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回回藥方》（以下簡稱《藥方》）。中國回族醫藥學大型綜合性典籍，未著撰人，紅格明抄本，原書36卷，殘存4卷，現藏於北京圖書館。
回族《藥方》以敘方為主，方論結合，回回藥物與傳統中藥並用。
據統計《藥方》殘卷常用藥259種，明顯屬於海藥並註明中文名稱者有61種；沿用阿拉伯藥名，目前尚不知何藥者52種，合計海藥為113種，占殘卷全部用藥的43．6％。其他146種則為傳統中藥，其中也包括已經華化的海藥在內。
從《藥方》中所載方劑來看，無明顯君、臣、佐、使之配伍。據研究，《藥方》不僅與阿拉伯醫學有根深的淵源關係，而且突出特色，東西合壁。在藥物劑型的運用方面，既有中國式的丸、散、膏、湯，又保存有阿拉伯式的芳香揮發藥、滴鼻劑、露酒劑、油劑，糖漿劑；有些醫方的臨床套用如菖蒲煎劑治療中風等，又是借鑑了中國傳統醫學經驗並和回回醫藥（回藥）相結合的一種用法。
在故紙堆里塵封了500多年的《回回藥方》（以下簡稱“藥方”），系紅格紙手抄孤本現珍藏於北京圖書館內。該方總計36卷。目前殘存的《目錄D一卷58頁，僅載有卷12和卷19至卷36的各門、類方劑目錄，而內容比較完整的則為卷12和卷30各63頁，卷34一卷49頁。現在這一殘本蒙北京圖書館惠允複製，經校點另排而將同世人見面。這是回族文化史和中華醫藥史上的一件大好喜事，也是民族團結進步在此一領域的具體體現。在此，僅就《藥方》的出版和有關的一些問題，介紹點情況並談點認識，權作為木版本的《前言》。
歷史
據歷史記載，早在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及南宋彭大雅的《黑韃事略》等文獻中就有所記載，但當時所稱“回回”是泛指信仰伊斯蘭的人，沒有分門別類的專指哪一部分人而言；而在元代文獻俞希魯的《至順鎮江志》的戶口簿中，對“回回”的稱謂便有了明顯區分的記載：“蒙古二十九戶、維吾爾一十四戶、回回五十九戶、也里可溫二十三戶。”因此，元代所提到的“回回”，或可說便是今天回族的先民了，又因為當時主要指的是中亞、西亞遷到玉門關以東的信仰伊斯蘭的各族人所以才有了長期以來流傳在回族中所謂“西域回回”、“西域古教”的說法；但是在明清兩代，卻又有回回、維吾爾混淆，族、教不分的情況，把我國信仰伊斯蘭的各民族統稱為“回回”的情形，總之回回各族的分野是要到近代才慢慢清晰起來。所以說回回藥典被視為是西北許多民族的共通產物，並不為過。
特殊療法
還有熏療、坐藥、放血、熱敷、冷水療、溫泉浴、拔火罐、及有名的吐魯番"理沙療"。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卷15以及王燾的《外台秘要》卷14，都載有"西州續命湯"藥方，西州即今吐魯番地區的高昌古城一帶。孫思邈的"小續命湯"就是根根據"西州續命湯"加減而來的，二者在方藥和主治疾病上基本相同。西域出產的很多動物藥物和礦物藥，在古代已名揚四方。當地民族用牛、羊、馬、駝、鹿、黃羊、麝香動物的筋骨、血、內臟，或以單方或配成驗方，治療各種疾病；還懂得將硫黃、 砂、明礬、阿魏、雄黃、石臘、石膏、白玉等礦物入藥。而《藥方》又可視為這種交流的總結之一。
緣起
