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經內容
據遼鹹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志延所撰《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載稱，這部藏經共579帙，千字文編次天字到滅字。以前並未發現有流傳的印本，直到1978年修理山西應縣木塔時，才在塔中發現50軸殘卷；圖捲軸本版式為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也有每行字數較為一致的經卷，如《大法炬陀羅尼經》卷13，“靡”字號，每行均為17字）。
歷史意義
《契丹藏》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佛教文化典籍，它的刊印與流布是遼代中晚期社會文化與宗教活動中的一件大事。涿州歧溝關天王院遺址出土的《新贖大藏經建立香幢記》刻石的題記文字，透露了有關刊印大藏經的一些信息，為研究遼代燕京地區的歷史和寺院經濟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有關石刻
河北省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徵集到一件遼代刻石，其題記文字為研究當時燕京地區的歷史和寺院經濟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特別是其中關於遼代大藏經（即《契丹藏》）的一些信息，更是彌足珍貴。
一、刻石概況
從形制和內容上看，此石屬紀事類經幢，刊立於遼道宗鹹雍四年（1068年）。出土時經幢的天蓋與基座俱失，僅存幢身。幢身為漢白玉石質，高67厘米，直徑31.5厘米；八棱形，其中大面寬15.5厘米，小面寬10厘米。幢身八面皆刻有文字，均為正書，豎排。首面額題“奉為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皇帝特建香幢”22字，字徑約5厘米。第二面至第七面為題記、題名與免稅田畝的數量及界至，計29行，每行20至30字不等，字徑1厘米左右。第八面為經文，首題“燒香真言曰”5字，真言（經文）3行，共38字，字徑2厘米。題記文字為（圖一）：
大遼國涿州范陽縣歧溝關天王院大眾等，各舍淨財，贖雜寶大藏經，圓滿周畢。欲集英鑒，具列如後：首座曉能曉倫曉寂講經律弘幽曉進曉俊誦經曉?□□曉臨弘淨道□法俊講經律論方□前監寺觀尚座講論□□法□□□講論弘賓弘紀弘晟道□□□□□講經論道□弘□□□講經弘關講經迫祥院主道信□□道□道□講經弘遠弘源弘清□□□□寺講經論沙門曉□書□□□劉司□□鹹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稅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贖大藏經建立香幢記（以下為免稅田畝方位、坐落及數量的具體明細，近600字，字多漫漶，略去不錄。）
這件佛教石刻的撰文與書丹均出於釋子之手，從文章和書法的角度看，不僅記文粗略，而且筆力稚拙，書寫也不循行款，實無佳處。然而可喜的是，幢記中關於涿州范陽縣歧溝關天王院僧眾在遼鹹雍四年六月舍財“新贖大藏經”、“圓滿周畢”，與當時政府以免徵田稅的辦法籌資刊印大藏經的政策，為我們今天了解距今900多年前著名的《契丹藏》是如何刊印、流布的，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件《新贖大藏經幢》（為敘述方便，筆者暫定此名）是繼現存於北京西山大覺寺的鹹雍四年《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碑》[1]之後，第二件與《契丹藏》有關的遼代刻石，而且其文獻意義並不遜於前者。
為了深入了解這件石經幢的價值，有必要對《契丹藏》及其研究情況，先做一點簡要的敘述。
二、關於《契丹藏》
《契丹藏》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佛教文化典籍，它的刊印與流布是遼代中晚期社會文化與宗教活動中的一件大事。據上文提到的《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碑》碑文記載，《契丹藏》凡579帙，如果以每帙為10卷計算，共有5790卷。其實《契丹藏》是後世對遼刻佛教典籍的稱謂，以別於歷史上其它朝代的藏經之刻，而在遼代，則統稱之為“大藏經”。
