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邊山
營田名稱的由來緣於南宋抗金名將岳飛曾在此安營紮寨、墾荒拓殖，後歷經衍變，成為湘北洞庭湖的貿易重鎮。它位於湘江和汨羅江入洞庭湖交匯地帶，湖汊密布、丘陵縱橫。1939年9-10月，日軍為鞏固武漢占領區，消滅中國第九戰區部隊主力，由第11集團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指揮4個師、2個支隊及海軍、航空兵各一部，共10萬餘人，以分進合擊戰法，從湘北、贛北、鄂南三個方向進攻長沙。中國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指揮15個軍、1個挺進軍,20餘萬人，企圖利用山嶽江河有利地形組織防禦，以逐次抗擊、側擊戰法消耗日軍，誘敵至長沙附近包圍殲滅。
1939年9月22日18時，日軍上村支隊由岳陽乘船出發，23日6時20分在洞庭湖東岸的營田附近上岸。一場慘烈的戰鬥在這裡拉開了帷幕！營田之戰，成為第一次長沙會戰中湘北會戰重要的轉折點。這場突襲戰役的慘烈程度，在當時的國民黨會戰電文和此後的戰地報導里多有記述：“戰事之烈，為魯南會戰以來所僅見。”“營田鎮為之炸為焦土，營田附近村落，亦被炸光，即獨立之樹或森林，敵亦密集掃射。”短短一天多時間內，營田附近大部分屋場村落相繼淪陷，最前沿陣地的國民黨守軍第37軍95師569團，幾乎被全殲。
最頑強的抵抗換來日寇最兇殘的報復！營田各村落有名有姓的死者達658人，遭受性侵犯的婦女達273人，燒毀房屋773棟、8267間。如果再加上營田街市因逃避戰禍在途中被日軍飛機炸死的百姓（數量無法估算），僅營田街市、大小邊山、推山咀、犁頭咀、余家坪及以南各個村落，被日寇殺害的無辜百姓應該不少於1000人，按營田人口總量計算，罹難的普通平民僅死亡一項就占居民比例的30%之多，按500戶每戶6人計算，平均每戶死亡2人。這些還不包括失蹤、受傷及遭受性侵犯婦女數量。營田一帶，幾乎家家罹難、戶戶遭殃！
現年78歲的易陽葭親眼見證了乾塘灣淪陷後22名平民被慘殺的情景；現年82歲的黎培芝親眼目擊日寇用汽油把一個國軍伙夫活活燒死；現年84歲的柳新台親眼看見5名平民被日寇屠殺在長塘；現年81歲的吳鑒雲見證了叉窗吳日寇殘殺平民的暴行；現年86歲的吳勝保目擊了老巷口吳一家14口的死亡和殺戮；現年80歲的李望華見證了太山屋場27人被屠殺；現年82歲的許君梅更是親眼看見自己的父親被日寇刺死在身邊……
那些屈死的冤魂，大多是親歷者的親人和友鄰，是他們的祖輩、父母、兄弟姐妹，對親人的追念和死亡的夢魘一輩子糾纏在這些親歷者腦中，他們常常被惡夢驚醒，常常因恐懼戰慄……沒有經歷那個年代的人，很難感受這些老人們內心最隱密的痛楚。現年76歲的易識基老人，一輩子擺脫不了一個恐懼的夢魘：“我晚上常常做惡夢，夢見8月11那天早上的情景，母親帶著我，剛剛從葛公橋跑出來，身邊是飛機丟下的炸彈，‘轟轟’地連聲炸響，剛剛躲開炸彈，日本鬼子又在背後直追，突然‘嘣’一槍打中了我……我渾身一顫，醒了過來，隨手一摸身後，才知道是個夢！”
《營田首次淪陷紀實》記錄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向被俘的軍民大施淫威，進行極其殘暴的殺戮和蹂躪的情景。569團的一名副團長和另一名國民黨軍官被日寇用刀子將頭皮割開剝了下來，蓋住雙眼，又從胸部剝皮至雙膝；569團的夏營長被鬼子將四肢釘在門板上，淋上汽油活活燒死；570團一營營長苗培成和一連張連長均被鬼子凌遲血剮。推山咀屋場，21名青壯年除鄭西堂一人脫走外，其餘均被殺害，加上被害的老弱婦孺，共被殺害93人。三塘灣住著易姓未出五代的七戶人家，共51人，僅有男青壯年13人，日寇將被俘的易佩純、易漢純、易保和、易鳳美、易詠儀、易春福、易錫連等青壯年，用繩索捆綁押到長塘六斗丘，全部砍頭……大邊山的易子勤被推倒在屠凳上，一個滿臉橫肉的鬼子手持鋼刀，模仿殺豬的動作，將易一刀捅死，又砍成幾塊，圍觀的數十名鬼子則拍手獰笑！菜農易玉桃，面對日寇的暴行憤怒已極，他手拿一把鍘刀，躲在門後，當一名日兵衝進去時，手起頭落，將鬼子殺死，自己卻被接踵而至的日兵開槍殺害……”