1989年12月11日至13日，由陝西省政協、省委統戰部、省衛生廳、省民委和中華醫學會陝西分會、省伊斯蘭教協會聯合主辦，在西安召開了回族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回族醫藥學術討論會”。參加會議的代表來自北京、上海、寧夏、甘肅、四川、吉林、黑龍江和陝西8個省、市、自治區，有回、漢和納西族的專家、學者、中西醫生和醫療衛生幹部共113人，收到論文和資料85篇①。中共陝西省委、省人大和省政協的負責同志出席了會議並講了話，該省醫學界的知名學者和教授也到會祝賀。特別是由於漢族領導和學者以及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同志和中國中醫研究院的專家大力支持，全體與會代表的通力合作與熱烈討論，使這次會議開成為一個兄弟民族對回族文化關切的會議，一次民族團結進步的會議。會議由省政協副主席吳慶雲（回族）同志等領導親自駐會主持。全體代表經過3天的認真討論，認為從現有的資料和實際觀察，回族醫藥在某些理論、學科、臨床、藥物炮製、民間療法與驗方，以及體方、食療、保健等方面，都反映著不同程度的民族特色，其中有些醫、藥或豐富了祖國醫學，或反映為與現代醫學有所類同。因此大家認為，今後有必要從多方面對其進行發掘、整理和研究，並使之套用於臨床。
在會議籌備期間，由上述單位組成的籌備小組決定，會前有必要組織專家對《回回藥方》進行一次初步校點並印刷成冊。以供代表們討論。該校點本由陝西中醫研究院文獻醫史研究所的蘇禮、鄭懷林同志主校，李培振、焦振廉、王恰同志協助校點，最後又經有關專家龔純、李伯壩、金志甲、趙石麟和王發俊加以審定。代表們對該書討論以後，一致建議可對其再進行一次復校加工，然後正式出版。於是，會後經過協商，原會議籌備小組同意由寧夏回族自治區將其列入《回族古籍叢書》系列，鏇得到寧夏社科院回族伊斯蘭教研究所和該叢書編委會大力支持，這部古代回族醫學專著的校點本即將與讀者見面。因此該書的出版是有關回、漢領導同志與專家、學者以及編輯同志通力合作的結晶，也是一顆民族團結進步的碩果。
作者和成書年代
關於《藥方》的作者和成書年代，由於其《目錄·上》殘缺，因而還難以憑藉如署名、序文和題記等加以確定。但根據一些專家的研究，大致有以下的幾種推斷①：1、《藥方》是一種阿拉伯醫學著作的漢譯本或元人所譯的阿拉伯醫書②；2、是元代“回回藥物院”的回醫所著③I3、是元代阿拉伯醫家的遺作④；4、作者是長期居住或生長在北京的一位穆斯林醫生，可能祖籍新疆而非中、南亞人，約成書於明洪武元年至永樂元年（1368～1403年）；5、《藥方》是明代回族民間醫生的著作，成書約在萬曆二十一年至四十四年之間（1593～1616年）。推斷，各有所據。下文則是我的一些析證。
其一，元代阿拉伯醫著，就目前所知，僅有中統十年（1273年）著錄於《元秘書監志》卷七《回回書籍》的《忒畢醫經十三部》。“忒畢”一詞，是阿拉伯語Tibb的音譯，可譯之為“醫典”或“醫學”。而伊本·西那（阿維森那，980～1037年）的名著也稱為《醫典》。但將《藥方》與《醫典》對照，則前者並非後者的譯本，而是另一位醫家的著作。
其二，關於“回回藥物院”回醫所著的推斷，似有兩點難以成立。據卷十二《再有擦藥》條說：“找曾治婦人病，三年後必艾矣而可。”卷三十《說古阿里失等古阿里失喳八而乞刺西子方》條也說：“我在八里黑城內見一人胃經疼。”則可見《藥方》非集體編輯而系一人之作。其次，藥物院成立乾至元二十九年292年至治二年O322年）隸歸廣惠司。另據卷十二《治筋松肉慢》條存“北平”一詞。查元代井無叫“北平”之設，只有明洪武元年改大都路為“北平府”，永樂元年又改為順天府，即《藥方》成書年代的下限。如果至元二十九年作者35歲，供職藥物院。則洪武元年以後寫書，這時年已120歲左右，恐怕是難以為力的。其三，上引“八里黑”一地，也正是《馬可·波羅遊記》第27章的“巴拉奇城”。