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四川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四川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是依託四川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流動站、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點和文藝學博士點建立起來的。 學術陣容強大,科研成果卓著。1982年開始進行比較文學研究,1984年建立比較文學研究室,1992年建立比較文學研究所,曹順慶教授是中國新時期比較文學研究、特別是比較詩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

學所發展

近20年來,四川大學在比較文學學科方面發展勢頭迅猛,取得很大成績。1999年6月,根據科研體制改革的精神,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和文藝學兩個博士點對原有研究方向重新規劃,對原有學術力量實施最佳化組合,組成了該所。

其科研人員少而精,大都承擔著本領域的國家或部省級項目,整體力量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其三個主要研究方向(比較詩學、比較文學與文化批評研究以及譯介學與中西文學文化關係)既體現了該所的學術傳統和研究特色,又居於本學科十分活躍和迅速發展的前沿陣地。

學科現狀

目前,企圖覆蓋他種文化的文化霸權主義和封閉、倒退的文化孤立主義之間的文化衝突正在破壞全球文化生態的均衡發展,跨文化研究既反對文化霸權主義,也反對文化孤立主義;一方面致力於在世界文化語境中研究本民族文學,從他民族文化中吸取營養,拓展自己;另一方面,又從與他民族文化的比照中發現自己的優勢和弱點,儘量貢獻己之所長於解決世界文化新發展中的新問題。

有鑒於此,該所在學術發展的方向上將立足該所實力,著重(1)“‘全球化’語境中的比較詩學研究”,(2)“比較文學與文化批評研究”和(3)“譯介學與中西文學文化關係研究”,以期充分發揮所內專兼職人員在語言、學科和前期成果等方面的組合互補優勢,力爭在近期內從跨文化綜合研究的角度對拓展中國比較文學的格局,並對世界比較文學事業作出貢獻。

項目規劃

A. “全球化”語境中的比較詩學研究

21世紀中國詩學該何所取向,是本課題的關注核心。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

(1)20世紀中西詩學的交匯是以西方詩學取代中國傳統詩學為主流;

(2)中國傳統詩學與西方詩學具有不同的知識形態和意義空間。

(3)21世紀將面臨更為強大的全球化語境;在此種背景下,21世紀中國詩學在知識形態、文化立場、話語方式、思維空間等方面該向何處去,不僅是中西詩學比較研究的直接目標,同時也是它能夠得到合理展開的理論前提。?

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下,本課題的實質是以中西詩學的比較研究為核心來探索21世紀中西思想應如何交匯以及在此交匯的基礎上當如何創新。

在研究方法上,本課題力圖融用知識譜系學和現象學方法為一體:

1)以知識譜系學方法展開對中西傳統詩學知識形態及其歷史演變的實證性比較考索;

2)以現象學方法還原來推究中西詩學融會貫通的理論視域和邏輯之根。

項目內容:結合四川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基地的現有情況,本課擬從以下方面展開:

1)中國傳統詩學與西方詩學的“異質性”研究。

2)中西詩學話語的比較研究。

3)中西詩學知識譜系的比較研究。

4)中國詩學知識形態的現代演變研究。

5)20世紀中國詩學重要概念的語義空間及其源流研究。

6)中西詩學論域之相異、相通的現象學研究。

7)比較詩學的文化立場研究。

8)現象學視野與知識譜系學:比較詩學的方法論研究。

B.比較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化理論”研究

課題背景

21世紀的中國比較文學面臨著新的歷史階段,在全球“多元一體”格局下實現學科“本土化”亦即構建自己的理論話語將是其首要任務之一;

中國是開發中國家,在近現代的國際交往中處於第三世界範疇,與此同時中國又擁有數千年文明史及其可供轉化的遺產,如何在同與西方為代表的異域文化比較和對話中獲得復興已成為幾代人持續探求的目標;

20世紀下半葉以來,“第三世界文化理論”的興起無疑是中國比較文學必須關注和值得參照的重要資源,這一理論的突出意義在於打破“西方中心論”模式對非西方世界的束縛,開啟一個多元互補的文化新時代;

目前關於“第三世界文化理論”的研究已在世界各國興起並對西方和非西方世界均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中國方面的研究還未形成與之相應的局面,還有許多重要領域亟待展開。

課題意義

有鑒於此,從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角度對之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不僅必要同時也擁有明顯的學科整合及跨文化對話的優勢,可望取得明顯成果。

項目內容

結合四川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基地的現有情況,本項目可從以下方面展開:

2)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第三世界文化研究;

3)全球交往中的東西方文學與文化關係;作為“東方學”對象的異質文明——“非西方世界”與中國:從泰戈爾、魯迅到馬爾克斯、賽義德(“非西方世界”的跨文化比較);

4)多元文化與邊緣批評;

5)從文化產生、文化傳播與文化接受看20世紀的“西方文論在中國”;

6)本土傳統與比較詩學:文化殖民主義還是文化相對主義;

7)尋求共同語:面向新世紀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

C. 譯介學與中西文學文化關係

中西文學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全球化”進程急速迅猛,但“流”也罷,“化”也罷,都少不了路徑、橋樑和媒介——以語言文字為介質的翻譯。 在“流”和“化”的歷史和現實背景中,打破僅僅在語言學範疇內就翻譯論翻譯的局限,在文化傳播和文化交流的層面上開展翻譯理論和實踐的研究,拓展我國傳統譯學研究的視野,在夯實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基礎的同時創立二十一世紀的、新的意義的譯介學。交流不是單行道,只不過流向總是由相關各方的發展水平所決定。

“西學東漸”談了已經一個世紀,歷史更加久遠的中學西播卻長期遭到了忽視。 從考察路徑、橋樑和媒介也即翻譯入手,以確鑿的事實和豐富的史籍為依據,理出中學西播的歷史脈絡,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和規律。一代代的西方中國學家,不管過去或現在都是中學西播的主力軍。

研究西方中國學的歷史、流派、機構、人物、成果、現狀等等,自然成為了譯介學研究與中西文學文化關係研究的結合部。採用實證的傳統方法,引入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文藝學以及闡釋學和接受美學的觀點,以歷史時代為經,以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等為緯,對中西文學文化關係的重要方面——中學西播作全景式的考察、描繪。

適應現有的人員構成和前期成果基礎,以對中學西播問題的研究為突破口,爭取在三五年內完成一部多卷本的,系統、全面、翔實的《中學西播史稿》。在這個過程中,也出一定數量的譯介學研究和國外中國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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