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G·弗里德曼
塞繆爾·G·弗里德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從事新聞工作和新聞教育長達三十年。他曾獲得普利茲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提名，並曾獲得美國猶太圖書獎
專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塞繆爾·弗里德曼不要夢想成為媒體英雄，要努力報導人世間不堪的事以喚起全社會的注意
那是1975年5月的一個晚上， 塞繆爾·弗里德曼 (Samuel G. freedman) 開始了他人生中第一個既真心喜歡又能拿到報酬的工作。在新澤西地方報紙《信使報》(Courier-News)的編輯部里，他作為一個還未正式走出校門的實習記者，感受到了至今仍無法忘懷的狂喜。
那天晚上，他穿著從父親那裡借來的夾克，留著低垂的頭髮和連鬢的鬍子，像流浪漢一樣被派到一個名叫布蘭奇伯格的地方去採訪鎮委會。弗里德曼在截稿時限之前完成了工作，並且因為往導語裡添加了“緩和”(assuage)一詞而得到了夜班編輯的讚賞。
現在，塞繆爾·弗里德曼已經成為了《紐約時報》的教育及宗教專欄作家，同時也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在1975年5月踏入新聞行業之後，他從地方小報的實習記者一路成長為全國大報的資深記者，成為新聞工作和新聞教育兩方面的典範。
憑藉《紐約時報》上的教育專欄“On Education”，弗里德曼獲得了美國教育作家協會 (Education Writers Association) 的年度大獎，並在1997年因為著作《遺產》(The Inheritance) 入圍1997年普利茲獎決賽。
在剛剛推出中文版的著作《媒體的真相：致年輕記者》中，塞繆爾·弗里德曼和讀者分享了自己從高中校報做記者直至今日的工作經歷。其中既有對“激進傳統”的繼承，也有隨著時代發展而進行的創新。弗里德曼以其新奇的觀念和激動人心的故事，為年輕記者們提供了關於整個職業生涯的指導。
“我希望我能告訴你們，你們正在進入一個歡迎你們、尊重你們，甚至敬畏你們的世界。我希望我能告訴你們，新聞記者總是被視為英雄，就像我在1973年上大學時那樣。”在序言中， 塞繆爾·弗里德曼為記者和新聞業的狀態做出了這樣的註解。
不要夢想成為媒體英雄
你從一家小報紙進入一家中等規模的報紙，再進入了《紐約時報》這樣的全國大報工作。你是如何獲得這些機會的呢?是你寄出了很多簡歷，還是這些報紙主動找上門來的?
當我想去一家更大規模的報紙工作的時候，我寄出了很多自己的簡歷、剪報。那時候還沒有個人電腦，所以我要在打字機上用手挨個兒把字敲出來。我總是期待著能夠順利地收到回復，讓我去接受面試。我的運氣很好，因為有些我過去的同事已經進入了《紐約時報》工作，他們將我推薦給了那裡的編輯。
我覺得對於年輕記者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停地寫作，爭取讓更大的新聞機構有機會看到這些可信的文字，努力建立一份優秀的工作履歷。
在著作《致年輕記者》中，你提到:“我寧可寫些默默無聞的人，而不喜歡寫那些名人。”你為什麼做出這樣的選擇，你又為什麼把這個想法告訴你的讀者?
我覺得那些名人早已經擁有了足夠的曝光度，而那些沒有進入公眾視野的人也應該為人們所知曉。我覺得，報導那些從來沒有被說過的人、從來沒有被說過的故事會更有趣一些。這些人也不會像那些長期出現在媒體上的公眾人物那樣圓滑，不會像公眾人物那樣在接受採訪時顯得謹小慎微。
我希望通過這句話告訴讀者的是，記者不應該被採訪對象的知名度和頭上的光環所左右。我們應該清晰地記住，記者的工作是講述那些未曾被講述過的故事，報導那些未曾被報導過的人物。
在中國，年輕人開始大量進入新聞行業。他們滿懷志向，希望能夠成為鮑博·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這樣的媒體英雄，希望通過文字改變世界。你覺得這樣的理想主義對於記者來說是好事嗎?
當然了，對於記者來說，做個理想主義者並不是件壞事兒。但理想主義並不等於幼稚，而是應該擁有理想，並且將記者這一職業作為實現理想的途徑。
我覺得年輕記者有點理想主義是不錯的，但不是夢想著成為媒體英雄。我在大學的時候就讀過卡爾·伯恩斯坦的故事，他絕對算得上新聞界的風雲人物。但是我覺得，記者本身不該凌駕於他們報導的新聞之上。要知道，伍德沃德在職業生涯中始終賣力而高效地進行新聞報導，而非努力成為一個媒體英雄或者風雲人物。
如果年輕記者擁有一種理想，希望去報導人世間那些不堪的事情並喚起全社會的注意力，這種理想主義對於年輕記者來說是非常非常棒的。
冷戰思維下的話語空間
你將記者定義為“忠實的信息經紀人”。那么你真的認為存在100%準確、“不帶偏見和黨派意識”寫作而成的新聞嗎?