該城位於穆斯林眾多的呼羅珊以東和撒馬爾乾以南、阿姆河由東向北的轉彎處，南越興都庫什山而達喀布爾，當時是伊爾汗國東北界的重要城市，馬可·波羅也說這裡“回教非常興盛”。據此，我們基本上便可以認定作者是一位中亞的穆斯林醫生。此外，在作者指出的許多“古國回醫人”中，有一人名卜阿里，當是布哈里。因為按照阿拉伯、波斯和中亞人的習慣，在往在姓氏之後加上籍貫，例如此人是中亞的布哈拉人，便稱其姓為“布哈里”。這裡除了阿不阿里撒那和阿哈麻的法西魯西兩人尚難確定以外，其餘的大多是波斯、中亞人的姓氏，也許他們正是作者故鄉或本國之內他所熟知的古人。另外，我們還可以指出作者將“筆”稱之為“木沙塔卜”。如果他是阿拉伯人，就應該稱其為“乾蘭”。因此，據上所述，作者是一位中亞穆斯林並曾活動於該地是沒有問題的。
其四，他是何時來到中國的呢？眾所周知，元時中亞大批穆斯林來華，人口以數十萬計③。當時他們的共同語是波斯語，使用的是“亦思替非”文，元官方特設“回回通事”作為譯員③，後來才由上層開始學習漢語。作者作為一名醫生，治病救人，自然也要將漢語學會，而我們分析其著作中的語言，則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類：1．民間俗語。如簽、刺、鼻竅、脖項。混堂、風魔、抽扯、敖（割）開、克化（消化）、消散、些小（xuexing一點）、計較（在意）、有時間（有時）、渾身沉困、用些醋調、多半止不住等等，至今還依舊在西北回民中普遍使用。2．元人口語。如“發燒為因腿腳有疼來者”、“瘡能作壞了骨頭”、“睡臥不的，動轉不的，觀看不的”、“這的便是纏腸風根見識”等等。3.文言。如“已上藥當化者以葡萄酒化之，余藥搗羅為末”、“前醫人員用此方，而人病證個同，則備隨證增減代替藥味而用之”。4．不合漢語語法的句子。如“御米子在殼十時的響”、“若所傷有疼恐橫里有傷損的筋經爛了”、“治槍等傷者無腫且不作壞”等。5．顛倒的複合詞。如“又方涼藥”、“馬準西里撒”、“大失里撒馬準”、“虎而麻忻都的”（印度的萬年棗）等。從以上幾類作者的用語來看，說明他對漢語掌握得還不夠純熟，運用是很混亂的。至於後兩類。前者是將語詞以其民族語法組合成的，如過去上海灘上的“洋徑濱英語”，後者如將“馬核（膏子）”或置於藥名之後，或置於藥名之前，也反映了其民族的語言組詞規則。這些對作者來說，信筆寫來已經成為其習慣。而以上的這種語言狀況，也正是回族語言人早期阿拉伯、波斯和漢語交相融合的過程中所表現的一種普遍現象，至今仍然有其存在，尤其在回族伊斯蘭教的“經堂語”中更其明顯和易見。然而，到了明代中後期，漢語已充全為回民所使用，並出現了如嘉靖年（1528年）陳思《來復銘》那樣深練的文言③。因此對比作者的語言，即不屬於元代早期，更不是明代中後期，這就肯定了他是元代中後期由中亞來到北方或大都的一位穆斯林。其五，蘇禮同志根據“無花果”首見於明初《救養本草》，“阿大榮”首見於《本草綱目》、“堂子”又是努爾哈赤始創清帝杞神之所，因之將《藥方》的成書並代定為明萬曆二十一年至四十四年之間。然而關於“無花果”，阿拉伯語叫它作“安宙擊兒”，也就是《古蘭經》中所說的人祖阿丹（亞當）和哈瓦（夏娃）所食的禁果，穆斯林是很清楚的。因此，“禾花果”應是“安宙兒”的義譯，所以我們就不能將作者認作是明代人因而才從漢醫方書中知道了“無花果”其名。其次，伊斯蘭教教規是嚴禁吸用鴉片的。作者既然是穆斯林，這就證明“阿未榮”一詞也絕不是得之於《本草》。至於“堂子”，時至今日，這個名稱仍然為回民所使用，或者稱之為“混堂”。