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理由》出 版 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8-1
字數： 234000
版次： 1
頁數： 269
印刷時間： 2008/08/01
開本： 16開
印次： 1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208073913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圖書 >>經濟 >> 經濟學理論 >> 政治經濟學
編輯推薦
沒有書能與這一本相比——它是一次重要的對於實用主義的現代闡釋。——沃倫·塞繆爾斯，密西根州立大學
布羅姆利教授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富有啟發性並且實用的關於制度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相關的文獻經常牽涉到屬於正統理論或是非正統理論這個“非此即彼”的問題，而布羅姆利教授的這套方法填補了其問巨大的空白。
——史蒂文·G·米德瑪·科羅拉多大學丹佛分校
我們都知道福利經濟學決不只是成本一收益分析，但幾乎沒有經濟學家敢於嘗試突破。而丹尼爾‘布羅姆利的新書《充分理由》就是這樣一次嘗試。書中告訴我們實用主義如何能幫助我們運用經濟學對政策進行分析。這項成果為一種新的制度福利經濟學提供了一個具有挑戰性而且見解深刻的基礎。
——一戴維·科蘭德，明德大學
內容簡介
在對經濟制度——包括一個經濟的社會習俗、日常規則以及權利體系（產權關係）——的標準分析中，經濟學家們使用了與分析個體行為相同的理論。在這本富有創新性的書中，丹尼爾·W·布羅姆利挑戰了這些理論，並主張代之以“能動的實用主義”作為一種思考經濟制度演化的可行方法。經濟一直處在調整的過程中，而本書是一個關於它如何調整的理論。 本書是一本關於研究“能動的實用主義和經濟制度”的專著，在這本富有創新性的書中，丹尼爾·W·布羅姆利挑戰了這些理論，並主張代之以“能動的實用主義”作為一種思考經濟制度演化的可行方法。經濟一直處在調整的過程中，而本書是一個關於它如何調整的理論。作者簡介
丹尼爾·w．布羅姆利，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安德森·巴斯科姆套用經濟學講座教授，自1974年以來一直任《土地經濟學》雜誌主編，他還在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擔任顧問。他的著作涉及的主題廣泛，包括經濟的制度基礎、產權的法律和哲學思考、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等，著有《經濟利益與經濟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論基礎》、《環境與經濟：產權和公共政策》、《充分理由：能動的實用主義和經濟制度的含義》等書。目錄
中文版前言英文版前言
致謝
序言
第一章 前瞻意志
充分理由
理由和原因的差別
目的因
結語
第二章 手頭的任務
挑戰生范結果主義
實用主義的途徑
能動的實用主義
第一部分 關於經濟制度
第三章 理解制度
解放與限制
對個體行動的集體控制
結語
第四章 制度的內容
建構的秩序
三類制度
制度的經濟效應
結語
第五章 制度變遷
普遍認可的真理
超越內生化
尋找行動的理由
結語
第二部分 能動的實用主義
第六章 信念的確立
從想法到信念
演繹式信念
溯因式信念
歸納式信念
結語
第七章 解釋
對解釋的緊迫需求
充分理由
原因和理由
結語
第八章 生范與預言
再論原因和理由
為制度變遷尋找理由
生范性和預言性的信念
結語
第九章 能動的實用主義
行動的理由
作為人類行動理論的能動實用主義
作為確定信念的理論的能動實用主義
結語
第三部分 能動的實用主義：套用
第十章 像實用主義者一樣思考
尋找理由
公共場所吸菸問題
瘋牛病問題
被篡改的基因
走向清晰的思考
第十一章 能動的實用主義與解釋
信念的確立
熱帶雨林的採伐
結語
第十二章 能動的實用主義與制度演化
競爭的財產關係
結語
第十三章 能動的實用主義者與經濟規制
經濟和政體
環境規制
溯因推理
結語
第十四章 充分理由