所謂大藏經者，即佛學經典的總集，也叫做“一切經”。有關學者研究認為，藏經之刻首創於北宋太祖開寶年間（968～976年），後世稱之為《開寶藏》，可惜這部藏經已佚，目前所存殘帙不足10卷，其具體的經目已難以考
出[2]。繼《開寶藏》之後，便是遼代所輯刻的《契丹藏》了。
關於契丹大藏經雕印的具體時間，諸多研究者曾一度眾說紛紜。葉恭綽《歷代藏經考略》以為：“約為遼興宗（1031～1055年）迄遼道宗時（1055～1101年）。”[3]羅?先生認為：“《契丹藏》雕印年代始自遼興宗重熙年間，終於遼道宗鹹雍四年（1068年）。”[4]據遼南京（今北京）著名僧人覺苑所述，興宗命遠近蒐集的佛經都要付雕印，並需詳勘，覺苑因此參與了校勘。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遼興中府建靈岩寺，曾購得藏經一部收藏，以廣流通（耶律劭：《靈岩寺碑銘》），說明當時《契丹藏》已經初步印行。道宗時仍繼續搜羅佛經，校勘入藏，即《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碑》所載：鹹雍四年（1068年），“今優波賽南陽鄧公從貴……又五十萬及募同志助辦印大藏經凡五百七十九帙，創內外藏而龕措之”[5]可為印證。此外，羅?先生認為：“契丹藏前後有‘統和本’與‘重熙—鹹雍本’兩個版本。‘統和本’共五百零五帙，編校主持人詮明，目錄為《開元釋教錄》及詮明所撰《續開元釋教錄》三卷；‘重熙—鹹雍本’共五百七十九帙，編校主持人可能即是覺苑，目錄是其太保大卿師（可能即覺苑）所撰的《契丹藏》入藏錄。”[6]據羅?先生之考證，則清水院之“大藏經凡五百七十九帙”實為《契丹藏》的重熙—鹹雍本。另據《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碑》“燕京右街檢校太保大卿師賜紫沙門覺苑，玉河縣南安窠村鄧從貴合家承辦永為供養”的款識[7]，可確證“重熙—鹹雍本”大藏經確為覺苑編校和主持雕印，而最後完成的時間應該是遼道宗鹹雍年間。這一點，此次新發現的《新贖大藏經幢》亦可做輔證。
《契丹藏》失傳已久，其“面貌”如何，歷代研究者多有猜測而未敢定論。所幸1974年在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內發現了《契丹藏》的少數殘卷，為深入了解這部古代佛教文化典籍提供了實物資料，從而明確了其編輯及雕版印刷的地點在燕京（今北京）的寺院內（如弘法寺），董其事者皆為當時的一些高僧大德。
三、《新贖大藏經幢》刊立的社會背景
經幢是佛教刻石中的一種，因其形似幢而得名。幢是佛教用品，原來是一種由絲帛製成的傘蓋形狀的裝飾品，頂端裝如意寶珠，下端裝有長木桿，樹立於佛像前。後來人們用石塊模擬其形建造，是為石經幢。考古發現證明，石經幢的建造始於唐代初年，一般作八稜柱狀，亦有六棱、四棱或用多種石塊雕飾而成的。柱頂有蓋（俗稱“天蓋”）為檐，單檐、重檐、多檐不等，多雕垂幔、瓔珞圖案為飾。柱身刻經文或佛像，經文多漢、梵文相間，佛像則或浮雕，或線刻。經幢內容豐富，形制不一，往往先刻經文，後有題記和題名，文字多鐫於幢身；造型或簡或繁，有置多層“天蓋”和須彌座者，雕飾亦漸趨繁複。經幢名稱繁多，有稱“八楞碑”、“石柱碑”、“八佛頭”的，也有稱“法幢”、“妙幢”、“寶幢”、“花幢”、“頂幢”、“香幢”的。如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徵集的這件經幢，額題中便自稱“香幢”。
經幢以刻寫佛教經文為主，原來的目的是用於留存和傳播佛法，後來則主要用於祈福祛災，也偶有用來紀事的（僅限於佛教活動），如這件《新贖大藏經幢》，可稱為紀事幢。目前發現的遼代經幢大都刻寫《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也有刻寫《金剛般若經》、《多心經》、《華嚴經》、《智矩如來破地獄真言》、《七懼藏佛母心大尊那真言》，而且大多梵、漢間書，也有全用梵文的。信奉佛教的人相信：刻寫了經文的經幢，其影子映照在身上，其微塵沾染於身上，即所謂“塵沾影覆”，就能使人消除罪業，免入地獄；而建造經幢，更是功德無量。
《新贖大藏經幢》所刻經文僅38字，均為漢文，而且名為《燒香真言》，這在目前所知的遼代經幢中十分罕見。燒香是一種佛教儀式，為五種供養及六種供養之一。世諦的解釋為拂邪氣、請神靈；第一義諦的解釋為能使所修之功德遍及於一切處。按幢記中所記的涿州范陽縣歧溝關天王院僧眾們“各舍淨財”贖大藏經的行為，自應是無量之功德，而弘揚這種功德使之遍布於一切處，便是其刻寫《燒香真言》經而不用其它經文的緣故了。