同時據文獻記載，“混堂”的興起是在阿拔斯王朝時代（750年），到了哈里發穆格台迪爾時期（908—932年），巴格達巳有混堂2萬多所，這似字也可能是誇大的，因為燈年伊本·白圖泰訪問巴格達時，也記載了這裡設有其中西部13個區，每區僅有兩三座而已。因此，”“所引卷三十四《骨脫出類》則正是這種混堂而不是清代皇帝的杞所。同時《藥方》既有蘇文所引的“令病下文則更有“入堂子浴後”、“抬病人入堂子，令熱氣蒸其身和軟”，此也有同類的文字，可見“堂子”就是“混堂”而無疑。因此，據“常子’廠詞將《藥方》的成書斷為1593年之後便是難以成立的。根據以上分析與考證《藥方》的作者應是一位伊爾汗國中亞地區的穆斯林醫生，大約在元代中後期來到大都．在為當地人民治病的過程中，同時也學會了漢語和漢醫知識及其藥物的使用。隨後，他便在其民族療法的基礎上，結合漢醫知識與當時回回人的治病經驗，並以這一時期外來人的那種混合式北方漢語，至遲在明洪武初年才使此書定們。最後，他又順踉要從中亞前來中國的穆斯林被稱為“回回”而為其著作命么，也許是為了從整體上顯示其“回回”藥方的民族特色。《回回藥萬》的特色。殘存的19卷目錄來看，該書是包括內外、婦、什、傷、燒以及精神病等科的一本冶療手冊。同時，再比較其中一些術語、藥名及其組詞還木夠統一，體例還欠規範，錯別字未加改正，而卷三十《說阿牙刺只方》卻又有一段較流暢的文言文等，則又可以認定該書還是一本尚未最後潤飾修訂的稿本。然而，它卻又分類繁細，收羅宏富，如按現存446條的比例推算，其方劑當有5000～6000條之多。特別是對骨、傷科治療手術描述精詳，其藥物涉及西亞、南亞、北非、南歐以及西藏等地賜書中除了與漢醫的通用藥百餘味以外，還出現了如“風府穴”、“脈微弦”等漢醫術語。所有這些，則又說明該書是一本將阿拉伯、中亞和漢醫治療相交融匯的貫通之作。除此以外，《藥方》還有如下的一些特色。
第一，它吸收了中世紀以來穆斯林世界的醫療精粹。因為從世界史來看，中世紀的阿拉伯伯醫學可以說是當時西方醫學的頂峰。早在6、7世紀，穆罕默德就曾經說過：“學問有兩類，一類是教義學，一類是醫學。”先知不但這樣強調，而且還遺留下了一些阿拉伯民間療法和方劑，被稱之為“先知的處方”。到了公元750年以後，興起了燦爛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這種文化曾經吸收了希臘、羅馬、波斯、印度等文化的精華，從而在醫學領域也出現了如拉齊和伊本·西那等具有世界影響的巨星。另外如《藥方》的下頷關節脫臼復整，是最早見之乾公元前4世紀希臘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介紹，而其中以抬高肢體減少出血的辦法，也是羅馬醫生蓋倫（Galen）的方法。由此可見，這些阿拉伯醫學遺產都為該書所吸收。
第二，它對人體生理和疾病的病理、病因，也具有較成熟的理論認識。如卷三十一《婦人身內動靜（狀況）類》所講的“說月經來之日”，《乳上證候類》的“說婦人乳汁動靜”，就是講生理的；前類中“治婦人胎中氣閉”，又是講病理的。特別是卷十二一開始的眼左癱右瘓》總論，巳講到“頭是腦之集”，指明這種疾症多在頭、手之筋（神經），從而闡明了半身不遂的內在發病機制是出之於腦。此外，它還指出了此症的外因是房事、重事（勞動）、驚恐、上高處、逢大喜、重醉以及飲食、氣候等等原因。至於前述抬高肢體以減少出血的處理，也說明作者巳能認識到出血有動脈和靜脈兩種。象這些認識，在當時都已經超出了中醫的認識水平。此外，如卷三十二的《治胸肝脾腎有腫者散》，特別是《治貼腫毒硬腫》，也說明他已經認識到惡性癌瘤在內臟的發病。至於卷三十的畸魯苦牙方》可“推腰子內碎石出”，居然能診斷出腎結石並以內科藥物排除。尤其卷三十一《懷孕動靜類》，除了生理和病理認識外，也竟有《說認男胎女胎》和《說男子婦人治其真氣使改動令生男》的妙方。
