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政府提出的“大澳大利亞”構想，並擬定了初步人口計畫，即大澳大利亞計畫。該計畫通過將目前每年移民約10—13萬提高到18—20萬，預計到2050年，澳大利亞人口規模由目前的2.2千萬人增至3.5—4千萬人。大澳大利亞計畫的提出是基於在21世紀國際局勢日趨複雜和東亞、東南亞開發中國家崛起和人口膨脹的潛在威脅考慮，同時澳大利亞人口規模和結構的缺陷日益凸顯，致使陸克文政府在思考澳大利亞的長遠發展戰略不得不把人口快速增長計畫作為澳大利亞在21世紀維持相應的國際地位和保護國家利益的發展道路。但大量移民的湧入必然對現存秩序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資源產生衝擊和破壞性影響，由此產生的大多數爭論傾向於反對大澳大利亞計畫，吉拉德總理的公開否定，提出可持續的人口計畫，就是最好的明證。但她提出的計畫是模糊的，沒有具體的政策措施，沒有明確到底多大的人口規模才是最有利於澳大利亞發展的，因而，圍繞大澳大利亞計畫的爭論並沒有真正結束，探索出適合澳大利亞發展的人口計畫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
原因解讀
2009年10月27日，總理陸克文在澳大利亞商業委員會上發表演講，明確提出建設一個合乎21世紀上半期不斷變幻的國際局勢和維持澳大利亞的國際地位、澳大利亞人較高生活水平狀態的大澳大利亞。這期間不斷湧入的絕大部分移民將會居住在10個主要城市，其中70%以上的移民分布在東南部，即悉尼、墨爾本、坎培拉、布里斯班等幾個主要城市。澳大利亞的城市化率是世界上最高之一，達90%以上。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澳大利亞人口主要分布靠近沿海的南部地區，由於人口少且主要集中在幾個主要的城市中。據目前判斷一個城市級別的標準，如悉尼、墨爾本等城市只能列為小城市，人口規模遠遠趕不上一個開發中國家的中等城市。因此，大澳大利亞計畫提出不僅是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也是著眼未來對不穩定因素的考慮。
1.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一條正確的國家發展道路既要合乎國情、順應本國歷史傳統，又要適應周邊環境的變化，尤其是與自身關係密切的國際局勢變動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澳大利亞是一個移民國家，移民既是它發展的推動力，也是維護澳大利亞人利益的基石。從歷史上看，澳大利亞移民的主體部分是英語國家的白種公民，尤其是英國人、愛爾蘭人、美國人；其次是東歐人、華人、印度人、東南亞人。不同種族的存在既激活了澳大利亞發展的活力，也因為文化差異、歐洲中心主義的負面影響，致使澳大利亞內部存在大量的種族矛盾和糾紛。自18世紀末至20世紀40、50年代，移民的不斷湧入促進了澳大利亞社會的兩次大轉型：一是從跨洋監獄向殖民地社會轉變；二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這兩次大的轉變離不開移民帶來的勞動力、技術、資本、管理理論等系列生產要素，尤其是1901後，澳大利亞政府頒布《移民限制法案》等一系列移民法案，對移民政策做了巨大的調整，為保護白人的利益，對其他膚色人群實施慘無人道的政治暴力，致使海外移民大量減少。20世紀60、70年代，英澳關係趨於冷淡，尤其是英國1973年加入歐共體後，兩國間的貿易二低至歷史最低點，貿易總額不到澳大利亞對外貿易總額的10%。70、8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以及國際局勢日趨緩和，澳大利亞採取務實的外交政策，與中國正式建交，改善與亞洲鄰近國家的關係，推動與亞洲各國的貿易進程。這一時期推行相對獨立自主的亞洲政策，為澳大利亞的大發展帶來了良好的機遇，它不僅“使亞太國際關係格局朝著與利於力量均衡的方向發展，並為亞太地區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創造了條件”，而且促使澳大利亞的對外貿易重點由歐洲轉向亞洲，澳亞貿易額急劇上升。澳大利亞對外進出口貿易中，65%的農牧業、工業產品銷往亞洲，55%的進口產品來自亞洲。由此看見，澳亞貿易的增加大大影響著外交政策，90年代，兩級格局解體，冷戰結束，大國關係趨於緩和，這為中小國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提供良好的機遇。