如果你問我100%與事實相符的新聞是否存在，那么答案是:沒有。但是只要你竭盡全力“不帶偏見和黨派意識”地進行報導，那么就可以更接近這個標準。但是如果你覺得這個標準無關緊要，那么你就會離它越來越遠。
我覺得雖然不存在100%準確的新聞，但是如果你盡力去實現這個目標的話，那么也能實現90%的真實。這起碼也比很多記者的作為要強得多了。
現在，西方媒體在報導中國的時候，總是將報導引向民主以及新聞自由之類的話題。你認為為什麼西方媒體喜歡採取這種報導方式呢?
首先，一個比較常見的看法是，西方媒體總是用自己的價值觀念去看待整個世界，認為全世界都在追求西方的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當然，西方媒體之所以這樣進行報導的寫作，還有可能是為了讓他們的讀者和觀眾更好地與報導中的故事產生關聯感。
我覺得美國的駐外記者——我這裡指的不僅僅是在中國的美國記者，還包括很多其他地區——他們的一個重要的局限就在於，他們很難用當地語言與當地居民進行溝通，他們中的很多人也不見得都有機會學習當地的歷史和文化。
你會發現，那些最優秀的美國駐中國記者，都是能夠流暢使用國語，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記者。而不是僅僅講述那些在北京和上海街頭看見的奇聞軼事。
至於說冷戰思維的影響……我覺得冷戰思維的表現，就是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看成是美國軍事和意識形態上的敵人。這就是冷戰時期美國媒體對蘇聯的看法。
但是換到中國身上，情況又不太一樣。說到中國，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對手以一個經濟強國的形象崛起，而非軍事強國的形象。在冷戰問題上，美國人總是通過在經濟領域相對於共產主義國家的優勢不斷安慰自己，特別是在前蘇聯經濟崩潰的那段時間。
那么你就會明白，他們將如何解讀中國這樣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基本政治理論，同時又在經濟上經歷著巨大飛躍的國家了。
默多克非常非常可怕
在政治之外，商業是影響媒體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上個月，因為默多克的影響，一份澳大利亞媒體撤下了關於默多克夫人鄧文迪的報導。你如何看待這件事情呢?
就這個事情而言，我很難做出評論，因為我不知道具體的細節。但是總體來說，默多克對媒體施加了非常非常可怕的影響。而且，他還會用自己在媒體上的影響力，反過來影響美國的政治議程。所以發生怎樣的事情我都不覺得意外。
如何解決商業勢力和媒體之間的問題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在過去，美國曾經有過相關法律來限制一家公司或者某個個人能夠擁有多少媒體——這主要指的是傳統電視台。但是現在，這樣的法律法規已經不存在了。現在不僅僅是默多克，還有很多媒體公司的市場份額遠遠超過了他們過去的上限。
那么你個人怎么看前段時間默多克收購《華爾街日報》的新聞呢?
我在差不多10天前為《耶路撒冷郵報》寫過一篇文章，說的就是這個事情。我覺得這實在太可怕了。如果這個事情真的發生了，那么這樣一份廣受尊敬的報紙就會名聲盡毀，而且整張報紙都將瀰漫著默多克的右翼政治立場。
審視新媒體
幾乎所有人都在談論報紙的消亡和新媒體的崛起。《時代》周刊也將代表著草根媒體的“你”評選為2006年的年度風雲人物。你覺得新媒體的地位是否被過度誇大了?
我覺得著很難說。因為現在已經有很多很多的網站了，他們中的一部分獲得了很大的流量。他們正在改變媒體行業的版圖。這件事情好的一面在於，更多的聲音可以被聽到，在傳統的電視和廣播之外，網際網路上網民也可以發表自己的見解。
但是與此同時，他們在運作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好的情況。他們對讀者沒有公正性方面的承諾，沒有準確性方面的承諾，沒有採用嚴格的編輯和把關機制。他們可能會讓媒體變得越來越不專業。幸好，起碼從現在看來，還沒有太嚴重的影響。
每次有新的媒體形態出現的時候，總是會掀起一輪爭議，紙媒、廣播和電視是善是惡都曾經經歷過爭論。但是印刷機只是機器，而與價值體系無關。同樣，網際網路只是技術上的創新，而與價值體系無關。
那么當你在紙媒上看到自己的《紐約時報》專欄時，那種感覺是否與在網際網路上看到同樣的專欄不太一樣?
這很難說。對我來說，我儘量不將兩者進行區別對待。在我看來，這篇文章的原始出處比我以何種方式看到更為重要。如果我在看一篇來自《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我不會因為在網路上或者在紙媒上看到這篇文章而對其可信度產生不同的看法。
在上個月，美國《連線》雜誌的記者希望對幾個blogger進行採訪，但是這些blogger卻堅持使用電子郵件，以避免被錯誤地引用。如果換作你，你會採用電子郵件進行採訪嗎?
不會。我不會在無法通過其他方式確認採訪對象身份的情況下，通過電子郵件進行採訪。採訪是所有報導的核心手段。如果你和某人面對面地進行交談的話，你可以獲得對方更高的真誠度。如果你用電子郵件採訪的話……我覺得電子郵件是一個進行補充追問的好辦法，或者在聯繫某個人的時候也非常好用，因為人們可以在任何地方進入自己的電子信箱。但我覺得電子郵件無法取代面對面的交流或者通過電話進行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