第三，它的方劑自成體系。如果將那些喈屈毅牙的藥叫做“民族藥”（即便譯出來是漢醫的常用藥），將那些如陳皮、良姜、雄黃、丹皮、白礬等叫做“漢藥”，那么，仍然還難以判斷後者中有些究竟是吸取漢醫的，還是採用了同一藥物的漢名。但是，僅從現存3卷的446劑來看，其中主要開列的還是民族藥。這就說明，（藥方》的方劑已經自成體系。再就方劑的調製來看，又會發現它大多以蜜為主，這似乎同漢醫沒有多大的差別。然而在“先知的處方”中對阿拉伯的藥物炮製，蜜的使用都是十分突出的，所以清代伊斯蘭學者劉智便將它同水、乳、果漿、花露總結為攝生的“五飲”之一，反映了對藥物調製的民族習慣。另外，按常情來說，同一病症的處方，往往因醫生的診斷和治療思路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作者的思路則主要實現了他的“民族思路”。例如，在卷三十的《難花馬準》和《微列知馬準》等方劑中，作者曾切吉它們的“壯陽”之功，然而其用藥配伍卻同漢醫對此症的處方迥然不同．綜上概述，可見《藥方》的方劑自成體系，是無可置疑的。
第四，它還有著奇特的用藥和療法。在用藥方面，如傷科中概用葡萄酒而不象漢醫多用黃酒，這顯然又是出於民族習慣。但是作者根據其民族醫療傳統，竟然以蜜蜂窩、磨盤塵、磨刀水、毛鴿糞、馬驢糞、（燒灰）、古牆中和泥的草節兒、阿西馬尼地方的地面泥，甚至混堂的夠膩、狐狸肉煮水等等均人之於劑。至於許多偏方，如將蝎虎搗爛吸刺，嚼韭敷傷止血，以蛛網擦傷口和以人發、紙、線燒灰止血等等，至今也仍然為回民所襲用。在劑型和製劑方宿，如“馬準西里撒”竟開列120味，並詳述其炮製服用之法。在劑型中，除了丸、散、膏、丹以外，還有湯、煎、油、外以及末子、餅子等等。其中，“餅子”在宋、元時代的漢醫方書中已多有記載，明代以後則較少見，因而據此也可以作為推究作者著書年代的參考。在治療方法方面，除了以擦、貼、拓、搭、漬尤其嚏、嗽等施治外，還有塵藥、沙療、火針、熱水蒸浴、坐冷水降溫、咂血、放血、滴鼻、挑掐、烙療（封閉血管）、香料排液、傷口填藥藥吸簽刺，以及鋸鑽碎骨井挫平，使用灌腸袋、三角巾、止血帶、腰椎骨折枕墊、甚至以水塗抹以細查纖毫骨裂紋、以雞翎管為芯用紙搶墊鼻，從而使患者通氣以治療鼻骨骨折等等，真是“千方”“百計”，奇妙無比。其中關於“傷損從身外著重人身及因跌磕有傷”的手術，尤其陳述詳備；對止血帶的使用，則較法國外科大師阿·巴瑞（A·Pare）的使用提前約兩個世紀，對三角一包紮和枕墊也創造了最早的記錄。至於咂血、吹鼻、滴鼻、挑掐，特別是各种放血等，至今仍然為回民所廣泛使用，往往能收奇效中第五，它的某些理論和學科又具有其獨特性和完整性。在《藥方》中，作者提出了一種“四體液；認為血、粘液、黃膽、黑膽是維持人體生命的四種基本物質。這四種物質一，失調，便會引發疾病。因此，《藥方》常常提及的潤、惡潤、黃疾、膿水、濕、濁等等，便可能都是四體液的失調轉化。這種理論，顯見得與漢醫的“說”不大相同，反而與阿拉伯--伊斯蘭哲學的“四元質”論有關。因為這種哲學的人體論認為，“此乃水、土、火、氣”，人體是“集氣、火、水、土之精”而成的。可見，《藥方》中獨特的“四體液”是一種阿拉伯的醫學理論。至於《藥方》中某些理論的完整性，既見之於發病見之於《折傷門》。前者一方面論及致病的外因是氣候、情志、飲食、起居、創傷和一方面及病理因素是體質、繼發病因和病變部位，因而在治療上便將對症施治也重視治本和治標。在《拆傷門》中，作者完整地論述了軟組織損傷、並從理論上闡述了原因發生機制、診斷和治療，對一些合併症也有些治療與現代醫學毫無二致。以上論述說明《藥方》不僅只是臨床實用，而且涉及基礎醫學、醫學繼承與發展、方劑學、外科手術理論，甚至還涉及民族學和民俗學的領城，是頗值得研究的。