用頭腦思考
能動的實用主義：一個嶄新的理論
結語
參考文獻
書摘插圖
第一章 前瞻意志雖然知識的內容是已經發生的事件，是人們認為已經完成、因此被固化和確定的，但是，對知識的解讀是將來時或者具有前瞻性的，因為知識提供了理解事物的途徑，或是給出了現在仍在發生以及將要發生的事情的意義。
——約翰•杜威：《民主與教育》（1916）
充分理由
在1967年9月2日的午夜，瑞典政府實施了一項意義深遠的制度變革：更改了機動車應該靠著道路哪一邊行駛的規定。我們可能會料想，周日，即9月3日，瑞典的司機需要做相當大的調整，而其後的一個月內瑞典的路上很可能發生很多有趣的事情。為什麼瑞典政府要實施這一引起混亂的制度變革呢？只要都走同一邊，人們靠著馬路的哪一邊駕駛又有什麼關係呢？改變所有公路上的路標要花多少錢呢？是什麼可能的收益促使了這一更改？這些收益該如何度量，以便和確知的——或許是很大的一筆——成本作比較呢？在採取這項大規模的制度變遷前是否做過一個成本一收益分析？若沒有這類研究，我們如何能夠確定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不會受到損失？沒有這些證據，我們又如何能夠知曉1967年瑞典的行為是否是理性的呢？一些尋租的路標生產者一定會設法控制各州的機構，以獲得生產數以百萬計的新路標的契約。或許瑞典的政治家和城市的管理者想像著，如果他們調整本國的行車制度與鄰國一致，未來將比現在更好？
1973年，在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發表《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後大約10年，美國規定，除了緊急情況之外，禁止使用DDT（二氯二苯三氯乙）這種殺蟲劑。自二戰結束以來，DDT一直被用來抑制蚊子的生長以防止諸如瘧疾、黃熱病以及斑疹傷寒症等疾病。但卡森在書中用事實證明了DDT可能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並造成生殖問題。許多人將白頭鷲（美國的象徵物）數量的急劇減少歸因於DDT。的使用，而就這一問題的爭論顯然是推動《瀕危物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最終通過的重要原因。除了美國之外，其他許多國家也禁止或是嚴格控制DDT的使用。那么，在禁用DDT前，是否做過一個細緻的成本一收益分析來證明全社會將會從中獲益？如果沒有，我們如何能夠確信全社會更偏向于禁用這一有效的化學試劑呢？如果在缺乏成本一收益分析的情況下，美國政府仍非常武斷地強制實施一些法律，那么美國經濟如何能在與世界其他各國的較量中保持競爭力？或許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在起作用？禁用DDT是否是基於這樣一種判斷，即在一個帕累托經濟學家（帕累托（1848—1923）是義大利數學和經濟學家，在現代經濟學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帕累托改進”是福利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指的是所有人的境況都得到改善或至少保持不變的社會改進。這個概念還可以推廣到一個較弱的概念，即“弱帕累托改進”，指的是通過潛在的再分配可以讓所有人的境況都改善的社會改進。帕累托經濟學家指的是那些計算社會收益和成本並追求“弱帕累托改進，，的經濟學家。——譯者注）看來，無論其中的收益和成本是多少，人們的健康——以及保持自然環境不受損害——都更為重要而且絕對緊迫呢？
1819年，英國社會改革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成功地說服議會通過一項法律，禁止棉廠雇用9歲以下的兒童，並規定所有16歲以下的童工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2個小時。在1825年和1831年，這項法律被擴充為：所有18歲以下的僱工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2個小時，並且直到21歲以前，棉廠不能強迫他們在夜間工作。這些規定遭到了棉廠僱主們的強烈反對，他們說服議會拒絕對棉廠是否符合法律實施檢查和監督。