轍。雖然陶淵明果斷地進入了這種生活,而在顏延之僅僅是一種構想,是在渾樸的自然景象下的一時感慨,但讀者也應該看到,這兩句詩里畢竟包含著延之對陶潛生活道路的一種認同。史載他與陶淵明情款誼篤,延之出任始安太守時,曾“道經潯陽,與陶潛留連酣飲”(《宋書·陶潛傳》),淵明在席間曾勸告他“獨正者危,至方則礙”,而要保持這種“方”、“正”,就必須“卷舒”隱居。這給延之以很深的影響。公元427年(元嘉四年)陶淵明去世後,延之為撰誄文,還特別提到了談這段話時的情景。因此,“歸來藝桑竹”的“渴望”,雖然最終未實現,但又是十分真誠的。
此詩之所以有此高古雄渾的境界,亦是由於延之胸中有這一點“真誠”在。
這首詩結構嚴謹,由遠景至近景,由景入情,層次非常明晰。全詩氣勢開闊,寄託遙深,既可見詩人筆力的雄勁,又可見其胸次的高朗。

作者簡介

顏延之(384—456年)晉宋間文學家。字延年。祖籍琅邪臨沂(今屬山東)人。東晉末,官江州刺史劉柳後軍功曹。劉裕代晉建宋,官太子舍人。少帝時,出為始安太守,文帝時,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所以後世也稱他為“顏光祿”。顏延之和陶淵明私交甚篤,在當時的詩壇上聲望很高,和謝靈運並稱“顏謝”,但成就不如謝靈運。他的詩凝鍊規整,喜歡搬弄典故,堆砌辭藻,往往缺乏生動的情致。其詩較為人們所稱道的是《五君詠》五首。他的《赭白馬賦》,對後來許多詠馬詩都曾產生過影響。他的存世作品,明代張溥輯為《顏光祿集》,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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