《回回藥方》的價值
人在《藥方》尚未正式出版以前，筆者有幸得閱陝西專家的校點初本。雖然門外窺醫，難但特回族文化發展的層面上來看，則其價值還可以指出如下幾點。4．首先，就其著述來說，它應是一本在回族醫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醫學專著。因為從明代以米，山多族素在中國土地上形成的回族，已經逐漸地丸量吸收了漢文化。於是在醫療領域，也就以漢醫體系的療法為主而進行診治，同時也出現了屬於漢醫醫療體系的回族中醫。早在明永樂年間，偉大的回族航海家鄭和7次遠航，其船隊中的醫官醫士多達180餘人，除了由太醫院選派之外，還有被徵聘的如常熟、松江漢族名醫匡愚和陳常。這就說明，即使其中有回族醫生，看來還是按照漢醫療法治病的。以後，明清兩代各地回族中醫輩出。到了本世紀以來，如活動於京津的趙炳南（1899～1984年）和哈荔田（1911～1989年），行診於西安的馬萊軒（1866～1933年）和穆少卿（1900～1967年）等，也都是著名的中醫。其中趙氏是皮膚科專家，曾受到毛主席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其著作《趙炳南臨床經驗集》曾榮獲1977年全國科學大會獎；哈氏則是曾受業於北京名醫施今墨、周介人、范更生等名下的婦科專家，著有《婦科內經術指》、《哈荔田婦科醫案醫話選》等；穆氏也別有《穆氏醫學叢書》120卷，可惜“文革”中多遭毀失。從上述狀況和這些回族中醫的專著來看’可以說基本上屬於漢醫系統。因此，這就反映出具有民族醫療特色的《回國藥方》，是唯一的一部回族醫學專著，其價值便彌足珍貴了。
其次，就其外延來說，它又是一部中、阿文化交流而反映在醫學上的融匯之作。如前所述，廣義的阿拉伯醫學是吸收了希臘、羅馬、波斯、印度以及北非、中亞諸文化中醫學的總匯，雖然《藥方》中沒有系統地反映，但是我們從其方劑和療法中仍然可以找到某些存在。當作者來到中國以後，他以這種阿拉伯醫學為基礎，又吸收了不少漢醫的藥物、療法甚至脈學、穴位以及計量中“餞”的概念，這就決定了本書的價值乃在於它是一種中、阿醫學交融的產物。其實，這種文化現象在元代並不是孤立的。當時中、西亞穆斯林攜帶著阿拉伯文化來到中國，在天文、歷算、建築、戲曲、植棉以及兵器製造、手工業機織等諸多方面。無不與漢文化的這些學術、藝術和技術相結合，從而呈現出其民族特色。何況在此之前，阿拉伯藥物的引進和回族先民在中國行醫，也早就屢見於唐宋文獻記載。因此可以說，《藥方》作為一種文化融匯在醫學上的反映，在元明之際又進入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再次，從臨床套用來說，它無疑又是一份寶貴的中華醫學遺產。根據現存3卷中的41門二16類446條觀察，可以說《藥方》涉及到整個臨床以及藥劑修合與“活物治病”、“眾花果菜治病”等等，實可謂之豐富、精詳和特異。其中，除了作者指出的療效以外，有些至今還依然在回民中保存並廣泛使用的方劑和療法，也仍舊可以證明它的套用價值。此外一些專家在某些方面不但肯定了它的臨床功能，而且還盛稱《藥方》對祖國醫學的貢獻。作者是回族的先民，他的著作價值和這些臨床效應，無疑說明了《藥方》是一份中華醫藥的寶貴遺產。然而可借的是，500多年的塵封酣眠，使它還未能為醫家所周知，從而進行研究並採用於臨床。現在這種條件出現了，相信這一寶貴遺產必能假醫家之手而造棉乾患者。
