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別
第四套1、2、5角四連體鈔、第四套1元四連體鈔、第四套2，5元四連體鈔、第四套10元四連體鈔、第四套80版50元四連體鈔散連、第四套80版50元四連體鈔百連號、第四套90版50元四連體鈔、第四套80版100元四聯體鈔、第四套90版100元四聯體鈔、
第四套人民幣四連體大全套（康銀閣）、第四套人民幣四連體小全套（長城版）、第四套1角到10元四連體鈔、澳門10元四連體鈔(雙錯版)、不同冠號澳門10元四連體鈔(雙錯版)、香港20元四連奧運紀念鈔、澳門20元四連奧運紀念鈔、香港加澳門20元四連奧運鈔套裝。
設計過程
這是籌劃設計時間最長的一套人民幣，從1967年1月總行提出設計第四套人民幣的構想，到1985年5月定案，歷時18年，這期間經歷了曲曲折折，排除了各種極左干擾，最終避免了第四套人民幣在設計上的災難。
1990年50元四連體1967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向國務院反映了湖北機械學院部分民眾對人民幣1元券天安門上沒有毛主席像、紅旗和標語提出尖銳批評的情況，同時提出了新版人民幣的設計構想。2月，李先念批示：“應準備一套新版人民幣，設計圖景要多反映些生產關係方面的題材，克服第三套人民幣生產力題材多的問題。” 1968年7月16日，總行第一次向國務院報送新版人民幣設計方案初稿，主要以“三突出”(突出毛主席的光輝形象、突出毛澤東思想、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兩個反映”(反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主題思想，當時受到周總理的嚴肅批評。1969年4月8日，總行第二次向國務院上報新版人民幣設計稿，票券畫面主要是反映極左的內容，仍未獲批准，後因林彪反黨集團覆滅而作罷。1975年11月18日，財政部(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與財政部合併)第三次向國務院上報設計印製新版人民幣的報告，設計方案的圖稿主要反映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和工農兵形象，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農兵上大學、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等，同年12月29日李先念批示：“放一放再說。”1976年5月10日再次請示，李先念批示：“暫時不辦。”以上上報的三套方案內容均是“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想的反映，由於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路線指導下，均被一一排除，使極左思潮未能反映在國幣上。粉碎“四人幫”以後，1977年11月15日，財政部再次上報關於設計新版人民幣的報告，詳細陳述了設計新版人民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很快於11月21日獲黨中央政治局審查批准。1978年4月，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首先組織印製系統專業技術人員進行研究，同年11月，在中央美術學院和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領導的支持下，在羅工柳主持下，由周令釗、侯一民、鄧澎、陳若菊等組成專家組，在印製系統專業設計雕刻專家張作棟、石大振、劉延年等參與下，開始重新設計第四套人民幣。經過專家們集思廣益，確定了設計指導思想和設計思路，最後完成設計方案。1979年12月8日，總行上報第四套人民幣彩色設計稿 (當時沒有50元和100元券)，12月20日經國務院原則批准。1983年2月24日，總行向國務院上報關於印製發行第四套人民幣的報告，同年3月3日國務院核准印製。
1980年10元四連體就在第四套人民幣設計過程中，1981年7月6日，總行就根據市場貨幣流通量猛增的實際情況，指示設計3種大面額票券，即20元、50元、100元，由北京印鈔廠設計為以泰山、新華門，人民大會堂、三峽，天安門、長城為正背面主景的3種票券。11月4日總行正式上報關於印製發行3種大面額票券的報告，詳細陳述理由，但此件未被批准。1984年2月29日，總行再次上報印製大面額票券的報告，3月4日國務院批示：“同意付印，何時發行另行報批。”200年10月23日總行上報關於公布新版人民幣時間及改變大面額票券設計主題的請示，陳述了原設計3種大面額票券與批准的1角至10 元券設計主題不一致，重新組織專家設計，並取消20元券，50元正面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頭像，背面用黃河圖，100元正面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四位領袖像，背面用井岡山全景，並將兩張票券作為第四套人民幣的配套面額。1985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批准。至此，第四套人民幣整套設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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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認為，雖然連體鈔市場行情很好，但是投資仍然需要謹慎。據記者了解，第四套人民幣發行後，先與第三套人民幣混合流通，正與第五套人民幣在市場上混合流通，但實際上第四套人民幣中的不少券別在市面上已很少見，有個別品種實際上已進入收藏領域此外，也有紙幣玩家指出，第四套人民幣問世至今已近20年時間，由於第四套人民幣發行流通之際也正是人們收藏意識提高之時，因此連體鈔存世量還相當大，收藏與投資連體鈔仍需十分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