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料
國共杭州談判
1937年3月25日，春意盎然的杭州，夜幕剛剛降臨，喧鬧了一天的西湖漸漸恢復了平靜。只見一輛小轎車在西湖邊昭慶寺旁的一幢幽靜、名曰“柏廬”的別墅門口停了下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周恩來同志和專程從上海陪他到杭州的中共聯絡代表潘漢年，以及國民黨聯絡代表張沖，秘密來到杭州。周恩來肩負著全黨的重託，將與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直接會面，談判國共兩黨停止內戰，聯合抗戰的重大事宜。次日，正在杭州休養的蔣介石邀請周恩來在西湖南邊的煙霞寺見面。
.西安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受黨的委派到西安斡旋，處亂不驚，從容應對，經過多方工作取得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最好結果，為國共開始正式談判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2月12日，他與葉劍英就和國民黨方面顧祝同、張沖等人在西安開始國共領導層的第一輪談判。周恩來明確提出，談判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要國民黨承認共產黨的軍隊，承認共產黨的邊區，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組織各黨派的聯盟。談判開始進行得比較順利，3月8日，雙方意見大體一致，周恩來便將談判結果擬成條文，電告蔣介石。但兩天后，國民黨節外生枝，提出要對條文作原則性的修改，使之具有收編的性質。雙方在民主政治與紅軍獨立領導、蘇區隸屬等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執。由此也使周恩來對蔣的意圖有了較深的了解，便根據黨中央的意見，提出直接與蔣介石面談。蔣便電約“恩來兄22日至25日到滬再約地相晤”，隨後決定在杭州會晤。
在談判中周恩來指出，中國共產黨對國共合作的立場，是站在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奮鬥的綱領上的，是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大計謀求與國民黨合作的，我們尋求的是彼此的諒解和相互的真誠，絕不能接受國民黨關於“投降”、“收編”的種種污衊。又一次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堅持蘇區行政區完整，政府人員民選推薦，紅軍編為3個師和紅軍領導人不變等項主張。
蔣介石表示，中共可以參加幾個月後召開的國民大會、國防會議；行政區可以保持完整，但正職必須由中共方面推薦一個南京方面的人擔任，以應付各方；紅軍改編為3個師，4萬餘人，可以設總司令部，國民黨只負責聯絡，對於糧食接濟，定願設法解決。接下來的幾天，雙方又易地再談，幾經交鋒。最後商定，兩黨合作問題，先由中共方面起草一個民族統一戰線的綱領，另定時間協商；蔣介石方面，仍由陳立夫與延安通過電報保持聯繫，關於紅軍改編和經費問題，由宋子文負責與紅軍代表洽商。
杭州談判揭開了國共合作新的一頁，形成了聯合抗戰的新局面。
（中共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供稿）
周恩來杭州之行
這時，楊虎城去職，西北之三位一體實際已不復存在。同時，由於共產黨方面經濟窘迫，按月接受國民黨提供之經費、糧食、車輛等幫助，加上談判進展順利，共產黨讓步大，國民黨方面某些人自然頗想趁熱打鐵，把已經進行至半的改編談判名符其實地搞成“收編”談判。蔣介石也指示編後軍隊中須加派副佐人員，政訓工作應派人參加。因此，顧祝同與賀衷寒於兩天后即將原議大加修改，使之明顯具有收編性質。新條文主要內容如下：
一、中國共產黨今後服從三民主義的國家及中國國民黨的領導，徹底取消暴動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運動，請求國民政府分批釋放共產黨，容許其在適當期內公開各節，可面報領袖候核。
二、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制度，改編軍隊，指定現在之地區，遵照地方行政區之規劃，執行中央統一政令，其行政人員得由地方及中央任命。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三個師（編制如附表，一四二四人），服從軍委會及蔣委員長一切命令。子各級軍政人員第一步得由部隊長保薦呈請軍委會任命；
醜各級副佐人員由中央改編後逐漸派遣；
寅政工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員加以訓練，與新派人員一同回部隊工作；
.卯現有騎兵改編問題及設指揮部一節，候請示後再定。
四、請求參加國民大會及國防會議，由中央決定後通知。
五、部隊改編後應積極整理，以備國防上需要及隨時調動至前線參加作戰。
六、各事接洽妥善，望將中國只能實行三民主義而不能實行共產主義之真諦宣告國人。《周、葉致中央書記處並告彭、任、劉、張電》，1937年3月11日。國民黨方面的反覆使周恩來深感不滿。依照新的條文，不僅蘇區將被一分為三，民選制度不能提，就是軍隊指揮、人員任用等中共也失去自主，編制也被壓至三萬，這無論如何難以讓共產黨人接受。甚至張沖也覺“太不夠格”，一再勸顧祝同不要太苛刻，但顧祝同堅持行政區按省劃分，指揮機關只能設臨時的，副佐及政訓人員一定要派。對於這種情況，共產黨人特別是軍事領導人相當憤慨。為此，中共中央召集了專門會議，決定要求周恩來採取強硬立場。中共中央電稱：“賀顧所提各點太不成話，其企圖在於欲使我黨放棄獨立性，而成資產階級政黨之附屬品。”“彼方所提如：一、划去民選，二、分裂蘇區，三、派遣副佐人員，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員，五、縮小紅軍至三萬人，六、地方部隊由行營決定.
