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理由

國家理由（Ragione di Stato）是歐洲近代國家學的著名概念。其思想起源於著名學者、政治活動家馬基雅維里，認為國家（在馬基雅維里那裡是掌權者）為了行善，必須能夠作惡，必須同時具備獅子般的強勢和狐狸般的狡詐；為了謀取公共福祉和保存必要的權勢，以最終保存和發展更大的美德而對付邪惡，掌權者在應對時勢的“必需”（英necessity）時可以運用不合法律和尋常道德的手段，可以無視宗教、道德和司法的限制。馬基雅維里死後，1547年義大利人文主義者焦萬尼·德拉·卡薩第一次正式提取出“國家理由”的概念。“國家理由”論迅速傳播到全義大利，並外傳於法國、德意志，甚至經旅行的義大利學者傳播到英格蘭。在17世紀的義大利、法國和德意志，曾有一段時間連市場上的挑夫都熱衷於討論“國家理由”，可見其影響之大。

“國家理由”概念深刻地影響了後世的學問發展，德意志許多法學家，包括公法學創始人耶拿、法史學創始人康林、經驗主義國家學開創者開姆尼茨等均受這一思想的影響，但他們同時也提出，這一概念的運用須加以嚴格限制。最典型的限制方式是將國家理由置於法律之上，而置於神法和自然法之下。著名的國家理由研究者克拉普馬爾將其構想為“統治法”（jus dominationis，按語境正譯應為“統治權利”），可以置於“普通社會法”（jus commune seu ordinarium）之上，但卻在宗教和fides sive pudor之下。在德意志法學家和政治學家的努力下，“國家理由”概念逐漸清除了馬基雅維里的影響，最終經歷幾個世紀的極為曲折的演變，歸之於種種國家利益及公共利益並得到嚴格限定；在這一過程中，國家理由及隨後興起的國家利益思潮，促成了國家主義者的出現，包括黑格爾哲學和蘭克的政治思想都深受這種脈絡的影響。而在英國，這一思潮對霍布斯影響甚大，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利維坦》的構思，進而激發了啟蒙思想對於國家本質的探討，進而間接加速了現代國家的誕生。19世紀以後，國家理由學說逐漸分流進國家學、公法學、政治哲學等學科之中，以公共福祉、國家利益、民族精神等面目出現而從學術討論及實務套用中消失。它對人類的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實踐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