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別帶了八十五歲的父親去聽。從小聽他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老人想必喜歡。
遙遠的十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楊四郎家人一一壯烈陣亡，自己被敵人俘虜，娶了敵人的公主，在異域苟活十五年。鐵鏡公主聰慧而善良，異鄉對兒女已是故鄉，但四郎對母親的思念無法遏止。悲劇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潛回宋營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鬥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衝突之間，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對母親痛哭失聲：“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父親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父親十六歲那年，在湖南衡山鄉下，挑了兩個空竹簍到市場去，準備幫母親買菜。路上碰見國民黨政府招兵，這十六歲的少年放下竹簍就跟著去了。此後在戰爭的炮火聲中輾轉流離，在兩岸的鬥爭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見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他的眼淚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緊握著他的手，不斷地遞紙巾。
然後我發現，流淚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白髮老人也在拭淚，隔座陪伴的中年兒子遞過紙巾後，將一隻手環抱著老人瘦弱的肩膀。
謝幕以後，人們紛紛站起來，我才發現，啊，四周多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裡還有淚光。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是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沉默中仿佛已經交換了一組密碼。曲終人散的時候，人們正要各奔東西，但是在那個當下，在那一個空間，這些互不相識的人變成了一個關係緊密、溫情脈脈的群體。
在那以後，我陪父親去聽過好幾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會遇見父老們和他們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場靈魂的洗滌，感情的療傷，社區的禮拜。
從《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頂似的發覺，是的，我懂了為什麼《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兩千年仍讓人震撼，為什麼《李爾王》在四百年後仍讓人感動。
文化，或者說，藝術，做了什麼呢？
它使孤獨的個人為自己說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義。少小離家老大失鄉的老兵們從四郎的命運里認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處境，認出了處境中的殘酷和荒謬，而且，四郎的語言——“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為他拔出了深深扎進肉里無法拔出的自責和痛苦。藝術像一塊沾了藥水的紗布，輕輕擦拭他靈魂深處從未癒合的傷口。
文化藝術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他發現，他的經驗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體的經驗，他的痛苦和喜悅，是一個可以與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悅。孤立的個人因而產生歸屬感。
它使零散的、疏離的各個小撮團體找到連結而轉型成精神相通、休戚與共的社群。“四郎”把本來封鎖孤立的經驗變成共同的經驗，塑成公共的記憶，從而增進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會的文化認同。白髮蒼蒼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兒女，或者對這段歷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經歷過“四郎”之後，已經變成一個擁有共同情感而彼此體諒的社會。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而公民社會，因為不依賴皇權或神權來堅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黏合劑。
作品鑑賞
這是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一篇關於親情的散文，她以女性獨特而細膩的視角觀察著父親和與父親一樣的老人們——少小離家的老人們，在一出《四郎探母》之後的心理波動。老人們因四郎的一句台詞“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而老淚橫流，是四郎讓他們想起那一生不曾再見到的，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十六歲離家，如今已經年逾古稀，對親人、對家鄉、對大陸的思念，縈繞於老人心頭幾十年。也許他們也曾經在某個夜裡因為想家而暗自垂淚，而今天一曲《四郎探母》觸動了他們情感的閘門，蓄積幾十年的情感終於得以宣洩。作為子女面對淚流滿面的父親，他們無法用言語來安慰，因為語言的蒼白；他們能做的就是緊緊握住父親的手，或者輕輕攬住老人瘦弱的肩膀，默默地給予他們關懷和理解。文章到此歌頌的是親情的力量，但是文章卻在開頭埋下伏筆，作者引這齣戲是為了解釋“文化為什麼重要”。這就由淺層次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或者說以小見大。作者緊接著提出問題：“我懂了為什麼《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兩千年仍讓人震撼，為什麼《李爾王》在四百年後仍讓人感動。文化，或者說，藝術，做了什麼呢？”作者再把筆力集中到由此引發的對文化問題的思考與探索上，最後回答了開篇提出的抽象的哲學命題“文化為什麼重要”，指出其根本的原因在於“文化的力量”。在這篇簡短的文章中通過運用“以小見大”的寫法，在作者的自如的開闔中完成了對文化作用的探討：“文化藝術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它使零散的、疏離的各個小撮團體找到連結而轉型成精神相通、休戚與共的社群”、“文化便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黏合劑”。讀後，既令人感動不已，也令人驚訝不已、讚嘆不已。
作者介紹
龍應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於台灣高雄，1974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後赴美深造，攻讀英美文學，1982年獲得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後，一度在紐約市立大學及梅西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灣，先在中央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後去淡江大學外國文學所任研究員。1984年出版《龍應台評小說》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稱之為“龍捲風”。1985年以來，她在台灣《中國時報》等報刊發表大量雜文，小說評論，掀起軒然大波，成為知名度極高的報紙專欄作家，以專欄文章結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銷售20萬冊，風靡台灣，是80年代對台灣社會發生巨大影響的一本書。1986年至1988年龍應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專心育兒。1988年遷居德國，開始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開台灣文學課程，並每年導演學生戲劇。1988年底，作為第一個台灣女記者，應蘇聯政府邀請，赴莫斯科訪問了十天。1996年以後龍應台不斷在歐洲報刊上發表作品，對歐洲讀者呈現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見解，頗受注目。自1995年起，龍應台在上海《文匯報》“筆會”副刊寫“龍應台專欄”。與大陸讀者及文化人的接觸，使她開始更認真地關心大陸的文化發展。在歐洲、大陸、台灣三個文化圈中，龍應台的文章成為一個罕見的檔案。現定居德國法蘭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