澳大利亞基廷政府時期推行“面向亞洲”的外交政策，採取了一系列外交活動，不僅促進了澳亞關係的發展，也為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國防安全提供了保障。1998年，霍華德上台執政，在外交上採取重回歐洲、弱化澳亞關係的政策，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澳大利亞與亞洲尤其是中國、日本等密切的貿易格局，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擴展、深化，澳大利亞政府越發感到其亞洲鄰國的重要性。
隨著西方已開發國家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科學技術研究、創新經過上百年的發展已步入原創時期，而不是充滿活力、爆發式的科學技術革命。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是科學技術研究周期更長、經濟社會貢獻率明顯降低和推遲。因此，現有的科學技術水平在已開發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勢差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但跨過這個階段，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在科學技術水平處於同一位置後，整個世界將進入原創時期，也就是緩慢發展階段。由於各國國情不同，目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依然是有效的，但對澳大利亞來說，它已進入原創時期。經濟結構已相對穩定，不會出現廣大開發中國家調整經濟結構的現象。2003—2004年，工業對GDP的貢獻率最大的是製造業，達10.9%，其次是財產和商業行業的貢獻率是10.5%，第三是金融和保險業達7.6%。第三產業產值占GDP70%以上。因此，從長遠來看，實現國家的穩定發展除了繼續保持現有的經濟結構和科學技術水平外，必須其他的增長點和推動力。進入21世紀，全球化加速推進，廣大開發中國家強勁的發展勢頭，經濟實力的增強，必然導致在政治上謀求更大的國家利益，必然對現存國際持續構成挑戰。如果不積極迎戰，最好準備，會導致本國在國際 格局中處於不利地位。因而，陸克文政府在考察各種影響國家發展的因素後，把大量移民做為國家長期發展的一條道路有其合理性。人口基數甚小的澳大利亞，人口膨脹帶來壓力也有動力，怎樣去解決，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澳大利亞人
2.人口困境。國土面積位列世界第五的澳大利亞，在人口規模上顯得極不相稱，且人口結構已凸顯老齡化趨勢。2004年，澳大利亞總人口達到2.01千萬，其規模如一些開發中國家的大城市，人口規模相對小且分散在幾個主要的城市中，因此，澳大利亞人口增長的空間是可以預見的。2004年，澳大利亞人口增長率是1.2%，相比前十年提高了12%。與澳大利亞人口增長率相比，紐西蘭是1.1%，加拿大0.9%，美國0.9%，英國0.3%，日本0.1%，德國0.0%，馬來西亞1.9%，中國0.6%。由此可見，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已開發國家已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人口增長階段，但澳大利亞明顯高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人口增長率，主要得益於其人口政策，每年允許移民10—13萬人。大量移民的湧入自然降低了死亡率的影響，從而使澳大利亞每年人口增長率保持在1%左右，明顯高於其他已開發國家。但由於澳大利亞人口基數小，按目前增長速度，到2050年，人口規模在2.30—3.14千萬左右；由於增長率的下降，預計到2100年，人口規模達3.77千萬。因此，純粹依據人口自然增長率、維持目前的移民政策來大幅度提高澳大利亞總人口數量是不可能的。 