七、改要求為請求，八、服從一切命令，九、置西路軍不提等，均須嚴拒，申明無從接受。我們的最後限度：一、三個國防師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副佐不派，學校必須辦完本期，政工人員不變，每師人數一萬五千餘，編制表自定，服從國防調動，西路軍立即停戰；
二、蘇區完整，堅持民選，地方部隊不能少於九千人。”同時，“抗戰準備”、“民主制度”、“改善民生”、“釋放政治犯”、“民意的國民大會”等，“必須與蘇區問題同時解決”。中共中央的電報還主張停止西安談判，“要求見蔣解決”。13日，中共中央再度經周恩來轉電張沖：“顧賀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帶有侮辱性，已經引起我方幹部極大憤慨”，移出“周提十五條，關於國民黨方面，我們認為不滿意，關於共產黨方面，亦當須部分修正”，“故談判須重新作起，兩星期內周回延開會”。14日早，周恩來得到中共中央來電，直接抄送顧祝同和張沖，並準備立即返延。中共中央此舉頓時使西安的氣氛緊張起來。顧祝同不得不請張沖轉告周恩來，稱“此事實為賀（衷寒）所弄壞”，要張沖根據原案再談，張沖也來向周恩來說明賀案作廢，但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應停止西安談判的指示明確加以拒絕。周恩來稱：“賀案作廢固好，原案做基礎我方仍有意見。”如每個國防師人數至少一萬千，騎兵要求一個團，地方武裝人數亦應有規定，河西問題須有辦法，等等，這些均須回延討論。《毛澤東年譜》（上），北京:中央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663頁。當然，為使對方不致引起誤解，在顧祝同的堅持下，周恩來仍於15、16兩日與顧、張等接連舉行了兩次會談之後，才返回延安。
16日，周恩來返回延安。之後，於19日攜中共中央已經草擬好的談判條件回到西安。20日，周恩來將該檔案示以張沖，它包括中共方面承認之十條與要求國民黨之五條，其主要為：
甲、中共方面承認：
一、擁護革命的三民主義及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
二、取消暴動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運動。
三、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制度，現有紅軍駐在地區改為陝甘寧邊區，執行中央統一法令與民選制度，其行政人員經民選推薦中央任命，行政經費另定之。
四、取消紅軍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軍委及蔣委員長之統一指揮，其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統照國軍同樣待遇，其各級人員由自己推薦呈請中央軍委任命。
五、改編現在紅軍中之最精壯者，為三個國防師計六旅十二團及其他直屬之騎兵、炮兵、工兵、通信、輜重等部隊，在三個師上設某路軍總部。
為特務營、工兵營、炮兵營、輜重營、交通隊、衛生隊、修械所、教導隊等。紅軍原有騎兵合編為一個騎兵團。紅軍改編後之總人數，不少於四萬三千人。
六、其餘處置：原蘇區地方部隊改編為地方民團及行政區的保全隊，編餘的精壯人員改編為徒手工兵隊擔任修路工程，老弱殘廢由中央給資安置，紅軍學校俟辦完本期後結束。紅軍中的醫院工廠保留。
乙、國民黨方面保證：
一、實現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方針，全國停止剿共。
二、實現民權，釋放政治犯，在全國各地分批釋放共產黨員，不再拘捕共產黨員，容許共產黨在適當時期公開。
三、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及選舉法，使各黨各派、各民眾團體、各武裝部隊均能選派代表參加，以制定民主的憲法。
四、修改國防會議條例，使國防會議成為準備與指導對日抗戰的權力機關，使共產黨亦能參加。