到1844年，在工廠主的壓力下，入廠工作的最小年齡被推回至8歲。從1847年到1853年，一系列的法案最終做出規定，婦女和兒童日工作時間為12個小時（從上午6點到下午6點），其中包括90分鐘吃飯的時間。1875年，《桑登教育法》（Lord Sandon，s Education Act）出台，要求所有兒童必須在校就讀直到12周歲（Checkland，1964）。一個敬業的福利經濟學家該如何審視這些變化呢？這些是不是“低效制度”的案例呢？這些制度變化是否會降低英國經濟成長的速度呢？這些社會改革是否有一個完整的福利分析證明它們的收益超過了成本？如果沒有，我們如何能確認，當婦女和兒童可以在（或者被迫在）工廠中工作的時間突然受到限制時，效率和社會福利是否會受到損失？政策以一種如此武斷的方式干預市場，這種事情是如何發生的？難道這不是又一個將工廠主的收入（福利）再分配給工人的低效政策的案例嗎？
2004年11月，英國政府宣布帶著獵犬獵殺狐狸的行為是違法的——而長久以來，狩獵狐狸被視為典型的象徵著英格蘭和威爾斯鄉村貴族身份的娛樂活動。在之前至少20年的時間裡，這個問題一直處在激烈的討論之中，人們就它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展開了很多的爭論。有些人宣稱，近8000人會失業——其中包括馬具商、鐵匠、馬夫以及酒館和旅店的雇員。除此之外，還有人斷言，狐狸很快會在英國的鄉村泛濫成災，並會嚴重影響所有動物的生活。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一打破英格蘭悠久傳統的劇烈變化？難道沒有什麼是神聖的嗎？有沒有請福利經濟學家來對狩獵狐狸的經濟價值做個評估，或者在允許打獵和不允許打獵的情況下，分別就狐狸給經濟帶來的影響做個估計？有沒有做過研究，來確定其他人願意支付多少錢來觀賞穿著精美的騎手駕著華麗的皇室良種馬穿越翠綠的山林、奮力追逐他們的獵犬以及惱人的狐狸的場景？我們又該如何對待另外一些人的“被動使用價值”呢？他們從未打算去打獵，然而，一旦得知在某個周日的某處，大英帝國仍然存在著，他們便可能從幻想中獲得巨大的價值（或效用）——即便這個帝國在現實中已經不復存在。
1872年，在美國的西部開闢了黃石公園。它是第一個專門設立用來保護野生動物和自然資源的公園，覆蓋了懷俄明州和蒙大拿州近9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這之後，加利福尼亞州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和亞利桑那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很快加入了國家公園的體系。隨著關於特定生態區域和環境的新想法的出現，這個體系慢慢地擴張。然而，就我所知，至今尚無適當的福利經濟學分析讓我們確信從建立國家公園體系中獲得的私人和社會收益超過私人和社會成本。那么我們如何能夠確定效率沒有因此受損，而美國的社會福利也沒有隨之遭到永久的損失。我們能否得出結論：美國政府強征那么多土地的行為把美國的經濟推到了低效增長的軌道上，而且永遠不能恢復。
有些人認為，前瞻性的經濟分析能為經濟政策的設計提供必要且有價值的建議，而以上的例子突出了擺在這些人面前的顯而易見的問題。當帕累托經濟學家們因為公共行為缺乏福利分析而悲傷時，他們是否認為當工業革命如日中天的時候，旨在限制婦女和兒童工作時間的立法是“低效的”。當帕累托經濟學家們堅持認為實施重要的公共行為之前必須有一個福利分析時，他們是否認為美國建立國家公園體系是一個錯誤，因為沒有福利分析來確認它是否有效（Arrow et al，1996）。當發展經濟學家們在為某些國家缺乏有效的制度而悲傷時，他們是否想說挪威和瑞典在某些方面是低效的，因為他們的制度結構與美國不相似。是否我們已經有能力說印度主要的問題是它的制度沒有更像德國，而給予索馬里的答案是它必須更像荷蘭。如果經濟成長的方法如此明顯，那么美國的發展經濟學家只需說“變得和我們一樣”就足夠了。事實上，在過去兩年里，華盛頓共識——它被概括為美國對於自由貿易和資本市場開放的態度，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似乎沒有包含多少其他的內容（Stiglitz，2002；Tabor,1997）。20世紀末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本該被人們預期到的，因為之前國外資本大量流入，匯集到一個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礎的區域。這些缺乏的制度基礎經常被人們視為“管制”（regulations）而不予考慮，而它們為脆弱國家提供了必要的“上層建築和制度的腳手架”，以確保它們不會被大規模資本迅速的流人流出所衝垮。