當一個國家人口自然增長率低於1%，人口規模基本穩定後，其經濟總量也是趨於穩定的，特別是對於已步入低自然增長率階段的已開發國家，人口規模對維持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是十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澳大利亞與美國、日本、中國、法國、德國等人口大國相比，為維持澳大利亞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兌現工黨政府向選民們做出的承諾，必須找到一條能帶動澳大利亞各行各業發展的道路，而且這條道路不是暴風驟雨式的，而是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慢慢消化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矛盾和社會裂痕。 從人口結構上看，澳大利亞社會已步入老齡化階段。中青年（15—59歲）占人口比重最大，達63%；少年兒童（0—14歲）占19.6%；老年人（60以上）占17.3%，隨著二戰後、50年代嬰兒潮出身的人步入老年階段，這一比率會進一步提高。加之澳大利亞人口預期壽命平均達80.2年，明顯高於很多其他已開發國家，如美國（77.3）、英國（78.3）、希臘（78.2）、加拿大（79.9）。由此可見，預期壽命的提高，使得整個社會進入老齡化加速、規模擴大，出生率的長期低迷，致使老齡化問題成為政府必須解決的一大難題，由此導致整個社會活力減弱，經濟缺乏足夠的生產要素投入，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因此，通過外來因素刺激和補充國內人口規模、結構缺陷帶來的發展空間不足。澳大利亞具有可操作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國內情況，決定了把加大移民作為國家發展的一項長期戰略。但人口膨脹帶來的挑戰是巨大的，因為外來移民的增多必然衝擊現有的經濟社會秩序，為了容納上千萬的移民，政府有很多準備工作需要做。由此引起的一系列論爭，不得不使人感到：要使公民接受大澳大利亞計畫或許需要很長的時間。
有關爭論
澳大利亞在這次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表現是令人而滿意的，經濟相對穩定，未受到大的衝擊。因而，前總理陸克文在各種場合多次充滿信心的提及大澳大利亞計畫，因而著眼未來的快速人口增長計畫日益受到公眾的關注。2010年2月3日，澳大利亞財長斯旺正式公布了備受關注的《代際報告》。根據這份報告,澳洲的人口到2050年將由現在的2200萬增加到3600萬，由此引發全國性的激烈辯論。陸克文的態度也隨之轉向消極。辯論涉及到人口計畫預期目標的合理性問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環境與人口承載力、生活質量、健康、公共資源分配利用等，但未涉及到該計畫在澳大利亞長期發展戰略的重要作用。從政府高官、專家學者、企業家到普通百姓，大多數首要關心的是與他們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方面，因而，紛紛提出各種反對意見。新任總理吉蘭德在悉尼親身感受到了這一點，故而公開拋棄大澳大利亞計畫。但圍繞該計畫的爭論並沒有結束。
1.人口計畫預期目標的合理性問題。大澳大利亞計畫預期在自然增長率和移民大量湧入雙重作用下，澳大利亞人口規模到2050年將增長至3.6—4千萬。新任總理吉拉德明確提出要停下來、換位思考、重新制定政策，為了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澳大利亞必須這樣做。她特意舉了一個例子：如果你對西悉尼人談論大澳大利亞計畫，他們會嘲笑你們並問一個簡單的問題—4千萬人住在哪裡？隨著人口增長成為敏感的政治話題，吉拉德反覆強調她支持一個能適應環境、水資源、油氣資源、道路和高速公路、公共客車、火車、稅基、老齡化、開發空間、生活質量、各種服務的人口規模。她明確指出繼續擔任人口部長的托尼·柏克必須轉變工作方向，即由原來支持大澳大利亞計畫作為一項戰略轉向維持適度的可持續人口規模。由此可見，吉拉德已從政策層面採取具體措施兌現自己的諾言。實質上，吉拉德的新舉措是維持澳大利亞人口增長的現狀，即是不觸動絕大多數人既得或潛在利益，又是穩定工黨支持率的一大手段。而新出版公開發行的財政部《代際報告》預測按目前人口增長速度，到2050年，人口會從2.2千萬增長至3.59千萬，其中移民的貢獻最大。到那時，墨爾本人口達7百萬，悉尼會超過7.5百萬。因而，怎樣調整人口增長速度成為政府首要解決的問題。2009年，移民超過30萬人，對吉拉德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增長的太快了，因而尋求不同的人口政策，但降低目前的移民增長率，會遭到支持強人口政策的商業利益團體的反對。因此，謀求一條合適的移民政策成為吉拉德政府制定人口政策的關鍵點。