五、實行準備對日抗戰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體方案。對於中共中央之新方案，張沖自然感到難以接受，但為便於使周恩來面見蔣介石起見，張沖勸周恩來不必把新方案全文拿給顧祝同看，以免因顧祝同不滿而走不脫。因此，當日見顧祝同，周恩來只是反覆強調河西問題，對這一新方案只概括為如下五點告之，即：
一、陝甘寧行政區可改為邊區，民選改為地方推薦。
二、紅軍改編後人數須見蔣後定。
三、總部目前不能提臨時的。
四、派副佐人員目前甚困難。
五、政訓人員只能談到聯絡。
此時，因蔣介石有電約周赴滬，故顧祝同已不加留難。蔣電稱：“請約恩來兄廿二至廿五日到滬再約地相晤，一切皆要嚴守秘密。”《蔣中正致長安顧主任轉張沖同志電》，1937年3月16日。
22日，周恩來與張沖同機飛往上海，並很快轉赴杭州，與已經等候在那裡的蔣介石開始談判。
24日，周恩來先將中共對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和選舉法的意見以信函的方式遞交蔣介石。25日，周恩來再晤宋美齡，又向後者提交了帶去的中共十五條書面意見。次日，周恩來得以面見蔣介石，特別聲明中共願意：“擁護蔣委員長及國民黨：
一、領導全民族的抗日，保證領土主權完整，達到民族獨立和解放；二、實現國內和平統一、民主自由，達到民權主義為成功；
三、改善人民生活，發展國民經濟，達到民生的幸福。”但周恩來同時強調：“一、中共非投降，紅軍非改編，而是為民族國家利益願意擁護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和指揮，這種合作立場完全是誠意的、互信的，願意堅持到底的；二、中共這種大的改變，必須給以解釋的機會與時間，並望諒解其困難”，因此有些問題必須聲明和解決，如：（一）蘇區改成邊區（十八縣）；（二）紅軍改編三個師後，人數請容許在四萬人以上；（三）請設立指揮總部；（四）中央軍政人員只任聯絡；（五）學校辦完這一期；（六）增加紅軍防地。“三、以後一切都預力求就成一片，向心的而非離心的，並願以擁護統一及抗日之精神影響各省。”
蔣介石對此答覆說：這些小節不成問題，即使未談好，也堅決不會再打。國民大會、國防會議，幾個月後可以參加。行政區可以是整個的，惟為應付各方，須由中共推一南京方面的人充當正的，副的以下均歸中共。軍隊可以成立四萬餘人三個師及考慮設總的指揮部。接濟糧食等等，均可告顧祝同解決。他決不會派人破壞，只是聯絡而已。蔣介石特別談到過去的兩黨合作，稱過去合作的失敗雙方均應檢討，要保證永久合作，就要不只圖目前，而且要計及將來。中共有民族意識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來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只要堅守新政策，必能達到成功。但他要求中共不必說什麼國共合作，主要是與他個人合作，他希望中共這次改變政策，能夠說話算數，做到與他永久合作。因此，他特別突出強調了綱領與領袖兩個問題，特別是共產黨組織與蔣介石個人和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以及如何服從蔣的問題，要求中共中央商量出具體辦法，然後再派周恩來出來見他。《恩來致中央書記處電》，1937年3月30日。
3月30日，周恩來返回西安，隨即回延安匯報了杭州談判結果，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4月9日，周恩來直接致電蔣介石，稱：“歸膚施後述及先生合作誠意，均極興奮，現黨中正開會計議綱領及如何與先生永久合作問題。”會畢即南下晤蔣。同時，考慮到蔣介石的建議，中共中央開始草擬《禦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民族統一聯盟組織規約》，並討論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與選舉法。顯然，在中共中央看來，國共談判已開始接近於最後的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