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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明朝建國的時候定都在南京,後來則遷都北京,遷都的目的,則是為了“天子守國門”。而從明英宗開始再到明朝的最後一任皇帝崇禎,則是國難臨頭也沒有捨棄皇都自己逃跑,這正是“君王死社稷”。背景
其他朝代遇敵的做法長期為明朝邊患的是蒙古,而漢朝則是匈奴。很多人總是認為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是奇恥大辱也是無能的表現,可是漢高祖當年也被匈奴兵圍在白登山七天七夜。而漢高祖最後的解決方案,則是由漢朝去給單于的閼氏送禮,請她吹枕邊風,這樣才放了漢高祖一條生路;而明朝則斷然拒絕蒙古索求財物換英宗的要求,英宗皇帝也是寧死不降,最後明朝另立新君,一舉打敗了蒙古,正所謂“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漢武帝派兵北伐匈奴,而明成祖則是御駕親征五征蒙古。“敢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並不適用於整個漢朝,而明朝也有過類似的輝煌。與唐朝相比。不錯,唐初國力強盛,四海鹹服。可盛唐以後,特別是唐玄宗時期唐軍兵敗阿拉伯於中亞怛羅斯之後,加上安祿山叛兵和黃巢匪兵以及吐蕃蠻兵都曾攻入長安,唐朝就從此一蹶不振。在安史之亂和黃巢起義中,唐玄宗和唐僖宗都曾棄都南逃蜀中。而明朝卻從未有過這種例子。大家知道永樂大帝朱棣從南京遷都北京,原因之一就叫做“天子守國門”,受到入侵了,大明天子親自在第一線守國門。而即使是大明的最後一個皇帝崇禎,當時北京形勢很危急,有人勸他遷都,他不去,有人勸他走,逃到南京,他不逃,他登上煤山自縊殉國而死,忠於江山社稷。這與清廷的鹹豐皇帝置京城百姓於不顧,兩度倉皇逃離北京避難和清廷末代皇帝溥儀,苟且偷生向日本侵略者認賊作父的舉動,絕對是天壤之別。明朝遇敵的做法
明朝無論是遇到多大壓力,既沒有屈膝投降,也沒有割地賠款。到了明末那種內憂外患中,明朝依然兵分兩路頑強對付滿清和李自成,對關外的國土自始至終沒有放棄“全遼可復”的願望。從明英宗到崇禎帝的幾次北京保衛戰中,明朝更是堅定,兵臨城下仍然寧死不遷都“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
當年明朝崇禎帝的遺言和清廷宣統帝的豪言可見兩個皇帝對國計民生的不同態度:崇禎皇帝殉國前怕李自成傷害無辜百姓,就寫了一首絕命詩給他:“朕自去冠冕,以發復面,任賊分裂朕屍,毋傷百姓一人。”
溥儀的豪言
而宣統帝溥儀的豪言:“我不管日本人在東北殺多少人,運走多少糧食和煤,只要不讓我當大清的皇帝我就不會心甘。”(摘自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
評價
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
如果去看明朝戰史,會發現明軍無論多么慘,面臨的情況有多么危急,都絕不用女人換取和平,絕不割地賠款。哪怕如暴民軍大軍壓城,哪怕如瓦剌大軍圍攻首都,哪怕如皇帝不幸被俘……不論是哪種情況,都絕不認輸。 明朝的皇帝有好的,有愛玩的,有荒謬的……沒錯,你多半知道朱元璋當初起兵的時候有多么勇武,多半也聽過後來成了永樂大帝的燕王朱棣是多么英明,你也多半聽過正德皇帝朱厚照是多么的"荒唐"……可是明朝的每一個皇帝,卻沒有一個是軟骨頭的。你看如崇禎皇帝天子殉國,你看如正統被俘卻決不求饒,你看如隆武戰死沙場,你看如紹武被俘,絕食自殺……
正氣明朝。明朝軍隊的單個戰績在世界上不是最好的,但是明朝確實是古代世界上所有歷史超過了百年的帝國之中,唯一沒有與其他國家或勢力簽定任何不平等條約,也唯一從不向任何勢力屈服的王朝--哪怕是暫時的。明軍是世界上在國家亡國後,抵抗時間最久的--他們堅持抗擊清朝達38年之久。
明軍能夠保持這樣持久的戰鬥力,不僅僅是因為明朝本身就不是一個民風柔弱的朝代。無論是明朝的帝王還是百姓,都有著剛毅不屈的性格,無論是歷史上著名的"嘉定三屠"還是"揚州十日",當看到"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這樣的言語,當看到"自閏六月初嘉定人民自發起義抗清,兩個月內大小戰鬥十餘次,民眾犧牲兩萬餘,史稱'嘉定三屠'"這樣的記載,即使你對那一段歷史從未過問,你也不可能不為之動容。
中國歷史5000年,各個王朝的軍事實力保持的時間不等,縱觀所有被忽略或誤讀的歷史,惟有被輕視的大明軍隊,戰鬥力保持了最久的近300年。大明一朝276年,確實沒有對外屈膝一星半點。大明"流行"罵皇帝,正德年間,皇帝朱厚照要搞出遊,遭到了大臣的一致反對,先後杖斃了十幾位大臣,但是大臣依然犯顏阻攔,最後正德帝只能妥協。在明代,六科給事中是有權利駁回皇帝旨意的,這是中國歷史絕無僅有的。雖然這個權利很少有動用,但是確實存在。更有甚者,有大臣直接和皇帝說你只要乖乖在後宮生孩子就行了,國家大事有我們這些內閣大臣來管。這已經是君主立憲的萌芽。
明代的士子們視媚上為仇寇,無論什麼人,有明一代,沒有一個媚上的獲得好下場。反而是那些犯顏的大臣成為天下讀書人景仰的典範。在明代,我們記得《天工開物》,記得那約三百米長的鄭和寶船,記得有密集勞動型的作坊出現,記得後膛炮已經規模套用,記得腐朽的理學開始受到重視客觀實際的心學的衝擊,"格物致理"第一次在理論與實際中出現並逐漸壯大……至崇禎年間,每年新出版刊行的各類書籍以百萬計,而到了清朝,即使是所謂的"康乾盛世",也不過每年4萬餘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