經幢是一種佛教石刻，也是古代的一種建築小品。有遼一代，這種石刻十分流行，分布也很廣泛。涿州在遼代隸屬南京析津府，下領范陽、固安、新城、歸義四縣，其佛教文化活動的範圍，應劃入燕京（今北京）文化圈內。今北京地區的遼代經幢石刻，大多數發現於伽藍舊地或市坊遺址，多為僧人或善男信女所建，其形制、規格各異：精美者奇巧勝出，簡略者粗拙質樸；大者逾丈高，小者僅數尺。幢身以刻經為主，多數附有偈語頌讚，有的附有題記和序文，文後則大都刻寫施助者的名姓與刊立年款。此《新贖大藏經幢》從僅存的幢身看，無疑是一通規格較小、形制簡單的紀事幢。
此幢的幢身首面豎刻“奉為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神睿孝天?皇帝特建香幢”22字，明確表示建幢紀事是為祝延國祚和為皇上祈福的主旨——因為刊印和贖買藏經一事乃是當時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倡導的。“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神睿孝天?皇帝”是遼道宗耶律洪基的尊號。《遼史·道宗紀二》載：“鹹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號曰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神睿孝天?皇帝。”對照史籍，幢記中道宗的尊號為“廣智”2字，又“聰仁”在《遼史》中作“總仁”。這些都可以相互對照，以訂史之誤。
在道宗一朝的幢類刻石中，這類額題“奉為天?皇帝……”的經幢比較多見。如上文提到的大覺寺《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昌平龍泉寺《舍利塔記》及現存涿州市華陽公園內的歧溝村經幢，均題有“奉為天?皇帝”的字樣。
上述這種現象的出現，是有很深的社會原因的，因為遼聖宗至遼道宗時期（982～1101年）是遼南京（今北京）地區佛教活動最興盛的時期。在我國佛教史上，由於帝王扶持倡導而法事大興者雖不乏其例，但尤以遼代為甚。如遼聖宗耶律隆緒，用當時人的話來說，就是一位“垂衣而御宇宙，握鏡以統黔黎”的人皇令主兼覺皇佛主的皇帝。據文獻記載，聖宗統和六年（988年），耶律隆緒曾臨幸燕京延壽寺和延洪寺禮佛；統和十二年（994年）十二月，以景宗像成，又幸延壽寺並飯僧；統和十五年（997年），再次臨幸延壽寺。聖宗之子興宗耶律宗真也是一位佞佛的皇帝，有記載重熙十一年（1042年）十二月，以宣獻皇后忌日，興宗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燕京憫忠寺、延壽寺、三學寺。而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不僅與其列祖一樣崇信佛教，而且鑽研教理，對佛學有較高的造詣。相關文獻記載，道宗通曉梵文，深究佛理，據傳他尤善佛教華嚴宗之教理，對佛教其它宗派的學說亦通二三。因而遼道宗在位的45年間，對隋唐時期形成的佛教各宗派均加弘揚，各佛教宗派於遼國流行之盛，超過了同時代的中原地區。當時有一位叫法悟的和尚曾著文盛讚遼道宗佛學修養之深：陛下傳剎利之華宗，嗣輪王之寶系；每除庶政，止味玄風。升御座以談微，光流異端；窮圓宗而制贊，神告休徵。在這溢美之辭中，他指出了道宗深諳華嚴之學，並為華嚴之教親制贊文。事實上，遼道宗的確對華嚴之學頗有研究，他曾著有《華嚴隨品贊》、《華嚴經贊》和《華嚴經五頌》等文論，在當時頗有影響。而《契丹藏》能在鹹雍年間刊印完畢，無疑與這位佞佛的皇帝有極大的關係。
四、《新贖大藏經幢》的文獻價值
此幢記的文字雖然較多，但去掉題名、免稅田畝明細、界至及經文，與《契丹藏》相關的記述則僅有二段，計68字。一為：“大遼國涿州范陽縣歧溝關天王院大眾等，各舍淨財，贖雜寶大藏經，圓滿周畢。欲集英鑒，具列如後。”一為：“鹹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稅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贖大藏經建立香幢記。”