2.人口與環境承載力。杜克大學教授Russell Hopfenberg人口承載力取決於食物可提供量，它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來說明人口容量與人口增長之間的關係。在這個模型中，食物提供量作為變數是最有利於解釋人口承載力，從邏輯上看，利用食物提供量作為人口承載力的變數會在依據現實人口數量做出估算的人口規模面前遇到麻煩，食物提供量數據足夠的滿足人口動態邏輯模型，這一現象說明與生態學觀點是一樣的，它適應於其他非人類生物，人口增長是不斷增長的可供利用食物的推動力。澳大利亞農牧業產量是驚人的，適宜的氣候、多樣的土壤類型、良好的地理條件、可利用的灌溉水源、現改進代化的生產方式、技術不斷使得它成為世界農牧業產品出口大國。但自然因素在農業生產中重要作用限制了澳大利亞農業發展上的主觀努力，直到20世紀50年代，農業產值占整個國家出口總額的80%以上，但隨著澳大利亞經濟趨於多樣化，不斷增長農產品出口產值所占的比例卻越來越小，礦業、製造業、服務業的數量和產值已大大超過了農產品，2002—2003年，由於大幹旱，小麥、棉花大面積歉收，致使農產品出口占總出口額低至7.4%；2003—2004年，澳大利亞產量恢復以往水平，在全球農產品貿易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其農產品主要包括：小麥、羊毛、牛肉、棉 花、糖類、水果、稻米和鮮花。由此可見，儘管有不利的氣候和地理環境，但澳大利亞農牧業產品足以滿足2.2千萬人的需要，而且大量出口國外，因此，澳大利亞充足的食物提供量是可以滿足一定規模的人口增長。農業用地是澳大利亞土地的開發利用最密集的形式。2004年，農業用地達4.4億公頃，占整個可供土地利用的57%，其他剩餘的土地包括未占有土地（中西部沙漠）、原住居民保護地（主要是北部地區和西澳大利亞）、森林、礦產地、國家公園、城市。但近年來，由於各種原因農業用地出現減少的趨勢。總的來講，人口規模小、現代環保意識、趨於合理的經濟結構造就了澳大利亞良好的生態和生活環境。而城市是絕大數澳大利亞人居住和生活工作的地方，因而圍繞城市及周邊環境好壞程度的變化自然反談論中應在人們的談論中及政黨選戰綱領中。澳大利亞特有的人口規模決定了在工業化進程中人口主要分布在幾個主要的中心城市中，各個城市人口不超過五百萬，人口密度2004年平均2.6人每平方千米，最高的首都地區137人每平方千米。但在一些中心城市的部分地區人口密度極高，如悉尼中心區達8300人每平方千米，悉尼北部是5800 每平方千米，維多利亞州的菲利普港口有5600每平方千米。而且各州的人口分布差別巨大，人口主要集中在昆士蘭州、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斯州靠近沿海的地區。由此看見，澳大利亞環境承載力受沿海地區限制最大的就是人口比較集中的中心城市及自然環境良好的沿海地區，而超出這些地區範圍廣大的受忽視地區必然有著巨大的開發潛力。但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的澳大利亞，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已不存在了，加之良好社會福利制度，形成了保守的社會心態，反對大規模移民破壞既要的生態平衡，實質是不改變現狀，繼續維護既得高質量的生活不受干擾，至於國家發展必須符合公民利益神聖不可侵犯這條原則。
大量移民的湧入受到政客、商人、經濟學家的歡迎，因為相比其他已開發國家，他們在全球性金融危機中為穩定澳大利亞經濟做出了貢獻。但關係每個澳大利亞人切身利益的醫療系統可能難於承受這么多的人口。一個明顯的爭論焦點是人口膨脹會促使GDP提高，還是導致人們追求更好的生活水平。儘管7年以來GDP平均增速達23%，但它的速度能趕上人口增長率嗎？顯然，在既有的醫療實施基礎上，不通過擴大投資購置新的醫療設備、建設新的醫院、養老院等、雇用大量醫護人員，迎接湧入的移民，導致醫療公共資源分享的頻率下降，從而影響人們的健康水平。再者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加劇，醫療系統承擔的負荷更加大。如果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必然要提高稅收稅率或擴大稅種，在稅率普遍高的澳大利亞，任何提高稅率的舉動必然影響執政黨的支持率。因而，大澳大利亞計畫必須使人口增長與整個國民健康水平與醫院改革聯繫起來，循序漸進，實施經濟地行之有效的移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