今年82歲的許君梅對筆者說：“父親剛剛把碗筷一放下，嘴裡還在說著話，巷口裡就傳來一陣‘咣咣’馬靴走動的聲音，一眨眼，六個日本鬼子像風一樣進到堂屋裡……鬼子們把刺刀指向我父親，口裡‘哇啦哇啦’不曉得講些什麼，父親忙將我往旁邊一推，大聲喊：‘大梅快跑！大梅快跑！’我嚇得怎么曉得跑呀？只是兩手緊緊抱著父親，眼看著一個鬼子兵把刺刀往上一挑，口裡‘嗨’的一聲，往他胸口刺來……見他沒有咽氣，又用刺刀一下一下朝地上的父親狠狠戳去，血濺得我滿身滿臉都是。我只曉得拚命哭，喉嚨嘶啞得快出血了，仍是不停叫著父親，眼看他在地上慢慢掙扎痛苦死去……”
———這是1939年9月30日中午，在營田許家屋場，一個普通平民家裡發生的一幕血淋淋的慘劇。兇殘的日寇在一個17歲的少年眼前殺死了他的父親，在一個普通平民的飯桌上殺死了一家之主，更是在兩個中國人面前，辱殺了他們做人的尊嚴！
和平年代的人們，無法理解日寇當時的殘忍暴行———把野蠻當成戲謔、把殘暴當成武威、把平民的殺戮當成一場小小的玩樂……這種行為與動物又有什麼區別！日本老兵東史郎在他的《日支事變戰記》（註：即《東史郎日記》）里多次寫到這種殺戮行為，“我們每當宿營時，都是先掃蕩村子，殺掉農民，然後睡覺。農民們之死可以保障我們睡眠的安全。我們往往僅僅為了天亮之前睡上3個小時而讓許多農民去死。”東史郎在日記還說到“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的兩大要素是：犧牲精神、輕視生命……殺人這種事，如果光是說因為有非殺不可的理由，那很難殺人。”殺人幾乎不需要理由的，尤其在淪陷區的殺人更不需要理由。日本民族文化骨髓里張揚這種不需要理由的“殺人文化”，這是一種對生命的漠視、對尊嚴踐踏的所謂的“民族精神”。令人擔憂的是，經濟高度發達的現代日本似乎仍然堅持這種落後的“民族精神”，日本首相小泉不顧亞洲鄰國的國民感情，一意孤行參拜供奉有二戰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無疑也是張揚這種被時代淘汰且令人蔑視的“民族精神”，在生命個體的價值和尊嚴不斷得到重視和尊重的今天，日本濫觴的“神國主義”只會越來越背離時代發展的軌道。
垂暮之年開始反省那場戰爭的日本老兵東史郎，在“戰記”寫到進入一個村莊時，有過這樣一段描述：“我征了三四盒大米後，來到另一家。這個人家的曬場上蜷縮著十二三個女人和孩子……她們的眼裡滿是敵意、恐怖和絕望……有的孩子緊緊抓住母親或祖母的一隻胳膊，低著小臉；有的孩子緊躲在大人身後，時不時向我們投以好奇與恐懼的目光……等他們長大後，今天的痛苦經歷將會給他們留下什麼樣的回憶呢？那時，他們該會對日本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
那些罹難的死者早已不在人世，存者也進入垂暮之年，然而挖掘那段歷史，就像許君梅老人說的：“那一切，好像就在昨天！”仍一樣清晰可現。歷史學大師湯因比說：“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這似乎是一個史學的悖論，我們更應當看作是歷史敲響的警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