這些制度變遷的例子說明民主的民族國家能夠為新的政策（新的制度）找到充分的理由，這絲毫不讓人感到奇怪——而且，即便沒有帕累托經濟學家們做出的貨幣上的估計，這些理由仍然能夠成立。那么，最優性和社會福利是否因此就受損了呢？
理由和原因的差別
公共政策涉及關於集體行動的理由的爭論，而人們往往發現，這些理由必然存在於未來的境況中。標準的帕累托經濟福利分析方法傾向於基於人們效用最大化的決策法則來評估公共政策選擇。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評估公共政策的方法是失敗的，而它的失敗加劇了人們日益感到的對於制度變遷的需求。公共政策問題或集體行動問題的產生，正是由於原子式的個人最大化行為所產生的加總結果和社會應有的結果是不一致的。如果將這種業已發現會產生不能接受的結果的方法視作集體行動藉以糾正現有問題的真實法則，這不是很奇怪嗎？
除了使用一種有缺陷的描述性法則來評估集體行動之外，傳統的經濟學政策分析方法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是失效的。在考慮個人選擇的時候，通常認為我們必須對未來個體身處的可選狀態作出評估。約翰打開了電燈的開關，因為他希望照亮前院。這種對於未來狀態的期望（一個特定的結果）是選擇的理由，而打開電燈的開關是前院被照亮的原因。打開開關僅僅是一個過程中必要卻不令人感興趣的一步，這個過程起於選擇的理由，伴隨著一個作為原因的事件，並以一個期望的結果為終。一個淘金者起早貪黑努力挖掘，是因為他希望發現金子，這是他努力工作的理由。注意，我們不需要引人效用的概念，說由於行為者的選擇，他們的效用提高了。認識到他們的行為有充分的理由，這就夠了。我們的任務是理解這些理由。經濟學家很有可能會堅持說行為者的效用因此提高了，但是這種對行為理由的裝飾是不必要的。對於我們解釋一個特殊的行為而言，說它增加了行為者的效用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當然，個人顯然構想（或渴望）生活得更好，不然他們不會實施這些思考中的行為。但是淘金者內心相關的想法是，如果他能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挖掘，他發現金子的可能性會大很多；而他的確讓自己確信他是在最有效的地方挖掘——不然的話，我們或許要在其他地方看到他了。
我們看到，人們期望發生的未來狀態既解釋了他們的行為，也為他們的行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無論這種狀態是一個被照亮了的、舒適的前院，還是一個裝滿價值連城的天然金塊的皮革袋。兩個個體——打開門廊電燈的約翰和淘金者——都是帶著腦海中清晰的未來在行動。注意，他們的理由是從未來推及到現在，而不是來自其他地方。這一選擇問題的概念化要求我們理解：想像中未來的目的驅使著現在的選擇。這樣來理解選擇問題使用了“目的因”這個概念。“所謂某當前過程的‘目的因’，指的是這樣一個未來的事件，它是當前過程發生的目的所在。……事物是由他們服務的目的來解釋的。”（Russell，1945，P.67）
那個淘金者起早貪黑辛勤地挖掘（一個現時發生的過程），是期望著未來的一個事件（發現金子）。對於未來找到金子的願望解釋了現在的挖掘行為。約翰的前院在未來會看上去更迷人——這個未來就從他打開開關的那一刻開始——解釋了約翰當前打開開關的行為。我們看到未來可能的結果促使並因此解釋了人們的選擇。人們預想著未來，而不是過去或現在而行動；是改變未來我們可能狀態的願望驅使著我們，而不是過去或者當前的境況；或者說，我們行動可能是由於意識到如果我們現在不行動，未來會比現在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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