前段文字中的范陽，是遼代涿州的倚郭縣，轄域約略與今河北省涿州市相當。歧溝關，遺址在今涿州市松林店鎮歧溝村，是唐、宋時期幽州西南的重要關隘。歧溝，地方文獻中又寫作祁溝或奇溝。這裡唐末設關，遼金時期是涿州西南郊的一個較大邑落，元初改名歧溝鎮，清中期又名歧溝村。天王院是遼金時期涿州域內的一座著名寺院（這一點可以從該寺院僧眾能夠有財力贖購大藏經及所擁有的土地數量上看出來）。如今這座寺院雖然僅存遺址，但歷年都有零星文物出土，如現存涿州市文物保管所的歧溝經幢就發現於歧溝村，其上有遼、金兩代天王院僧人的題記。據此可知，直到金代（1115～1234年），天王院應該仍是涿南的一座名剎。
“各舍淨財，贖雜寶大藏經，圓滿周畢。欲集英鑒，具列如後”，是說本院僧眾集資，以贖買的形式購藏了大藏經一種，事情結束後，將施助者的姓名鐫於貞石，以垂後世。這裡的“淨財”，即乾淨的錢，佛教認為施助佛事的錢為“淨財”。“雜寶大藏經”疑為指大藏經中的一部分。藏經中有《雜寶藏經》，北魏時吉迦夜譯，內容是舉王子以肉濟父母百二十一條之因緣，勸人作福與持戒。但此經僅十卷，恐非幢記中所言贖購的“雜寶大藏經”。近年山西應縣木塔發現的遼代寫經目錄里，有《大乘雜寶藏經及唱詞合冊》一目，卷帙亦不甚眾，恐怕也不是幢記所言的“雜寶大藏經”。另佛教有“雜藏”一語，指佛祖示寂後，佛教經典的結集，有二藏、三藏、四藏、五藏等之別。《分別功德論一》謂：“雜藏者，非一人說，或佛所說，或弟子所說，或諸天頌，或說宿緣三阿僧?菩薩所生。文義非一，多於三藏，故曰雜藏。”故此推測，當時天王院僧眾所贖的“雜寶大藏經”即是合而言之為五藏的“雜藏”。
幢記中的另一段“鹹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稅至四年六月七日”一句，十分重要，但可惜語句欠通，易使人產生歧義多解。第一種解法是將“鹹雍二年十月日”一句析出，歸為上文題名的落款，那么，此石的刊立時間就應是鹹雍二年（1066年）十月，而非鹹雍四年（1068年）六月了。不過，此句另起一行，與“大通田……”相連做一行刻，這種排列形式不像前文的結尾。而且，如將此句析出歸上文，則下文“四年六月七日”則似缺文而不通，因“至”字上無起始之時限，則後面的“四年六月七日”便因無從止迄而費解。因此，筆者將其連讀為一句，理解為天王院僧眾在“舍淨財”贖購大藏經後，將官府免其田稅的承諾刊之於石，以立此存照。
此外，免稅優惠的“大通田”一詞也難確解。查《遼史·食貨志》，其載遼代有公田、私田與閒田三制，而無“大通田”之制。據幢記中所列“大通田”的明細、數量，均在天王院周邊，推測均為該院田產，即近代所謂的“香火地”、“功德田”，也許當時曾稱之為“大通田”。按照幢記所列，天王院彼時享有免稅優惠的大通田計有591畝，估計這些只是其擁有農田的一部分。
依據此幢所記可以推知，遼朝統治者在倡導刊印《契丹藏》這部卷帙浩繁的佛教經典時，曾廣開籌資門路，除鼓勵佛教信徒無償施助外，還以減免寺院田畝稅逐年補償的方式，讓一些較大的寺院出錢，提前“贖”購（“贖”其實是買的另一種說法，“贖”在這裡謂“贖生”，原意是用錢買生物來放生，也是佛事活動的一種形式。寺院出錢購置大藏經不說買而說“贖”，應該是一種特定的用語——筆者注），以解決經費不足的困難。遼朝政府在刊印、流布大藏經時的這種做法，史籍無載，所幸幢記為我們傳遞了歷史上這樣一個重要的信息。
還應該提到的是，記文末尾“新贖大藏經建立香幢記”10字，位置排列可能有誤。這10個字本是記文的首題，應按序單列一行頂格排在“大遼國涿州……”之前，但不知為什麼卻刻在了捐資僧人題名之後，與“鹹雍二年……”擠在一行，且字形甚小，書寫潦草。
清末葉昌熾認為：“遼碑文字，皆出釋子及村學究，絕無佳跡。”[8]此論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如以此幢書法而言，也並非刻薄之評。不過，這件遼代刻石的書寫與撰文雖然粗劣，卻因為傳遞了重要的歷史信息，其文獻價值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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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盧迎紅等：《北京遼金史跡圖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
[2]周紹良：《房山石經與“契丹藏”》，載《北京遼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3][4][6]引自釋成寬：《〈大藏目錄〉與〈藍本入藏目錄〉比較分析》，《中華佛學學報》1991年4期。
[8]清·葉昌熾：《語石》卷1，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