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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學所謂的本體總是和境界聯繫在一起的，離開人的境界就不能理解儒學的本體，而且也容易落入西方認識理論的窠臼。因此要研究儒學的本體，就必須從境界入手。難怪乎程顥曾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天理”是本體，但必須從“體貼”、體悟入手，否則，就無法認識“天理”。實際上，體貼、體悟就是境界。杜維明先生曾經根據自己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提出了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體知”，意在區別現代認識論中的主體與客體、認識與道德二分的思維方式。要研究中國哲學，研究中國哲學中的本體，就必須要去“體知”。以往人們曾經用西方哲學的思維框架去套中國哲學，結果不僅難以認識中國哲學的精神，而且也扭曲了中國哲學的真面目。所以，從體貼、體驗、體知出發，去思考儒學的哲學形態。從人的生存感受和對人生意義的理解出發，去思考儒學的性質。編者堅持這樣的觀點：儒學本質上屬於一種境界形態的形上學，它確實和西方的實體形態的形上學有很大的差異。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對儒學的研究，不僅採取了客觀的理性分析的態度，而且採取了主體的體貼、體驗、體知的方法。採取客觀的理性分析態度，意在理解儒學所講的道理；採取主體的體貼、體驗、體知方法，目的是通過介入感受儒學的意義。編者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給我們自己的存在尋找理由和根基，使生命有個託付的所在。這個託付的所在類似於宗教所說的終極關懷。終極關懷是個無限性的存在，而不是一個有限性的在者。在儒學那裡，這個無限性的存在就是“天道”。由於“天道”和“性”是緊密相連的，所以，為人處世要不愧於“天”，則首先要不愧於己，不悖於自己的“性”，對得起自己的“良知”。
在研究儒學中除了“同情地了解，客觀地評價”之外，還需要“批判地超越”。我們不僅要看到它的優長，還要看到它的局限。儒學本質上屬於一種德性主義的文化，這是它的特性、它的優長，但同時也是它的局限。這種文化曾在中國歷史上居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但是，到了近代則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從而退出了主流地位。而適應近現代社會發展的則是與西方文化有關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為近代以來的科學和民主的發展起到了理論基礎的作用，難怪費孝通先生撰文說我們需要為個人對理性的缺乏重視而補課，因為它決定著人的因素。因此，時下對於我們來說，首先需要的還是理性精神，因為我們國家正在建設的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我們還沒有走向後現代。所以，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就不應該成為現代中社會文化的主流。
我們不拒斥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因為後現代提出的問題也對我們有啟發，但我們更需要與現代化相適應的文化，我們研究儒家哲學思想也是希望通過對它的詮釋使之能參與現代人文精神的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