後人研究
在西安的討論會上，與會代表和專家們以濃郁的興趣對《藥方》進行廠討論，基本上認為該書是一部融匯了阿拉伯醫學和祖國醫學的臨床學專著，是歷史上回族醫學家對祖國醫學的一個重大貢獻。然而由於來不及對《藥方》進行深入探討，因而對它的醫學思想和理論是否自成體系，它作為歷史科學的繼承實用價值如何，意見還很不統一。但是大家一致認為，今後應該對《藥方》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以便確定它的學木價值和套用可能。
筆者不敏，門外窺醫，班門弄斧，寫出了如上的認識和體會，現在還想再談點今後研究工作的意見。
第一，應該組織對《藥方》有興趣的中、西醫各學科的專家和醫護人員，對其展開多學科、多方位、多層面的研究，也不妨有所選擇地套用於臨床。這項工作，寧夏的有關機構責無旁貸，可以帶頭和牽頭、以兔散亂自流。同時還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開學術討論會，交流研究和臨床成果。對論文的發表，也應該提供充分的園地和機會。
第二，首先組織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系文字的專家，對《藥方》中民族藥的名稱按其所附原文進行翻譯，甚至有些不詳其治的藥物，還要對其產地的狀況進行專門探求，以供專家們研究時對照參考。因為只有提供了這種先決條件，才能使專家們從藥物的配伍中西藥方劑的構成特點。
第三，在上述基礎上，將同一病症的《藥方》方劑，與祖國醫學的同症方劑進行比較學研究，除了發現其異同並療效以外，也可以倒果為因，對照《藥方》的擬方思路，進而發現其診斷的民族特點。這樣作至關重要，應該作為研究工作的一個重點。
第四，就《藥方》的體例來看，它是一部臨床學著作，缺乏理論闡述。但有時也涉及到一些生理學。病理學和診斷治療學的理論。然而理論來自於實踐。有些理論有時在往用一句話或一段話來概括，不多闡述，其理也可以自明。因此，如果我們仍用“倒果為因法”進行逆探，從其臨床實踐如《藥方》對某症方劑的描述中抽繹出理論，加以整理，或者從其講述較詳、列方較多的門類如骨科、傷科中發現它的分支學科的理論來。
第五，回族的形成與發展有一個特殊的歷程，回族文化基本上是伊斯蘭文化和漢文化的融匯因而這就要求我們把《藥方》的研究放在這種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加以探討，以發現其來龍去脈。這樣，最厲結果必然會證實它與回族文化發展的一致性。否則就事論事，脫各所側重，則論者不將其歸之於阿醫系統，便歸之於漢醫系統，最後就很難確定它的民族特質。回族的歷史、文化研究，常常會遇到文獻缺乏的障礙。就《藥方》來說，它已有幸作為那個時期的醫學專著，並作為留給後人可資研究的唯一的一份遺產。因此本文所旨，藉此抑鬱，意在拋磚。現在《藥方》已拂塵而出，對它的探討並研究工作，首先便落在了醫。學界的專家、學者和醫務工作者的身上，同時也落在了回族歷史、文化研究者的身上。因為特不僅涉及中華傳統醫學、預防醫學、社會醫學、中西醫結合以及中華科技醫藥史，而且也提供了中阿文化交流史③、伊斯蘭教史、回族史和回族文化史以及回族民俗學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